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壁记 陈登科-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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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清楚地记得,柳中扬临死前对他说的一句话:“……原先我以为最熟悉的,现在却变得陌生了。……”
后来,安东果然当了建设这个地方的市委书记。为了纪念这个老战友,市委决定,把十里长岗命名为柳岗。岗上,筑起了柳中扬烈士的墓。立墓碑的那一天,安东还祷念着柳中扬最后说的那句话。他品出这句话的含义:柳中扬是在责备自己的麻痹大意……
现在,在安东脚下的柳岗,和四九年几乎一模一样。毛茸茸的狗尾巴草,覆盖着整个土岗。洼地里,霸王草长得跟人差不多高了。那一发打死柳中扬的子弹,就是从这样的草棵里飞出来的。
此地命名柳岗后,农村工作一直是全市郊区的先进典型。第一个互助组,第一个初级社,第一个高级社和第一个人民公社,都是在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的。这开花结果正是象柳中扬生前的理想那样,十里长岗经过十几年的建设,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饶。
每年清明,安东都要亲自给柳中扬烈士的墓上献一个花圈。每年都要在烈士的墓前重复着烈士最后的一句话:“原先我以为最熟悉的,现在却变得陌生了。”安东想,如果老柳九泉之下有灵,看看十里长岗的变化,真该觉得陌生了……可是,又隔了头十年之后,安东真感到出奇的陌生。因为他脑子里的柳岗,早已不是四九年的荒岗,而是一条花果的长廊。岗上岗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经建设得颇有规模。柳岗大队,是全国有名的农林牧副渔齐头并进的模范队,可怎么突然又不见了?……
安东沿着岗上一条崎岖小路慢慢走去。他看到乱草棵里,掩埋着无数已砍伐掉树身的树根,心里不由得一阵阵痛苦的收缩……
除了风吹草动的瑟瑟声响之外,没有别的声响。偶尔从草棵里飞起一只叫天子,象箭一样直穿云霄。这黑色的小鸟儿抖动着翅膀,几乎停在空中,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唤起安东的怀念……
安东坐在一个树桩上,掏出烟来,默默地一口接一口地吸起来。
突然,从风里刮过来刨树根的嘭嘭的声响,安东站了起来,发现山岗的半腰,有一个老人,正在用撅头刨土……
安东走近前去,在老人身旁站定了,拍拍他的肩膀:“……你?在开荒?”
老人抬起脸,眯起灰蒙蒙的眼睛,凑近安东,看了半晌,好象有点眼熟,又不敢相认。他理起袖子,擦擦眼角的泪水,又打量了片刻,慢吞吞地问道:“你……?”
安东笑道:“不记得了?我第一次到田家湾,不就住在你家?”
老人茫然一笑:“你……”
安东拉住老人的手,说道:“老康叔,我是安东。你怎么不认识了?”
这个老汉叫田老康,是柳岗脚下田家湾生产队的。他一听说是安东,连忙扔掉手中的撅头,双手抓住安东的膀子:“你……真是老安?”
安东笑道:“我这个大叛徒,谁敢冒名顶替?”
田老康又揉揉眼,他的眼球上长了厚厚一层白翁,但仍然可以透过这双视力微弱的眼睛,望到老人的心,那颗心正在兴奋地跳动。
田老康摸着安东的肩膀,安东的身体,安东的手,半响想找一句贴切的话,结果却冒出了一句:“还没有把你搞死?”讲完,他自己吐了口唾沫,大笑起来。
安东也笑了起来。
老康道:“好,好,大难不死,就是有福之人。”边说,边弯下腰,摸索着拾起撅头,挽住安东的膀子,“走,到我家去。”
安东道:“慌啥!今天这顿中饭,是跑不掉的!我们先坐下谈谈。”说着,自己先一屁股坐到草地上,把田老康也拉着坐在自己身边,问道,“义寿还是生产队长吗?”
“义寿?……”老康一句话未出口,白花花的泪水先顺着脸上的皱褶,淌了下来。
“他……他怎么啦?”
“他……他死了!”
“啊……?他死了?!”
老康撩起衣襟,擦擦泪水,抽抽噎噎地说道:“死了快七年了……”
安东马上意识到,这正是自己被定为叛徒关进监狱以后的事情……
老康说:“唉!义寿是被活活折磨死的。有人说他是走资派的大红人,大叛徒的小爪牙,黑模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天天斗他,夜夜审他,打他,罚他站在雪地里,跪在太阳底下。逼他交代和你的关系,逼他检举你,揭发你。他,他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安东顿时觉得这荒草岗都在颤抖,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折磨义寿的情景,但这情景,也能想象得出来……
但此刻在他脑际浮现出来的却是自己第一次到田家湾组织互助组时的情景。
田家湾是十里长岗下面最小的一个村子。也是最穷的村子。十一户人家,连一条毛驴腿都没有。
安东住在田老康家里,三天三夜,他挨家挨户地把情况摸熟之后,吁了一口冷气。这意想不到的穷困,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在外乡要饭,咋个互助法?!可恰恰又是这样的村子如果能组织起来,最有典型意义。
就在这时,一个才十九岁的小青年田义寿,刚刚从抗美援朝的战场转业回来,便自告奋勇地来向安东提出请求:“安书记,把这副担子交给我吧!”
安东看看他一身退了色的军装,嘴唇上的汗毛都没有变浓;样子象个老战士,但神态还十足是个大孩子,有点不大放心地问道:
“你打算怎么办?”
