贝壳电子书 > 文学名著电子书 > 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 >

第33章

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33章

小说: 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有什么活动?你怎样计划的?”还是正坐的那位科长,他主持审我,别人都旁听。
  “我这个人是痛快人,如果有计划,有活动,我在这一说,有多漂亮。何必叫这么多政府人员为我操心呢?不过,把我当作第二个陈兴芝,那是有出入的,我不是那种情形。”
  “你是哪种情形?”
  “我认为在监内搞现行反革命,第一,我没有那样想法;第二,没有对象。不管客观上怎样反映,我没有那样做。”
  “你说你自己没有做,是客观上的反映,那么客观上根据什么反映的?”
  “根据我是大特务,根据我们外帮组有五个犯人在一块搞小圈子,也许这五个人咬上了我,于是认为我有最大的嫌疑。”
  “说了半天,都是别人认为,你自己没有事!”
  “我没有事,也不能说没有事,有许多错误。”
  “都有什么错误?”
  “我借给别的犯人棉衣,拉拢同犯。”
  “拉拢同犯干什么?”
  “什么也没有干。”
  “是不是叫他们当交通(特务机关传递情报的人)?”
  “当交通,他们不懂得。”
  “关梦龄你是不是认为你不说,就可以混过去?”
  “这样吧,政府把我的活动计划说出来,我承认好了。政府宽大就宽大,不宽大也没有关系,现在枪毙了,我已经多活了六年。”
  “你要坦白,自己说!政府不能替你坦白。”
  “我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给我加什么罪,我都接受。反动也好,顽固也好,我是承认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抗拒!”万科长又批评我。
  我停了一下,没有说话。旁边那几位干部也都困倦了。我心想,白天都忙了一天,晚上又到这陪审,结果什么也没审出来。他们一定认为我很顽固。我想了一下说:“报告科长,我先回去,明天我写一写,写完了你看看,不行再说。我这件案子,也不是个小事,反正一天两天结束不了。天太晚了,我支持不了,腿也疼起来了。”
  这位科长往沙发上看了一下。有几位干部也说:“先叫他回去吧。”
  “关梦龄,你回去好好想,老实写!”
  回到监号,我把今天的审讯仔细地分析了一遍,知道他们手中什么也没有,审讯的词句很空虚,一听就是硬要东西。我最后脱身的那几句话,是想试一试,如果他们不叫我回来,那是有证据的,放我回来就证明他们什么也没有。我说回来写,搭了个台阶。我如果总是“不知道”,“我什么活动也没有”,那就不好下台了。我这样一说,暂时收场。我躺下来,心里很坦然。心想,他们这是何必呢?不敢往我身上乱加罪,又不肯对我放松。事缓则圆,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日子多了就会好转。
  早晨起床,一看脚脖子破了,我说:“这怎么办?挺疼!”
  “找医生,怕办不到。”这是李万金说的。
  他说找医生办不到,我倒要试一试。我拿张纸写了一个条子,交给班长。我想,如果医生来看,那我还有一定的重要性;如果置之不理,那就如同一般犯人。一般犯人脚脖子卡破了,根本没有治的。条子交给班长,班长回来对我说先等一会儿,上班医生就来。这里有犯人医生,有政府人员的医生。一般犯人,都是犯人医生诊断。我这伤不知什么人来看?早饭后,一个女医生来到监房!她叫我坐在门口,给我清洗了伤口,上了药,用绷带扎上。走时还说后天再来换药。她走后,李万金说:“这是李典狱长的爱人,她是不给犯人看病的,你是个例外。”
  “我的案子严重,犯人医生不能与我接触。”我这样说,但心里感到事情越来越好办了。

