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文选-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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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虫，在露水间爬着睡了，醒了，睡了；眨眨眼，没梦。天边闪出淡紫色的虹彩。
睡了，蘑菇；醒了，瓢虫。一次次临近、迸散，成为千朵莲花；在人间把手指合拢。它喜欢和自己游戏。
1985年10月
关于《颂歌世界》
……我用两年时间，把自己重读一遍，旧日的激情变成了物品——信仰、笔架、本能，混在一起，终于现出小小的光芒，我很奇怪地看着，我的手在树枝上移动，移过左边，拿着叶子。
1986年1月
第六部分：诗·生命在万物中
许多年前，我喜欢昆虫，我走很远到书店去找关于虫子的书。书很难找，而且很怪，书总要把虫子分成有益的有害的，活像一个法庭——根据每个虫子的若干表现就加以判决，凡是对于人不利的都要处以死刑。
会不会有别样的书，别样地讲昆虫呢？不会，因为书也跟昆虫一样，早被分了类，凡是不能让地多打粮食的书，都进了造纸厂。
古时有焚琴煮鹤的说法，指那些非要在艺术中求功利的行为。“十年”中这种行为可算登峰造极——公园种了白菜、古刹改了仓房、收明式家具要量桌腿多粗，以便剖开做刨子……如此万般，今日都不免后悔，不是后悔那么美丽的文化一去不返，而是说这些东西本可以留着创汇呀！
唯物主义本有庄严理想的成分，一旦转为唯利主义就可悲了。老用商人的眼光去打量艺术，艺术就成了商品，就永远不能摆脱褊狭的私欲，就要漂漂亮亮地装模装样；人们就不会注意昆虫花饰的美丽、夔龙饕餮扭转身体的生机，永远不会注意自己内在的光明，想想我们的来源——想想在万物中流变的生命。
度量物质有各种标准，重量论吨、气温论度、容量论夸脱、星距论光年，无论混淆了哪一种，都是不行的。我们若研究贝多芬音乐中的含糖量，或者达·芬奇画中的语法关系，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想用一个方法、一种标准来测定文学艺术的好坏，作为想法，可能还行，可在实际过程中就会出现风牛马不相及的情况。
说文学艺术是灵魂的事业，有人反对；说文学家、艺术家是灵魂工程师，大家又赞成了。艺术是属于灵魂的。我的想法是：除了社会效益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测定灵魂世界的方法？
1987年2月
第六部分：诗·生命大游戏·小人间
从一个被忽略的传统，看文化大革命及朦胧诗的产生、分衍
——于英国汉学会上的发言提要
关于道家哲学，人们往往注意寂静“无为”的一极，而忽视“无不为”的另一极。其实这一极作为个人传统一直存着，一直在中国文化严密的形式之上若隐若现。从泼墨画到“大闹天宫”，从“逍遥游”到“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到一个由齐物到齐天，由无法到无天的意识演变；这个演变同时也不断接近着行为；演化的结果当然是文化秩序的毁灭。
朦胧诗诞生于毁灭的空白，在瞬间经历了人类的天真时期。这个瞬间在明智高远的东方传统面前显得那么简单，但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可爱之处。
他们中有些人重新归于文化，有的人却徜徉于文化之外。
1987年9月
第六部分：诗·生命评述
评述
——于“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研讨会”上的评述记要
郑敏教授对于现代主义艺术在东方和西方，此起彼伏的状态，做了全息的表述。她工作完美的程度，使我已经不能从她的视点再发现什么。我想，我所能做的是变换一下角度，就像移动灯光，就像把横排本改为竖排本一样，把探寻的方向，投向纵向的虚空，“横看成岭侧成峰”，也许，我们能从新的角度发现中国类现代主义的某些起因。
中国人有一种天生的明智，很早就意识到宇宙的苍凉无情，人在宇宙面前的无限渺小，如沧海一粟，没有任何意义，都是纸做的祭品。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个非常明白的先验的结论。中国人承认它，从而创造了静若烟水的文化。
在这里，我不想再强调儒家反复强调的文化秩序，他们强调形式，认为形式是使人世存在的唯一可以依凭的事物；也不想多说道家的寂静无为，顺时而化。我想说一下道家哲学中往往被人忽略的一极——“无不为”意识的个人传统。这种意识虽然与世无关独往独来，却一直在一个高远的位置上影响着中国文化，在含有社会意味的严密编织的文化形式之上，投下它的翼影。
这个“无不为”的传统似乎是从庄子发端的。庄子和老子非常不同：老子本身是静观的，他静守“无为”的核心，使他的哲学本身就近乎天道；而庄子的哲学却是“我道即天道”，通过“无为”到达大大“无不为”的境地，“乘云气，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同宇宙万物做一场无休止的游戏。这游戏若有若无，变化无端，或为蝶、或为樗、或为鲲鹏北海。“无不为”意识中这种富于变化的天性，使它一开始就有了入侵世间文化的可能。
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无不为”意识变幻出入的痕迹。它是无形的，却在不断破坏和革新着有形的文化。魏晋之风和泼墨画，都是它溃破人世规范的界堤而漫延开来的洪泽。