田义寿一挺胸,响当当地讲出了八个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这八个字,象一道强光,照亮了安东的思想。他又想起柳中扬对他形容过的这土岗子的特色,不由得狠劲拍了拍田义寿的肩膀,道:“嗨!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还挺有主张。再讲具体一点。”
田义寿还是象战士那样笔挺地站着,可讲起话来却象个指挥员。他说:“认定了先从农业搞起来,不见得马上见效,人心就收不拢了。这里的田地又怕早又怕涝,咱们先发展副业,这田家湾有的是芦苇、蒲草。先组织大家编席子,编蒲包,弄到了钱,就买牛,买马,再好好地整治农业。农村人最讲个实际,对么!以后再把十里长岗全种上各种各样的果树,坡上再发展茶园,就靠着这座山,我就不信富不起来。”
安东一听,二话没有说,马上批了两万斤粮食和三百块钱给田义寿:“行!就照你的办法办!”
哪知道这小伙子拿了条子,看了半晌,还给了安东,笑道:”一开头就靠国家借钱借粮,太没志气,每个互助组都这样,你书记也批不起呀!”
田义寿当天就把土改时分给他的一对睡柜拿到集上卖了,加上从志愿军转业下来的一点转业费,全部塞给了田老康。他说:“老康叔,你先张罗着,我出去把外头逃荒要饭的乡亲一个个全请回来!”
安东对这个小伙子那股子冲劲和麻利的作风,简直爱透了,恨不能把他抱起来。
就仗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八个字,田家湾眼看着一年一个样地兴旺了起来。田义寿也由柳岗的第一个生产互助组组长,成长为第一个合作社的社长。人民公社化之后,他是公社党委委员,兼着柳岗大队党支部书记。
安东从柳岗的发展,看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道路,也从田义寿提出的八个字上,体会到毛主席讲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正是从千万个农村劳动英雄的经验里总结出来的。一九六四年,田义寿参加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群英大会。从北京回来时,兴高采烈地告诉安东:“我见到总理了!周总理还问你好!”
安东看着发给田义寿的奖状,问道:
“总理问什么来着?”
田义寿说:“总理问我,你们柳岗的生产可没有吹牛皮吧?”
安东笑道:“你怎么回答?”
田义寿说:“我回答道:也吹了……!”
安东皱皱眉头。
田义寿说:“我对总理讲,有些领导专门喜欢听吹牛么!”
安东又皱皱眉头,问道:“这样的领导人里也包括我么?”
义寿很不客气地冲了他一句:“反正你也觉得吹牛皮的生产数字顺耳。比方说,多卖了几百万斤余粮呀,亩产超过厉史最高水平呀,高产卫星呀,当你们听到这样的汇报时,脸上就自然而然露出了笑容……”
安东的脸上有点发烧了。他的目光注视着夹在奖状里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周总理握着田义寿的手,田义寿正向周总理报告着什么。也许就是刚才对他讲的那些话……
田义寿又说:“再比方说,我们柳岗的平均亩产量也没有报纸上讲的那么高,不过总数字倒是一是一,二是二的……。那是我们把开荒的没有上报的田亩里的产量凑到帐里去了……”
安东忍不住地问道:“你把这些都对总理讲了么?”
田义寿点点头,他看看安东的很不自然的脸色,笑道:“这有点坍你的台,是不是?”
这话是挖到安东的心里去了。对他简直有点讽刺。这个大队原来是他亲自抓的典型。他常常向别人夸赞柳岗。尤其是程璞挨批判的时候,他一方面也隐隐感到山里红的浮夸是太过分了;另一方面又振振有词地举了柳岗的例子,想从良心里挖掘出一点心安理得的理由来证明批判程璞是对的,应该的。现在,这个由他亲自指定派到北京去参加劳动模范大会的英雄,竟然赤裸裸地撕开了由他亲自审定的柳岗先进事迹材料的实际内容,原来印成铅字的这些数目字的后边,藏着他想不到也不愿想到的事实。他带点生气地问道:“义寿,为什么这些话你在去北京之前没有对我讲?!”
田义寿很镇定地回答道:“我讲了,你们当时也不一定会听,而且,讲一句公道话,我们和人家比一比,是先进了一些,牛也吹了一点,枪花也掉了一点,不过没有糊弄社员,只是糊弄了……”
安东抢过话头,讲道:“糊弄我们!嗯……?”
田义寿叹了口气:“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我们来负。”
安东不得不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总理说了些什么?”
田义寿说:“总理要我转告你这个市委书记,如果以后再逼着下面虚报产量,吹牛皮,他就叫我们以后再不要把粮食送给你们吃,叫你们去啃那些帐目上的数目字,看看空头支票能不能填饱肚皮?”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对总理讲,那不行呀!我们的市委书记老安可是辛辛苦苦的好干部呀!”
安东也笑了起来,重重地拍了一下田义寿的肩膀:“滑头!”
他又一次产生了想把这个壮实的汉子抱起来的念头,并且比刚见到他时,更加强烈地疼爱这个农村干部了。他意识到,这才算真正发现了一个模范,倒并不完全是抓生产有办法,而是讲了老实话。
关在牢里的时候,田义寿也是他经常想念的人之一。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干部的作风如果都象程磨子、田义寿那样,讲老实话,做老实事,党的威信就会无比的高。可是前些年,这些好干部却都被说成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得不到提拔和重用。如把这些人一个个提拔起来,那几个跳梁小丑也就不至于兴风作浪到如此地步。他这个市委书记之所以换批,挨冲,就因为吃了爱听奉承话的大亏。无容置疑,在这个百十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他代表党,他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