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评判-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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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是非温州问姓氏，是是非非（1）
中国多姓氏，中国人也好问姓氏。
温州模式姓什么，也一直有人在问，几乎被人问了一二十年：姓“社”，还是姓“资”？
温州到底是姓什么的？温州模式到底是姓什么的？有人总是拿着这个姓氏不放，似乎不问出个所以，温州模式就不能归宗。
这就不能不说个明白。
温州自从出了个模式，就有人出来问“姓”，使得这个温州的发展不一帆风顺，这个模式的发展也不一帆风顺，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因为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以及温州经济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致使温州模式的姓氏长期难产，对温州模式出现了不同声音的争论，甚至还有全盘否定温州模式的。那些对温州模式持有疑义的，或者对温州模式加以否定的，有理论界的，有新闻界的，有政治界的；有在台下的，有在台上的，有在高层的；有评论几句的，有一家之言的，有以权作理的。这就使对温州模式的争论，不仅是颇为激烈的，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仅牵涉到经济发展之路，而且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上升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
这个姓氏之问好厉害。这场围绕着温州模式姓氏的激烈争论，前后长达十年左右，从1985年到1995年，跨度了两个年代。它对温州模式的发展，施加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带来风风雨雨的环境，造成了曲曲折折的历程。此后也还有一些小争论，但那已无关大局。今后也可能还会出现新的争论，但那也不用担心。对于温州模式来说，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出现不同声音的争论是正常的，有一些否定意见也不可怕。温州模式欢迎争论，温州人不怕争论；温州模式不怕否定，温州人也不怕否定。温州人民相信发展是硬道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争你的，我做我的，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在一片争论声中，在一场高压声中，坚持发展不动摇，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不动摇，坚持发展私人经济不动摇，用经济发展了的事实来回答争论，到底什么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实，对于温州模式来说，有争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有争论远比没争论好得多，越是有争论，争论越是激烈，就越能扩大和增强温州模式的影响；越是有争论，争论越是激烈，就越能促使和推进温州模式的发展；越是有争论，争论越是激烈，就越能压迫和督促温州模式的完善提高；越是有争论，争论越是激烈，就越能显示和开阔温州模式的意义。当然，对温州模式的长期争论，对温州模式的一时否定，对温州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不仅拖延和压制了温州经济本来可能更快更大的发展，也造成了对一批改革之士的历史不公。这是改革的代价，也是曲折的代价，更是历史的代价。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代价，不忘这个代价，牢记这个代价。不看到这个代价，忘记了这个代价，那就是对温州模式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背叛。
姓“社”还是姓“资”，这个争论的最主要问题，争论时间最长的问题，也是影响最大的问题。那些否定温州模式的人，更是在温州模式的姓社姓资问题上纠缠不休，并想以此一棍子打死温州模式，打死肯定和支持温州模式的人。
肯定和支持者说，温州模式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有力：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要承认人民群众自己也是经济的发展者。温州老百姓自己起来发展经济，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自己解决富裕问题，这是天经地义的。
否定者也振振有词：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改造私营企业，发展私人经济能算哪一家社会主义？说的话可能不一定那么直截了当，但那个意思是十分清楚的，谁看了都明白的。
这个争论是相当激烈的，争论双方的观点都很鲜明，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对温州造成的影响也最严重。
有外地人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温州人说温州是姓资的；
有官员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学者说温州是姓资的；
有下层人士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高层人士说温州是姓资的；
有理论界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政治界说温州是姓资的；
有国内媒体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海外媒体说温州是姓资的；
有“左派”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右派”说温州是姓资的。
颇为有戏剧意味似的，美国人也参与了这场争论。不过美国人比我们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说温州是资本主义的。1987年，美国《新闻周刊》就曾以《沿着资本主义道路》为题，对温州做了介绍。在90年代，当温州市长出访美国时，也曾被美国媒体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市长”。这么一来，温州就更加糟糕了——连美国人都说你是“资本主义”，你还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
