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养你十八岁-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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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的？”老师有些激动。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她：“这是一个教育家的话，他的名字叫苏霍姆林斯基。”说罢；没有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第一章 少年退学第2节 家长的问题出在哪里
这就是老周家的规矩，老爸就是硬道理，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黄牌就是黄牌，红牌就是红牌。掏牌了又不执行，以后的游戏还怎么玩嘛！
我们当父母当得有些投机，我们以忙学业为由推卸了拉扯孩子的责任。
回头看往事，人生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是逃避不掉的，逃避必遭报应。我相信报应。
子轩是我牵着手把他领出校门的，我对退学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这一点我从不否认。但是必须说明我当时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时冲动。
退学事件发生之前，他在学校的不良表现已经影响到家庭的安宁，他的母亲曾被老师传到学校多次，每次都带回满腹牢骚跟我吵一架，抱怨我从来不去学校见老师。终于有一次，子轩母亲说，她再也不去学校了，以后让我看着办，她受不了这份难堪。我因此郑重其事地向子轩出示了黄牌：因为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让学校传过，这就是老周家的规矩，老爸就是硬道理，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因为早打过招呼，决定退学实际上是履行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如果再让老师把家长传到学校，立即退学没商量！记得我们事前商谈关于退学的约定时都很平静，无奈的平静。老师有最后通牒，我把老师的话转达给了孩子，接着向他交代清楚了我将采取的行动。我也给他讲了种种后果，他做了检讨和保证，游戏规则就这样定了。打这以后，我们的心都悬着，子轩老实了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又滋事了。上自习课他在教室里面带头捣乱，站在桌子上起哄的时候，让老师逮了个正着。接着就发生了我和老师之间的冲突。约定的事情当然要执行。快刀斩乱麻！当事情没完没了，扯不清的时候，我喜欢找这种调子。我的初始动机是想设一个底线来解决问题，希望这张黄牌能起到威慑作用。作为当事人，子轩已到了知道后果的年龄；说不知后果是装糊涂。因为退学是一个约定，我们事前有商量；在他领红牌的一刻我们都没有感到突然。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下这样大的决心让孩子退学呢？直接的原因出在孩子身上。孩子一上中学，就搬到学校里住，学校就在家跟前，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本来无必要住校，孩子想获得更大的自由，编了许多理由。当时我们当家长的都在忙各自的事情，没有觉察到他变化的苗头。当他提出住校要求时，我们还都往好处想，希望他在集体生活中能早些学会自理。谁知住校后不久，这个孩子就判若两人，成绩直线下滑，成了班上的动乱之星。老师告状日渐频繁，发展到后来，老师开始传家长到学校接受再教育了。内容无非是历数孩子调皮，上课睡觉、不按时完成作业等等，然后就是让家长做保证，说白了就是想让家长把孩子收拾一顿，再往下就是带有通牒口气的话语。我能体会到他母亲曾经蒙受过的难堪，更感到无辜。我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不应当接受的骚扰，我们招谁惹谁了？我很想报警，真这么想过。
心烦意乱中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就像李春波的《此致敬礼》歌词中写的那样，一辈子干革命工作，哪里理睬过我们的学习，哪里遇见过这么多破事！他们没什么文化，更不知道还有教育学、心理学、营养学，家训只是平淡的一句话：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活人。他们像同代人一样放养着自己的孩子，收获的却是人前的荣耀……
想到这儿，我真正感受到了事业和人生的挫折。事实明摆着，我学到的教育理论千好万好不如上一代的老套家教得出的结果好。我的困惑并不因自己是一个教育学者就比别的家长少。
在处理家里家外的事情上，我和上一代一样，并不是护犊子的那种家长，也从不惯孩子。子轩的臀部已经为老师的状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似乎是家长管教孩子的最后招数。总不能打牛千鞭吧，我的确再也下不了手了。我也是当过老师的人，遇到过更顽劣的学生，听一个讲求师道的前辈说过，为师者不能像军人一样指挥家长按教育的要求行事，哪怕你是正确的；向家长告状的老师是无能的。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我当老师的时候从来没找过任何一个家长的麻烦。怎么我居然成了一个问题家长？我当然想不通。
我也想不通子轩的所为，为什么这么不懂事？为什么非要逼我痛下杀手？你知道未来等着你的是什么吗？我又怎么向世人交代？子轩在学校的表现可谓不良，但是就事论事，他还谈不上恶劣。单从处罚尺度上讲，他的所为不足以按退学论处。也许他当时也知道这一点才胆敢一次次试探家长的爱有多深，老师爱你有几分。聪明不是错，知道自己聪明玩聪明大祸就要临头了。《圣经》里的主祷告词说：不要试探。子轩是为试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可以违抗父训，我们之间也可以讨论更低的底线，但不可以走私承诺，底线不能是橡皮筋。黄牌就是黄牌，红牌就是红牌。掏牌了又不执行，以后的游戏还怎么玩嘛！履约行为本身不是错误。
