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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徐志摩的前世今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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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潭印月闻桂花香。”当晚五人在西湖上荡舟看月,到夜深始睡。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各自散去了。    
    这次出游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玩乐,显示了徐志摩的交往能力与组织能力,也奠定了徐志摩与胡适情感的基础,在此后的岁月里,徐志摩对胡适是心悦诚服,胡适对徐志摩也是尽力提携。他们两人成了生命之交。    
    10月11日,任叔永夫妇请客,徐志摩、胡适、朱经农、马君武等都来了,汪精卫没来,张君劢突然闯入席间。张君劢看到莎菲(即陈衡哲,任叔永的妻子),就一见钟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一会儿与她散步时热忱犹溢,尊为有“内心生活”者,胡适对此不禁狂笑。马君武很是替汪精卫担心,害怕他毁在政治上。    
    中午张东荪借君劢处请客,徐志摩和胡适、翟菊农等都去参加。徐志摩与翟菊农躺卧在草地上朗诵斐德的“诗论”与哈代的诗。    
    饭后徐志摩被胡适拉去沧洲别墅闲谈,看他的《烟霞杂诗》。徐志摩问他是否还有一些藏着不让看的诗。胡适知道徐志摩问的是他与曹佩声偷恋的情诗,便红着脸承认有,但他不敢拿出来。他们接着商量准备停办《努力周报》。恰巧患肺病的瞿秋白来访,他的病已经证实了,但还是旦夕劳作,真可悯。胡适翻了翻郭沫若新近做的小诗,说他的体格词采都有些衰竭,难道“女神”就这样永逝了吗?    
    下午,徐志摩与胡适、朱经农,步行到民厚里121号拜访郭沫若。民厚里是个不起眼的小胡同,三人找了很久才找到。郭沫若来开门的,只见他手里抱着个襁褓儿,赤着脚,一件旧学生服扣子都快掉光了,自在地敞着,显得极为憔悴,然而“广额宽颐,怡和可识。”进门一看,田汉也在,也抱着小孩儿,他站起来就告辞了,徐志摩记得他面部狭长。    
    郭沫若的房子很狭窄,里面堆得乱七八糟的,很满。一堆孩子在这里面叫唤,一会儿这个摔倒了,郭沫若扶起来哄一哄,一会儿,那个又涕泪交流,郭沫若就给他擦一擦。这一堆孩子都不会说华语,他们说日语。厨下可以听到木屐声,大约是他的日本妻子。


第二部分 一个信仰感情的人第17节 西湖游(2)

    大家坐定寒暄后,成仿吾也从楼上下来,由于经历了一场笔墨官司,双方话都不投机。胡适虽然勉强找话题,想打破双方的窘境,但主客之间好像结了一大块冰,时间慢慢过去了,冰块仍然没有消解。郭沫若有时含着笑看着客人,总是让徐志摩觉得怪怪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朱经农居然一句话不说,他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    
    五点半他们告辞出来。回家的路上,胡适对这次不愉快的拜会很惊讶,说他曾经和郁达夫拜会过郭沫若一次,那时,郭沫若家也比较整洁,谈话也比较融洽。徐志摩认为可能因为,“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第二天,郭沫若领了他的大儿子回访徐志摩,这次他们谈得自然多了。郭沫若说他要写信给陈西滢,因为他评《茵梦湖》的事。郭沫若说有人疑心陈西滢就是徐志摩,因为那笔调像极了。    
    徐志摩感到这倒真有趣,难道他们英国留学生的腔调的确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把他俩混作一个?    
