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评判-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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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的价值，在今天的中国，难道还有任何疑问吗？
第一章 是非温州求名实，是是非非
围绕着温州模式，还有一个名与实的之争。
有人说，名与实要符。
有人说，名与实不一定要符。
这个名与实的是是非非，也就是对温州模式科学内涵的概括和描述之争。这个争论，可以说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争论。
应该怎么科学地描述温州模式，真可以用得上毛泽东的一句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说当年并没有真正的百家争鸣，也没有真正的百花齐放的话，那么在对温州模式内涵的探讨上，的确是有了真正的百家争鸣，也有了真正的百花齐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官员一套套，专家一套套，学者一套套；北京来的有北京的说法，上海来的有上海的说法，杭州来的有杭州的说法；国内的有国内的说法，海外的有海外的说法；80年代有80年代的说法，90年代有90年代的说法；如此等等，等等。
最早提出温州模式的《解放日报》，当时对温州模式的表述是：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温州模式首次的描述是：小商品，大市场。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比较权威和通行的一个概括，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王芳同志，在发表于1996年第3期《红旗》杂志、题为《温州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一文中提出的。王芳同志没有用“模式”一词，而用了“格局”一词。王芳同志说：概括起来说，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形成了不同于苏南和我省宁波、绍兴地区的另一种经济格局。
因为费老的声望，因而不少人说起温州模式，也就是那么6个字：小商品，大市场。
因为王芳同志的权威，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说起温州模式，往往就那么4个词：家庭经营，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和购销员。
不过，即使在那个年代，也有不这么说的，而是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这就是知名学者孙越生，他写了有本名为《温州模式》的专著，对温州模式是这样说的——
温州模式是一种以新型的家庭经济和市场体系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以小城镇为中心自力更生地开始实现现代化的自发模式，是起点最低而在公平与效率上兼顾最好的和凭借多层次统分结构的调节作用而有可能从自发发展到自觉发展的一种创新的模式，是最富于中国乡土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这个概括，就不大一般，也不同凡响了。
当时的争论是：是限于农村工业发展的评价，还是看成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人说应该看得远一点，有人说不应看得那么高。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有制”问题成了禁区，作为私营经济的“麦加”，对温州模式的描述，也跟着有点变味了。
有说是私有化模式的。
有说是假冒骗模式的。
有说是自由化模式的。
如此一来，温州当然好紧张。温州为了保护自己，则想方设法，用一些精心的数据，用有关的材料，拼命把温州模式往集体经济模式上“描”，往公有制经济模式上“描”。
如果说历史曾被人形容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在此时，温州模式也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这个小姑娘会哭，我看当时一定会大哭特哭的。
幸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出来说话了。邓公的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向进一步明确了。市场经济成了热门话题，温州模式的内涵也与日俱进。有人认为，温州模式就是市场经济模式。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温州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路子。
如果与计划经济相比较，温州模式当然是市场经济，因而这个说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是一大进步，一个贡献。问题在于这个提法，回避了一个最为关键的东西，或者说没有明确一个最为关键的东西：温州模式的经济，到底是公有经济，还是私有经济？计划是手段，市场也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市场经济有公有的，也有私有的。温州模式到底姓公姓私呢？
如果说在党的十五大以前，这个说法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以后，当国家宪法写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姓公与姓私是社会主义的一对好“兄弟”，还应不应该再回避温州模式真实姓氏呢？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即使到了今天，还是有人在一再申明，温州模式是民营经济，或者说是民本经济。说民营经济没错，但不确切。为什么不愿说是私人经济，或者是私营经济呢？“民”与“私”，两者虽只一字之差，但内涵完全不同。“民”是与“官”相对，“民营”更多的是社会学、政治学的范畴；“私”是与“公”相对，“私营”则主要是经济学的范畴。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能不分清和严格范畴的范围