如果追究责任，也许更应该追究到早前，我愿意承认对他的早期教育不够，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的性格中大概也有DNA，从童年就开始成型了。子轩自小是由双方的老人带大的，我们当父母当得有些投机，我们以忙学业为由推卸了拉扯孩子的责任。如果有谁说我们不负责任，我们有主流社会提供的现成理由：一切罪孽都是“四人帮”造成的，没见到我们正在忙着抢夺“四人帮”给耽误的青春损失吗？我们理直气壮地把孩子推给了老人，老人也是心中暗喜半推半就。老人与孙子之间享受天伦之乐虽不能说是坏事，但是过度的宠爱总是给孩子的过失留有退路。我的父母对我们的家教从来是严厉的，但是对孙子的态度正好相反。我对子轩小时候的管教勉强算做严格，但是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小小的孩童就会看眼色，孩子总是倾向于温情，只要爷爷奶奶在跟前便有恃无恐。代沟的裂痕也许从那时就开始发育了，致使后来的家教事倍功半，甚至油盐不进。
回头看往事，人生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是逃避不掉的，逃避必遭报应。我相信报应。
第一章 少年退学第3节 大学死了
精英学子们不堪忍受大学里面的迂腐和屈辱，纷纷下海、从政、出国，剩下了一群怕杀头怕领导怕老婆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在办大学。
大学里面的主人被“逼良为娼”，卖身的钱又要掏出来送后代进去“坐台”，什么事嘛！作为当事人的我感觉到现实的荒诞。
大学已经死了，你们还上什么？
退学意味着什么？这对我这样一个学教育专业出身而且一直从事教师职业的家长来说不可能没有考虑过。
那一段时间，我正在家闭门写作。我站在一个自由人的立场上对当时的教育现象进行思考，对滞后于市场经济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严厉抨击，写了一组题为《市场化：中国教育的选择》的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其中的许多超前预见今天已经应验，有些观点仍然鲜活。写教育文章对搞教育理论的人来说理所应当，但是我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我是为寻找思想出路和子轩的前途而写作的。他在现实中接受的教育让我绝望，他的发展前程让我忧心忡忡。
退学的选择我早就考虑过了，子轩即使不调皮捣蛋，正常地接受学校教育，其发展后果我也并不看好。最后不就是为了考大学吗？大学我读了十年，教了十年，总能算是个知情人吧。莫谈中国的大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和过去比只能谈数量，质量只能说是每况愈下。当年我考研究生的时候，17名考生竞争到最后只招了我一个，看看今天的研究生，成班招，几乎是能考上就能毕业，考不上的舍得掏钱也能混个文凭。导师就更不要比了，我的导师一辈学贯中西者大有人在，今天的研究生导师且不谈学问见识之短长，能写好白话文的有多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大学里面无英才，而是说，这年头的职称、名头太“水”，有真才实学的人在今天的学校里未必能受到重用。无论从一个教育学者还是从当家长的角度看，我的教育理想总不能满足于供养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式的人才吧！你就是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就算是成了人才又能怎样？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是这样的：
海南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椰子从树上掉下来能砸着3个老板。言是皮包公司多，什么人都可以当老板。下海人自嘲续写了这个笑话，椰子砸到谁也砸不死，因为都顶着博士帽，其他两个人穿着宽大的黑色安全套，款款地兜住从帽子上滚落的椰子，就地打开当早餐吃了。多熟悉的笑话，多形象的刻画，那就是我们。1987年，当时中国大陆学历最高的一批人来到海南，世称“十万人才闯海南”。踌躇满志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抛弃了到手的一切，怀着19世纪美国西部牛仔淘金的激情，聚集在这个小岛上寻求自由的梦想，他们张开想像力憧憬着：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变成一个更大的香港，中国的曼哈顿。可是苦涩的海水很快就洗白了学子们刚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学来的最后一点浪漫，这里是有着千年流放配军贬官历史的蛮荒之地，这里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地方，这里的官位、人命都可以标价。找不到在编岗位的人为谋求生存只好以出售自己的方式寻求打工机会，海口东湖自发形成了人才交易的集散地，不远就是红灯区。大钞票在这里兑换成了小零钱。通过走私和土地房产租售获得的金钱可以在这里置换为配权——交配权、支配权和分配权。有钱就可以买劳力、买批文、买官印，有钱就可以打炮。配军的命运如此轻而易举就改变了！上流的感觉找到啦！这一发现极大地满足了一些爱岛主义者的欲望和自尊。他们发明了一个可以在同类喝茶聊天时诱发淫笑的词汇——人才。应当说这是幽默，颜色暂不讨论。这个发明代表着当时本土文化的最高建树，因为它的确使许多心怀惊恐自卑的本地人尤其是领导同志顿时感到高大起来……
我是恢复高考后最早毕业的教育硕士，一直在高校里面搞教学与研究。在读研期间我就张罗了一群年轻学者想办一所自己想上的大学，为此我还找过兰州市主管教育的市长和工商界人士，想得到社会力量的赞助，行动之后我陡然发现没有社会也没有企业，我的想法来到世间太早，于是下海的念头在听说“下海”的话语之前就萌生了。我心目中的大学是老北大、西南联大那样的大学。“梁效”（“梁效”是“文革”期间北大、清华两校组合起来的写作班子，由“四人帮”控制）当然不能算，鼓噪什么“理解万岁”的也不能算，这些家丑事得经常提着点，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