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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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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这,我被打下擂台,橡胶厂的文娱活动也不找我了。我拿本《列宁主义问题》一看,什么事也不管。
  这期间,市局和各分局的干部每隔一天,两天,就有来找我了解材料。一谈起来,我就诉苦:“长春监狱对我不了解,我在这改造没有个好。他们只注重劳动,写多少材料也是白费。我的劳动只能随大流,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我干不过他们。我犯了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别人穿了我的棉袄,我送给刑事犯辣椒面,我不满政府发给我的二等三级等级牌……”
  一谈起来就没有完。我的意思,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领导,我见人就说,叫市局知道,以免将来张管教员蓄意害我,我吃亏,又无人知道,那才冤呢。要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势。有的市局干部对我说:“他们会了解你的,不要失望,还要好好改造,不会有问题的。”
  我想共产党对我的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市公安局执行的正确,长春监狱执行的有出入。我认为政策是好的,执行政策的人有问题。长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犯人提高警惕是对的,但是宁左勿右的作风不对。没有那样的事,硬说有那样的事,这是逼迫犯人“无中生有”。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既然不实事求是,我就不服。我口头对万科长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今后保证不犯。今天拉拢同犯,将来可能发展到现行反革命,我的脑袋也就掉了。这次政府挽救了我,再一次对我宽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都不是思想话。他们对我的工作是软弱无力的,只是声音很大,词句内容很空洞。除了“不老实”、“耍花招”,就是“你很危险”、“不要来这一套”。
  晚饭后工厂常开会。由管教员讲话,没有底稿,信口说。对全厂犯人讲一些生产及改造情况。有一次批评我,说:“有的人在这里面捣鬼,我告诉你,这样搞下去对你不利!不要耍你那老一套,不行了,现在人民说了算……”“有的特务头子,不认罪服法,消极反抗,这是自取灭亡……”“有的人,我们掌握了他的材料,他还装作聪明呢,到时候,他就后悔了!”类似这样的话,不止一次的在工厂犯人大会上讲,我装不知情。别的犯人问我:“管教员说谁呢?”我说:“不知道哇!”
  有一天,找我到管教员室。一个干部说:“我是东北公安局的,从沈阳来到长春,向你了解几个情况。我到长春市局,那边对我介绍说你很争取,表现得不错。”
  我一看张管教员还在屋,就说:“市局的干部说我很争取,那是过去,他们对我最近的情况不知道。我最近在这改造非常落后,表现很顽固,这一点对不起共产党对我的宽大,我很惭愧,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犯错误不要紧,只要能改就可以。改造也不是一个早晨就能改造好的,何况你在旧社会时间很长,下一些功夫,充实一些新东西,挖旧装新,不要闹情绪……”
  这些话很温暖,东北公安局的干部水平高,态度也稳重,叫我心服。他问我的一个组员陈东海的情况。他拿出纸烟叫我吸,我不吸。他说:“你吸吧,我负责。”我就吸了起来。最后他说:“咱们谈的问题,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我还来。”
  我回来,感到共产党的干部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很能办事,有的就能打官腔。也难说,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年龄不同,看法不同,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我把过去所接触的干部都回忆一下,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干部如公安局赵处长与我们谈话,也不吵,也不嚷,和颜悦色的,一句一句的说。他对陈牧说:“你这样不正视自己,将来不很好……”最后,还不是枪毙了。声音虽然低,话有力量。但有些人大喊大叫,一听没有什么叫人信服的东西,气得他自己都发抖。
  改造也凭运气,遇到一个好的管教员,本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宏愿,那自己就能占便宜。否则,就要吃亏。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犯人的事还不凭这些管教人员考核。不要说他有偏心,就说他理论水平低,形而上学看问题,那就要有出入。这些事共产党中央能知道?毛主席能知道?犯人敢怎么样?还不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张管教员的眼中,关梦龄是个老特务,最大的坏东西,没有比他再坏的了,他是长春监狱的定时炸弹,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破坏改造的危险。这样固定地看我,我还改造什么?先给我下这样的结论,好也是坏,坏也是坏,积极是假积极,不积极是消极。没说的,我倒霉。