它不断演化留下的痕迹向两端扩展，一次比一次接近空幻的极限和社会行为；齐物者齐天，冥冥之中忽然发展为无法者无天，就像抽象的阴阳学说，忽然变出了针刺麻醉一样，《西游记》大闹天宫的故事在人间突现为一场对文化秩序的否定和毁灭，也就是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个事件。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庄周之后仍有人在那里驻足看待人世。
“横空出世”，“欲与天公试比高”——微不足道的文化在哪里呢？
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为天地母。五十二章说：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我不准备说，在暗淡的书房里，是不是有人真的超越了天地生灭的法则；我只说被称为“朦胧诗”又被称为“新诗潮”的类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生自“文化大革命”，生自那片人造的原始混沌、空白和毁灭的光芒——他们的作品在一个时期，都不约而同地写到孩子，或用孩子的方式来表述痛苦、期待。他们所经历的天真瞬间，和人类早已远离的天真时代无意相合；这种巧缘使他们在明慧、完美难于更动的东方传统之上，轻易为它增添了一点可爱之处。
这是一个暂短的瞬间，毁灭过去，被爆炸击毁的文化浪潮又四面涌来，这使他们成长，也使他们经历着一次毁灭；他们经过火的干渴，在刚刚得到水的时候，又面临着没顶之灾。
这是一个生灭相依的时刻。
也许还要过许多年，我们才能看到“无不为”意识和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作为和结果。
1987年12月10日
香港
第六部分：诗·生命忘了录音
很高兴能在今天发言。因为天气好，我可以在外边站一会儿，想我要说什么。尽管我说过很多话，但每次说之前，都有一种惶惑，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我的。我在外边站着，晒太阳，忽然听见燕子叫，好多燕子，在空中，它们高兴叫，就叫了，从来不准备发言。
我想起很早的事，学说话时两岁，我听见大人在门口说话，很好听，像风吹树叶子，我也跟着说起来，随便说，我的声音也好听。
大人都说听不懂，我说话像鸟叫，不懂。我才知道话不能随便说。
有两次，我不想说话，剩下的时间又说得很多。
第一次是五岁，我知道我要死，我很难过，我看着晚上的墙，白白的，像死人的灰烬，他们无言地看着我，等我到墙上去。什么也不能取消这件事，我生病的时候，嘴里就有石灰的味道，时间在推我过去。
第二次是一九八四年，我坐在一个树桩上生病，树长长地倒着，我看它每片干了的叶子，看每一天在时光中忽暗忽亮，那么陌生，我又看到自己的十七岁，那好像是一个界限，十七岁那边有鸟的叫声。
十二岁，我离开城市，文化大革命，我到荒滩上去放猪，住在一个小村子里，那时我已经开始写诗了，写了一小本，是那些鸟教我写的。我在荒地上走，鸟在天边飘浮，忽然降落下来，像暴雨一样，几里之内都是它们的叫声。它们那么快乐地对你叫，使你不能不回答它们。
我听见万物轻柔地说话，每种草的气味，小虫铮铮，所有声音都使我变得透明，一个女孩在离你一百米的地方割草，大地上没有人。
这时，我可以沿着一种秘密的语言行走，穿过季节和风，太阳大起来又远了，我在河水上写字，在河滩上写诗，我写《生命幻想曲》、《我赞美世界》，我写一只鸟在空中睡觉，一瞬间变成白云。
我无意地写：
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没有目的”多么重要。
进城以后，我听见人的声音、机器的声音、我身体里白骨生长的声音，我吃惊地发现，我已经长大。作为人，男人或者女人，都不是我的选择，但为此，我却必须找到一个做人的标准，用一种价值感来支持我的生命。我开始读书，我读了惠特曼、毛泽东、素描基础知识、相对论，我也写诗，也读自己和朋友的诗，我变得五彩缤纷，忽然把自己献给革命，又献给爱情，最后差点献给了伟大的千年文化。
我陷到越来越密集、胶着的语言当中。
我结婚住的小巷只有八十公分宽，那么多人，那么多书中的声音，让我无法呼吸。
我生起病来，看见自己像一个小虫，在字里爬，我的所有努力，只是为了当一个标本。
我什么也干不成，就坐着，看人从我身边走过，我看见男孩子和女孩子上学去，头发黑黑。我感到春天，大地的血升起来涌进玫瑰，我用手摸我坐着的树桩，渐渐地，一种清凉的光明，在我心中醒来，亲切而又陌生，我一直看见童年，那片白色烟雾，我好像穿过了我诞生的日子，看见开满百合花的池塘，一个花瓣漂到岸边，变成男孩开始行走、说话、写诗，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很短的过程，他抓住文化，想避开文化制造的死亡，却忘记了心里那片潮润的光明。
两个雨滴降落到大地上，微微接近，接近时变长，在临近汇合的最新鲜的刹那，他想起他们分离的一瞬。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都作为云、飞鸟、河水，千百次生活过；都作为阳光生活过。当你有了眼睛，看世界，闻到春天的气味，听，声音一闪，你就想起了以前的生命。
我对朋友说：诗可写可不写，我可以感到这个光，它像一只金色的鸟，落在我面前，产生了奇迹。
我不要把它抓住、带走，我跟随着它，或者它跟随着我，只有当我们天然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