到了今天，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总结、研究，以及国内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温州模式的科学内涵，是到了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描述，也更为准确科学描述的时候了。是不是可以说，温州模式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方（主要是农村，当然也包括相关的城市），以家庭工业为启动点，以股份合作为提升点，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放手发展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实现区域工业化、城市化和富裕化的发展之路。
第一句话讲的是在特定的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二句话讲的是在特定的地方，带有鲜明的区域色彩。
第三句话讲发展私人经济，这是个核心问题、本质问题。不肯定温州模式的本质是发展私人经济，那就是在空谈温州模式，游戏温州模式，窒息温州模式。有人谈论温州模式，虽然也是肯定支持的，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一直有意无意回避发展私人经济问题，特别是放手发展私人经济的问题。直到今日，也还有人在回避的，说什么温州的主要特色是民营经济，或者说民本经济。这是令人伤心的，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这没有涉及实质问题、关键问题、根本问题，可以说仍然没有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或影响。
所谓“放手发展”，就是讲不问比例，不问性质，不问产业，不问规模，不问形式，能发展多少是多少，能发展多快是多快，能发展什么是什么，能发展多大是多大。家庭工业和股份合作，前者是启动私人发展工业的最好方式，已经被公认为最低的启动点；后者是鼓励和保护私人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已经为温州以及其他地区的实践所证明。
所谓“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用当代技术武装的工业化。
所谓“城市化”，就是积极调整城乡产业结构，变农民为市民，变农村为城市，把整个地区变成一个大都市区，如同洛杉矶那样。
所谓“富裕化”，就是实现整个地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达到小康和小康以上水平，而不是少数人达到小康，更不是出现两极分化。私营老板要富裕，普通市民要富裕，政府官员也要富裕。
党章和宪法都已经写明，国有是社会主义，私营也是社会主义。我想，在温州经济的性质上，也就是公有私有与私营民营的问题上，不能再继续含糊其词了，不能再只谈民营不谈私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温州模式的名与实要符。
温州模式的名与实不能不符。
温州模式的名与实肯定会符。
对否？
二十年来，围绕着温州模式，是是非非够多了，大小争论也够多了。
是非多是好事，是非多更是坏事。
争论多是好事，争论多也是坏事。
温州人不想再多惹是非，温州人不想再多争论。
当然，温州人不怕再争论，温州模式不怕再被争论。
自然，温州人不应再被争论，温州模式不应再被争论。
第二章 历史温州千年古城立东瓯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这是书于温州市区著名风景点江心寺门口一副对联。
岁月悠悠，就如这潮、这云。
温州，曾经是“东南小邹鲁”。
如今，谈温必言商。有人甚至认为温州是文化沙漠。
这是一个被误读的温州。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日温州之盛名已经超越温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有千年温州沉淀下来深厚的人文底蕴，就没有今日温州的灿烂和辉煌。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温州，不仅仅是偏居一方的地理名词，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观照。
这里本是蛮荒之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温州古称瓯越、东瓯。从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这里从远古时期起就有人类活动。
大约早在五六千年前，散居在东南沿海的瓯先民告别渔猎生涯，在温州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制作石器，开始从事原始农业生产，也开启了瓯越文化史的序幕。
东瓯立国，据《史记》记载是在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当时，勾践的后人无诸和驺摇率越人佐汉破楚，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军功。汉高祖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汉惠帝立驺摇为东海王，都东瓯。驺摇也称东瓯王。公元前138年，东瓯王国举国内迁，结束了在浙南的统治。公元前110年，已被闽越控制的东瓯故地又遭变故。这里遂成废墟。
几经风雨，瓯越人加强了和中原的联系。东汉末年、西晋末年，连年的战乱，又使大批中原居民纷纷南迁。这些都无疑带动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公元323年，晋明帝分临海立永嘉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等四县，郡治设在永宁县。原永宁县的县治在瓯江北岸贤宰乡一带，建郡时，也想把郡城城址建在那里。而这时，以精通卜筮之术闻名于世的大学者郭璞正寓居永嘉。人们便请他“为卜建郡”。
郭璞过江登西郭山为永嘉郡选址，看群山错立，好似北斗星座，便提议跨山建城。同时在城内开凿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的二十八口水井，以解决城内人民的用水。郭璞还考虑到如果发生战争，城池被包围，断了饮水，还在城内开五个水潭，各潭与河通，最后注入瓯江。
相传建郡时，有白鹿衔花跨城而过，所到之处一片鸟语花香、祥云腾飞。人们以为是祥瑞之兆，又名城为“白鹿城”。那昂首奔驰的白鹿形象，便成了温州城的图腾。
永嘉建郡，时至今日已整整1680年。虽经无数兵戈灾变，但城址位置及范围始终未变，创下了中国建城史上的一个奇迹。距离郭璞七百多年后，北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