  第二天,东北公安局这位干部又来提我,材料写完,又谈了一些改造的问题。我把在这改造所以犯错误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我说:“政府人员应该批评我,教育我,以至于处分我,不应该三天两头在犯人大会上,指张飞说李逵,那样讽刺,那样挖苦。有一次张管教员在犯人大会上说,‘一个特务头子背后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在这作反动宣传。’这话我没说,可能是别人说的,反映情况的犯人乱反映。我到管教员室找张管教员,他不在,我与李管教员说:‘我没有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这个说法我不承认。因为提到特务头子背后说,所以我不能不考虑。’李管教员是个转业军人,态度很好,他说:‘特务头子又不是你一个,也没有指你名字,你不要冲动。回去吧。’类似这样的事,我在思想上抵触,对他们这样改造我,我接受困难。”
  “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志走入社会不久,热心够,经验少,工作上也可能有问题。但是你要从自我方面检查,不要责人严,责己宽。至于在大会上批评你,那也没有什么,给别的犯人一些教育也有好处。这里归公安局领导,都要实事求是。思想打通了,这些问题就认识了。我说得对不对,给你作个参考吧。”
  “您说得很对,但我的思想现在还没通,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认识。”
  “慢慢就通了,思想改造不能性急。”
  这些话对我很有教育,我想了一下,应该加强自我改造。
  市局的干部还是不断找我要材料。我要求调回市局,我的理由是:“我在橡胶厂劳动,一个星期白天班,一个星期夜间班。白天班各机关提我问话,我可以放下劳动去谈话;可是轮到夜班,白天提我审讯,我不能休息,不如回到市局看守所,天天写材料。”有的干部答应给我反映,有的说:“不劳动身体不行,每天做一些轻微劳动对健康有好处。白天不能睡觉,工厂行政会给你解决的。”
  没有高兴的事,每月两元钱的赏金也停发了。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无钱不能买,馋得慌。一个叫阎树浩的刑事犯与我很好,到期释放,我求他把我的手表带出去卖了,把钱给我送来。报告了管教员,把表带出去了,但只给我送来六万元钱,就无音信了。我的表当时值一百万元,是瑞士乌铬卡。
  现在,这里没有一个干部或管教员鼓励我,都是各机关保卫科的人或市局的干部对我教育或鼓励。他们不吸烟,但是给我买纸烟。我对市局的人说:“我每天这么写材料,工厂的管教人员都不知道,还有的犯人背后说,关梦龄这家伙真成问题,自己的事不交清,今天审,明天审,没个完。”
  “他们不知道,政府知道。”
  “我建议各机关人员到这提审犯人,写材料,都要填一个表。审讯完毕,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的内容及态度,予以鉴定。这样不至于把犯人的优点埋没,犯人积累一点优点不容易。没有优点,改造没有成绩,前途还有什么希望?”
  后来,我的建议采纳了。外机关人员到这提审,手里都拿一张表,上面有被提审的犯人的姓名,了解的内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好不好,都有鉴定。有了这样的表,我的优点就多了,不论管教员知道不知道,我的优点写在纸上,不能否定。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是夜班,正在干活呢,管教员叫我回监房去睡觉。也没说什么事,我只好放下工具回号睡觉。我回到监号,贺班长问我:“关梦龄你回来睡觉来了?”
  “是啊,不叫劳动叫睡觉,也不知什么事?”
  “明天你去参加一个大会,还能吃肉呢!”
  我再问,他就不说了。不过我也明白了一个大概,可能去到别的劳改机关参加奖惩大会。这倒没什么可顾虑的,不过心中有一个总的想法,在长春监狱好事轮不到我的头上。
  天还没亮,班长就叫我起床,到监房另一个办公室,那儿有五个犯人。有一等犯人于来宾,他是进步的;有二等犯人两个,一个戴脚镣子,临时给他下镣。我一看就明白,这个是顽固蛋;还有一个人,虽然什么也没戴,看样子也不是进步的。史股长叫我们吃饭,高粱米饭、萝卜汤。我吃了半碗,等着吃肉去。
  这个地方我们来演过剧,是第一劳改大队。进了第一中队的监房,有的犯人与我们认识,打招呼。不一会儿他们吃饭,大米饭炖肉。我一看,肉真不少!他们一百来个人吃起来,没理我们。岂有此理,他们的话剧团到我们那儿给他们包饺子,今天我们来了六个代表,连饭都不给吃!这里没有干部,犯人也不吱声。好,你们吃吧,我们坐在炕头上看着你们吃。一二千人改善生活,还在乎我们六个人?
  他们吃完了肉,大会开始。那么冷的天,犯人都坐在院子里,我们坐在前排。这是劳改大队的年终奖惩大会,由吉林公安厅王处长主持。给改造好的犯人发了奖,不好的,还有潜逃的犯人加了刑。有一个刑事犯判了一年,还有两个月就到期,可是他等不及了,逃跑了,抓回来,又加刑三个月。这事叫人好笑;还有一个不接受改造的罪犯叫杨守田,当场被枪毙了。大会开完,又到一中队休息。他们开晚饭了,但是没有肉了。有的犯人张罗叫我们吃了一顿,也没吃好。天气很冷,坐卡车回到长春监狱。
  第二天,管教科史股长叫我们把参加大会的情况,向全监犯人传达。我们整理了一天,才把这个稿子整好,我只动口,没有动手。我对这个大会感想不大,口头上说,对我有很大的教育作用,不能顽固,再顽固就枪毙。我一定好好改造,这回给我敲了警钟。其实这不是思想话,我是讲给进步犯人听的,叫他们给我反映,说这个奖惩大会对关梦龄很有教育。我的思想不是这个大会所能解决的。这个大会奖惩的犯人,与我根本不是一类。劳动好的得奖,我劳动是中等得不了奖;刑事犯跑给加刑,我根本不敢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杨守田反抗改造,现行犯罪枪毙,我也不可能像杨守田那样动手打干部。
  又评犯人等级,给我评了一个三等二级——蓝牌!但没发等级牌,我很不高兴。第二天,我到张管教员那去要等级牌,以便佩戴,他说等做好再发。
  我想,我戴个三等二级的蓝牌,天天去提审,让各机关的干部看看,我哪点不好。给我评个三等二级,纯是张管教员私人意气用事。这个等级牌,始终没发给我。

  又戴镣铐

  1955年夏,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公安部的一个报告上说,对反革命分子要进一步肃清。我看了这个报告的新闻,只一小条消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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