这场争论决不只限于理论界，也不只限于新闻界，在报纸上登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论文，在讨论会上讲几个观点，别人同意不同意，都没有什么关系。最为严重的是，把政治界也卷进来了，把高层人士也卷进来了。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交锋》一书，其中有专门的“温州再遭大批判”一节，介绍当时温州模式所遭遇的情况，围绕着温州模式姓社姓资的斗争情况。
作者在书中写道：
90年代开始的时候，到这个“麦加”来的“朝圣者”就少了，调查组却多了。两年当中，北京那边就来了4个调查组，说是“取证”，因为不断有揭发温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材料上呈中央。其中有一件说，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调查组之“取证”，显然是要取资本主义复辟之“证”。也许还可以从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来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已不独在知识界中泛滥，还侵入了经济的肌体中。
仅此当然还不能说明什么。上面到下面调查，揭发什么查什么，这也是很自然的，关键是看调查的结论。问题在于，
作者在书中继续写道——
这一年夏季，温州一位干部写信致《人民日报》社，揭发温州的私营老板如何耀武扬威，以及雇工们如何的毫无保障，并且还列举不少事实来证明他的揭发不是虚妄之辞。一位领导看到此件，异常震怒。他说，这是严重丧失革命政权，目无法纪，理当查处，不然将大乱。
调查组重返温州，重新调查温州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报告说，温州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实际比重，比统计数据明显偏高。报告虽然还是承认个体和私营经济对当地经济有好的作用，但还是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了其中的“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由此也就部分地改变了“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的结论。
这就把高层卷进来了，把温州模式的争论高度政治化了。作为一个学术上的争论，作为一个科学上的争论，对温州模式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那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
然而一旦政治化，进入了方向道路之争，那就不正常了，问题也就严重了。
那个批示和那个调查结论，对温州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对赞成支持温州模式的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对温州模式的探索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姓社与姓资的争论，由此也进入了白热化。
第一章 是非温州问姓氏，是是非非（2）
有一些“左先生”，巴不得把温州打入太平洋海沟，那个调子高得不能再高。
一个典型的说法是：要从“反和平演变”的高度来看温州的问题。
一个典型的做法是：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清理温州过去的东西。
如果仅仅是说说而已，那还好办。不幸的是，还有人要做，似乎温州真的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天下，真的不割这个可怕的毒瘤不可了。
温州人抬不起头来。
温州官员抬不起头来。
温州私营老板抬不起头来。
温州模式的支持者抬不起头来。
坚持温州工作的官员，坚持温州是姓社的，压力极大——这到底是怎么啦？有感到迷惑的，有感到气愤的，有感到无奈的，有感到委屈的，有感到不平的，有感到不懂的，不能不暂时沉默，不能不暂时看看风向，甚至不能不暂时说一点应付的话。
温州的老百姓则不明白，江青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诬指温州是资本主义，怎么这些人到了80年代90年代也说温州是资本主义？到底是温州走错了方向，还是这些人批错了方向？或者，是这些人接错了衣钵？
否认温州是姓社者活力极大。在他们看来，温州姓资，如今是铁板上钉钉，铁定了。那些左先生们无不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早就说过了，温州搞的那一套，就是资本主义。你看，如今怎么样？
至于温州的官员与百姓，则处在激烈争论的旋涡之中，既深感压力极大，又不能不做工作。他们唯一能采取的对策是：多做少说，少做不说，只做不说，不做不说，你争你的，我做我的，你说我姓社我也做，你说我姓资我也做，不做老百姓就没有饭吃，大不了少做一些而已。
至于对温州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则是灾难性的。在那两年，温州的大批私营老板，或者在等待观望，或者是出国投资，或者是借顶帽子，或者是关门大吉。尽管社会在通货膨胀，温州的经济增长率却几乎是一个零。不知道那些“左先生”，在那里高发议论，高叫温州是资本主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有没有想过中国是富起来好，还是没有钱照样穷好？有没有想过其口袋里的工资是谁给的，自己又是谁养活的？“四人帮们”有过一句名言，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果说左先生们的理论同“四人帮”一脉相通，不知是冤枉贬低了他们，还是抬高了他们？
老百姓则不管什么姓“资”姓“社”，在温州姓“资”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们用一句话就说清了问题：如果温州变成了“姓资”，那么中共温州市委干什么去了？中共浙江省委又干什么去了？如果省委市委还是共产党，那么温州的天下就是共产党的天下。
到底是时代不同了。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也仍然有支持温州的声音，甚至强有力的声音。
影响甚大的，是《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该报记者在一篇访问温州的见闻里，对温州的股份合作制大加赞扬，说是“群众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的创造”。尽管文章没有说到温州的私营经济，没有说到温州模式，但在一片对温州的责难声中，能对温州说上几句好话，能肯定温州的股份合作制，那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作用最大的，是李瑞环在视察温州之后的一通讲话。
他要温州官员：“从现实出发，不要怕人家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