    郭沫若伤感地说他带着老婆孩子回到祖国,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穷困潦倒,他准备到四川红十字医院去,他在上海实在呆不下去了。他送了徐志摩一册《卷耳》集,是他对诗经的新译。    
    徐志摩和郭沫若经过促膝长谈,感觉轻松多了。徐志摩有感这次谈话和郭沫若的境遇,就写了《灰色的人生》一诗。    
    写完诗,徐志摩还是激动不已,就跑去和胡适长谈,与胡适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胡适好像转老回童了!直到半夜12点他才从胡适那里出来。回家的路上,又遇上了张君劢、翟菊农,就被他们拉去长谈,快到天亮时,徐志摩才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结果躺得腿疼脖子酸,并且还有蚊子的侵扰。    
    10月14日,郭沫若请徐志摩和胡适等去美丽川吃饭。正好楼石庵从南京来,所以也列席了。他们大醉了一场,胡适说得非常诚恳,郭沫若感动得涕泪交流,搂住胡适的鼻子就是一顿狂吻。最后,大家都飞拳投詈,把美丽川大骂了一顿。双方关系开始松动。    
    第二天,徐志摩又与胡适回请郭沫若和田汉夫妇。他们大谈神话。散席后,徐志摩又与胡适去泰东书局。徐志摩看见一个人,穿着腊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走路迅捷,帽沿下卷,太像捕房的“三等侦探”。胡适给他介绍说是陈独秀。陈独秀坐在徐志摩的对面。徐志摩觉得他鼻梁峻直,棱角分明,就像近代表现派画家笔下的非洲铜雕像。    
    10月20日,徐志摩与胡适、朱经农等同游西湖。    
    朱经农一直说,日子过得太快了,徐志摩却说日子过得太慢,就像看书一样,乏味的一页,可以随便翻过去,但到什么时候才翻到不乏味的一页呢?    
    他们第一天游湖,逛了湖心亭。在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人注意的一个精品:看初华的芦荻,楼外楼吃蟹。曹女士贪婪地看着柳梢头的月。他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阳里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晚霞里的芦雪是金色;月下的芦雪是银色。    
    三潭印月——徐志摩不爱什么九曲,也不爱什么三潭,他只爱在月光下看雷峰静极了的影子——他见了那个,便不要性命了。    
    阮公墩也是个精品,夏秋间竟是个绿透了的绿洲。晚上雾蔼苍茫里,背后的群山,只剩下了轮廓!它与湖心亭一对乳头形的浓青——墨青,远望去也分不清是高树与低枝,也分不清是榆荫是柳荫,只是两团媚极了的青屿——谁说这上面不是神仙之居?    
    二更时分徐志摩与胡适远眺着静静的湖、堤和印在波光里的堤影,清绝秀绝媚绝,真是理想的绝色美人。他们想拿舟玩月。拿一支轻如秋叶的小舟,悄悄的滑上了夜湖的柔胸;拿一支轻如芦梗的小桨,幽幽的拍着她光润、蜜糯的芳容;挑破她雾縠似的梦壳,扁着身子偷偷的挨进去,分尝她贪饮月光醉了的妙趣!    