  三十五项缺点

  天天提审,写材料,忙得不亦乐乎。抽出时间还要写检讨书。我的检讨是这样写的:第一项、拉拢同犯,企图不轨,在1953年秋,借给反革命犯方锡志毛衣一件,又借给邹达棉袄一件,造成小圈子;第二项、破坏生产,浪费原材料,在劳动中,多用胶浆,违反增产节约的号召;第三项、心怀不满,抗拒改造,对政府人员的教育,背地发牢骚……共有三十五项缺点。写完之后,交给管教科。以后补充说明一件事:在监号与犯人谈天时说,犯人在监中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镇压。这个问题可能反映错误。我予以解释,并找出几个犯人作证明。
  晚上灯不亮,什么也不能写。我与刘克敏、李万金两个人聊天。他俩知道很多犯人的案情,没事他俩就谈这些。比如刘克敏说:“大厨房姓苏的,因为入洞房判了三年徒刑。”
  我一听感到奇怪:“怎么回事呀?”
  “成亲他没有房子,借住他大姨子的外屋。入洞房时,两口子一上床,他老婆一叫唤,他把嘴给捂上了。捂了半小时,后来一看,他老婆不吱声了,没气了!死了。这就判了三年。你看糟不糟,洞房事儿还没完,就抬死人,预备棺材。”
  “咱们隔壁住的那个小子,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天天哭,天天唱,叫人不得安静。他是个乡下唱小戏③的,因为放火,判了三年。他是唱花旦的,留个大背头,长得像女人。他刚入监不在这儿,在别的地方。他装女犯,入了女监,在女监里住了好几个月,有好几个女犯叫他给划拉了。后来发现,给他加刑到八年,送他到第一劳改队。在第一劳改队,别人去劳动,他请病假在家,他把别人的烧饼、酱肉偷吃光了,于是又把他关在小黑屋子禁闭。禁闭室有一个犯人姓王。姓王的有东西给他吃,就把他奸了。这才把他调来。他每天报告班长,问那个姓王的能不能来这里,班长批评他无耻,他笑一笑。”
  盗窃犯、破鞋、女人贩卖毒品……许多想不到的犯罪事实。听他们一说,我知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都汇集在这里。真想不到,我与这些人在一个监狱改造。
  11月17日下午,刘科长与万科长把我提到监房办公室,对我开导一番,叫我把自己的错误再好好想一想,写出来。不要有悲观失望的想法,对于外来的材料,还要好好地写。没有再追问什么。同日下午,张管教员也把我叫到监房办公室,样子似乎很关心似的,叫我好好想一想。
  我说:“我的精神已心劳日拙,脑筋这几天受刺激太大,等几天我精神好一些,我一定能想出来。我有什么反动计划,什么反动组织,我一定全部交待。这方面我不会装孬,我相信政府能掌握一切。”
  给了我几张纸,叫我写。回来后,我根本没有写。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监房的班长对我都很关心,使我感到有些人还能对犯人循循善诱,不是非镣即铐。戴这副镣对我起什么作用?只能引起我的抵触。如果依靠这副镣叫我低头,那只是表面的。这副镣可以把我脚脖子磨破,但不能叫我内心敬服。不知道将来在长春监狱的管教工作总结里会怎样把我写进去?
  六监的那几个号,仍然在就寝后过堂,脚镣子直响。我想他们这个案子很危险。这五个人如果走陈兴芝的路,后果不堪设想。
  11月21日晚饭后,万科长把我找到监房办公室,匆忙地对我说:“今天晚上开大会,叫你在大会上坦白一下,坦白之后政府处理你的问题,你先写个提纲,不要有顾虑。”
  给了我几张纸,我只写了一张纸的提纲,还未写完,又提我到办公室,万科长说:“写提纲来不及了,你上去斟酌情形说吧。”
  一个班长把我领到橡胶厂,进入管教员室。我一看干部都在这儿呢。大家都很严肃地看着我,一声不吱。万科长又对我说:“你怎样说,看你改造的程度了。”
  我心想,在这种场面我会自己找倒霉?乱说那就不应该了。我被领入会场,橡胶厂犯人全在。车间门口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广播器,我一看便明白了,这是全监大会,中心会场设在这里,别的厂子也要收听。这个规模不小,所有的犯人都望着我,特别注意我戴的镣子。
  叫什么会我忘记了,大会开始后宣布:“由罪犯关梦龄坦白!”
  我走到播音器前面,开始讲话:“我叫关梦龄,反革命罪犯。长春解放前曾充军统特务,长春督察处督察长。为非作歹,万恶多端,长期效忠蒋帮,反对人民革命。在长春曾由我率领特务杀害人民政府地工人员四十多人,收集解放区情报数百件,血债累累,死有余辜。长春解放后,迫于形势,向人民政府自首。经过政府再三教育,始坦白罪恶,检举别人,有点滴表现。政府本着改造人类的伟大精神,对我予以宽大,未予处死,送我到长春监狱改造。本应戴罪立功,积极争取,奈因过去反动成性积习太深,在监中进行现行活动,阻扰同犯,破坏生产,不满政府,抗拒改造。初步检讨严重缺点三十五项,这些缺点,多数是现行犯罪。自己认为,在监中不能立功赎罪,反而进行现行犯罪,理应受到严厉惩处,我本着不论有多大罪恶一定老老实实向政府坦白,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今后,我一定认罪服法,接受政府教育,安心劳动,彻底改造自己。”
  我说完了,袁副科长讲话:“方才关梦龄的坦白,你们都听到了,他有三十五项现行活动,他自己大胆地坦白了。政府宣布:对关梦龄这样大胆交待现行活动的罪犯,不予处分,现在给他下镣!”
  班长早已预备好了锤子,给我下镣。脚镣子下了之后,袁副科长又说:“与关梦龄相反,不交待自己的现行活动的罪犯钱文华予以镣押。给钱文华戴脚镣子!”
  马上把我那副脚镣给钱文华砸上了。袁副科长接着讲:“钱文华把秤砣放在机器里,破坏生产。这种现行活动有人证物证,但他拒不承认。所以予以惩办!由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大胆交待问题的关梦龄可以得到宽大;钱文华拒不交待问题,必然要受到人民的处罚。你们都要好好考虑一下,有问题的要向关梦龄学习。由明天起全监各车间漫谈今天大会的收获,漫谈关梦龄与钱文华这两个罪犯的改造态度。”
  把钱文华押起来,把我放回车间。许多犯人围拢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犯了错误,受到了政府的宽大。”
  我回去拿行李,班长叫我在六监外面等着,他把行李给我拿了出来。我明白了,钱文华就住在我那屋子,不然一定叫我自己去拿。
  搬到八监,这是橡胶厂犯人住的大宿舍。我心中倒也高兴,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我仔细一想,在肃反中拿我作典型这样办一下,对全体罪犯也可能发生一些作用。我已经过来了,就什么也不说了。张管教员有关系,他的关系还不大,决定我这个问题的是长春监狱典狱长,以及比他大的负责干部。张管教员可能在提供材料时从旁加盐加醋,把我说成十分危险的罪犯,但是上级不同意。吉林公安厅来了几个科长,监狱的正副典狱长和各科长都参加了对我的审讯。开始相当紧张,过了两堂便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
  在橡胶厂我原来有定额,因为白天我经常被提审,不能劳动,完成不了定额,影响下道工序生产。工厂负责人取消了我的定额,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每天照例提审,从中我也受到一些教育。有这么一件事:1948年,督察处秘密处死了一个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1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