    10月20日,徐志摩却为泰戈尔的事缠住了,辜负了月色,辜负了湖光,不曾去拿舟,也不曾去偷尝“西子”的梦情。21日的西湖之游就要一偿夙愿了。    
    “数大”便是美。碧绿的山坡前几千只绵羊,像一片雪绒,是美;闪亮着千万只神眼的繁星,从无极的蓝空中下窥大地,是美;泰山顶上的云海,数万的云峰在宁静的晨光里,是美;绝海万顷的波浪,戴着各式的白帽,在日光里动荡起落,是美;爱尔兰附近的“羽毛岛”上栖息着几千万的飞禽,夕阳西沉时只见一个“羽化”的天空,只是万鸟齐鸣的声音,是美,……数大便是美,数大了,似乎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有一种特殊的排列、节奏和式样,激动着人们审美的本能和情绪。    
    所以西湖的芦荻与花坞的竹林,也无非是一种数大的美。但这数大的美,不是智力可以分析的。看芦花与看黄熟的麦田,或从高处看松林的顶颠,性质是相似的;但因白、黄、青等颜色的分别,人们对景而起的情感也就各各不同了。季候当然也是个影响感兴的因素。芦雪尤其代表气运的转变,一年中最显著最动人深感的转变,象征中秋与三秋间万物由荣入谢的微指:所以芦荻是个天生的诗题。    
    在白天的日光中看芦花,不能见芦花的妙趣;它和同丁香以及海棠一样,只在夕阳晚风中或月光下泄漏它灵魂的秘密。1922年11徐志摩在南京看玄武湖的芦荻,那时柳叶已残,芦花亦飞散过半,但紫金山反射的夕照与城头倏起的凉飚,丛苇里惊起了野鸭无数,墨点似的洒满云空,高下的鸣声相和,一湖的飞絮沉醉似的舞着,有种凄凉的情调和缠绵的意境,徐志摩称之为“秋之魂”,无法形容的秋之魂!又一次看芦花是在月夜的大明湖,他写给徽徽的《月照与湖》就是纪念那难得的机会的。    
    所以西溪的芦田并不怎样感动徐志摩的情感。与其白天看西溪的芦花,不如月夜泛舟到湖心亭去看芦花。    
    花坞的竹子,可算一绝,太好了,徐志摩竟想不出适当的文字来赞美;不但竹子,那一带的风色都好,中秋后尤妙,一路的黄柳红枫,真叫人应接不暇!    
    22日是一个纪念日,下午他们三人到壶春楼,在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胡适对着西山,夕晖留在波面上的余影,一条直长的金链似的,与山后渐次泯灭的琥珀光;朱经农坐在中间,自以为两面都看得到,也许他一面也看不见;徐志摩的座位正对着东方初升在晚霭里渐渐皎洁的明月,银辉渗着的湖面,仿佛听着了爱人的裙裾响动似的,霎时呼吸紧迫,心头狂跳。城南电灯厂的煤烟,那时顺着风向,一直吹到北高峰,在空中仿佛是一条漆黑的巨蟒,荫没了半湖的波光,益发衬托出受月光处的明粹。这时缓缓的从月下过来一条异样的船,大约是砖瓦船,长的,平底的。没有船舱,也没有篷帐,静静的从月光中过来,船头上站着一个不透明的人影,手里拿着一支长竿,左向右向的撑着,在银波上缓缓的过来——一幅精妙的“雪罗蔼”镶嵌在万顷金波里,悄悄的、悄悄的移着:上帝不应受赞美吗?徐志摩疯癫似的醉了,醉了!    
    饭后他们到湖心亭去,横卧在湖边石板上,论世间不平事,徐志摩愤怒极了,呼叫,咒诅,顿足,发泄一通,犹有未尽。后来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桨破小波声,听风动芦叶声,才勉强把无名火压了下去。    
    1923年10月28日,西湖这一段游记完了,朱经农这天一早就走了,胡适也要回上海,徐志摩也要动身了。“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刺的眼,倍增我的难受!”徐志摩于是作《西湖记》。


第二部分 一个信仰感情的人第18节 泰戈尔访华

    1924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访华期间,作为翻译的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两人结成了忘年交,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3年初,泰戈尔的好友和他的英籍助手恩厚之来到北京,对徐志摩和翟菊农说了泰戈尔有来访华的意向,徐志摩高兴地将此事告诉了讲学社。讲学社于是正式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并委托徐志摩主理各项具体工作。徐志摩由此开始与泰戈尔以及他的英籍助手恩厚之联系。    
    听到泰戈尔来华的消息,各大报纸立即进行炒作,搞得热火朝天。徐志摩也写下了《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的确期》等。    
    1923年7月26日,徐志摩在给泰戈尔的信中说,泰戈尔准备10月来华的消息,使他快乐极了。泰戈尔原定8月来华的。这次改期十分合适,因为学校在10月左右都会开课。惟一不妥的是天气。北京的冬天和印度很有差别。他劝泰戈尔来时要准备全副冬装。当然泰戈尔居住的地方会适当地装上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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