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水北:韩少功归隐乡野之作-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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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朋友式的共产主义也不大灵了。
如此惨痛失败，让我笑了好久。
64 非法法也
邻村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呵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冒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十二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
贺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但他们放点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买几张单，麻将桌上少放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切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差不多电霸一个，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呵！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堂客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吊颈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
东一句，西一句，事情就真地这样过去了。
65 疑似脚印
我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异响，跑到院子里探头一看，见竹林里枝叶摇动，还有个隐隐约约的黑影，似乎正在藏匿。是谁呢？我随手抄起一杆铁锹大叫一声，那里便有一刻的静止，然后冒出一个顶着蛛网和草须的脑袋。
“我来砍点茅竹。”他露出两颗黄牙。
“你是谁？怎么砍到我院子里来了？”
“这些茅竹没有用的。”
“你说没用，我有用呵。”
我有些生气，觉得这人真是无礼，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擅闯私宅，冲着我的园林狠下毒手，是不是过两天还要来拆墙和揭瓦？可怜我精心保留下来的一片绿色，院子内必不可少的第二道或第三道绿色帷帘，已经被他撕开了缺口。围墙红砖裸露出来，砸得我眼前金星四冒。
他嘴唇肥厚得有些迟重，又披挂着嘴上又粗又密的胡桩，搬运起来不方便，吐什么字都是一锅稀粥。他说了他的名字又似乎没说，说了他家在何处又似乎没说，还说茅竹不是楠竹，只能砍下来卖给毛笔厂做笔杆云云，但我都没怎么听清。我喝令他立即住手，立即离开这里。他怔了一下，迟疑地点头。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当时回答得并不清楚更不肯定，或者干脆就不曾回答。
“这些茅竹只能藏蛇，留着做什么呢？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他还在嘟哝，把已经砍倒的竹竿收拢成捆，扛上肩，总算出了门。
不久后的一天，我从外面回家，一进院门，发现这里已经有了主人——又是那一嘴胡桩，像一个刷子没剩几根毛；还有两大块嘴唇，冲着我一番哆嗦和拥挤，总算挤出几星唾沫，是高高兴兴的唾沫：“回来了呵？”在他的身后，两头牛也有主人的悠闲自在，一边喳喳喳啃着草，一边甩着尾巴，拉下了热气腾腾的牛粪，惊动了上下翻飞的牛蝇。我恍惚了一下，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但定睛一看，这刚刚用石板铺成的路，刚刚开垦出来的菜地，刚刚搭就的葡萄架子，明明还有我的手温。这围墙外的一棵大树和远远的两层山脊线，明明是我熟悉的视野，怎么眼下反倒让我有一种反身为客的紧张？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问。
他兴冲冲地指着一块菜土：“这里的地湿，你不能种蕃茄，只能种芋头和姜。你得听我的。”
他又指着樟树那边说：“那下面有两株好药，五月阳，你不要锄掉了，等我秋天再来挖。”
我完全不懂什么五月阳，也不在乎两株草药由谁挖走以及什么时候挖走，但我无法容忍他这种兴冲冲的劲头，这种无视法律和搅乱社会的口气。“你到底是谁？我同你说，这是我的院子，买下来的院子，我办了土地证的院子。这个意思你不会不懂吧？你要挖草药，要放牛，要砍茅竹，可以到外边去。你如果要进这个院子，就得经过我的同意。你懂不懂？你要不要我拿土地证给你看看？”
他怔住了，似乎再一次难以理解这么深奥和复杂的道理，“你是说，你是说……”
“我是说，你以后不要到这里来放牛。”
“这里不能放牛么？”
“你觉得这院子可以让你放牛？”
“牛最喜欢吃这些茅草，你留着反正也是没有用……”
“留不留是我的事，对吧？”
“你要留呵？你要留，就早说呵。我不知道你要留。我不知道。你要是早说一句，我也就不会来了。”
他没有追究我不宣而禁不教而诛的责任，吆喝一声，赶着两头牛出了院门，一大捆牛草在他肩后晃荡，叶尖沙沙地刮扫着路面。他当然没有带走他的牛粪和牛蝇。
我给院门加了一把锁。
我加了锁以后才知道他的来历。他叫李得孝，外号孝佬，是附近的一个农民。只因为我买下的这块地，原是分配在他名下的责任地，二十多年来，已经被他跑熟了，甚至被他家的牛跑熟了。一放绳，根本不用驱赶，牛就乖乖地直奔这里而来。眼下，他不是不知道事情已经有了变化，不是不知道这块地经乡政府征用，最终卖给了我这个外来人。但他砍茅竹或者割牛草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地往这块地上窜。想想吧，他熟悉这里的茅竹，熟悉这里的茅草，熟悉这里某个角落的五月阳，憋一泡屎尿甚至也曾经习惯性地往这里狂奔，一心要来增肥活土。他一时半刻哪能割舍得下？他远远就能嗅到这里的气味，远远就能听到这里发芽或落籽时吱吱嘎嘎的声响，连睡梦中一迷糊，也能感触到这里在雨后初晴或者乍暖还寒时的一丝抽搐或跃动。对于他来说，这些当然比一张土地证更重要。有人告诉我，自从我不久前两次把他逐出门外，他还是有点半醒不醒，好几次还扛着锄头来到我家院门前，见门上一把铁锁，才怏怏地蹲下或者徘徊，最后掉头而去，嘴里嘟嘟哝哝地不知说些什么。
他没有大喊大叫地打门，就算是够清醒够冷静的了。我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会在一把铁锁面前恍惚，就像把一个儿子过寄给了人家，但很难把这个儿子视为人家的骨肉，一不小心就还会叫出什么乳名。
以上是我短篇小说《土地》里的一个片断，大体上言之有据。不过主人公原型不姓李，而是姓吴。他的老婆也确实离异他去，但不是嫌贫爱富，只是痛恨丈夫结巴，小气，在床上不男人——道理其实说不大清楚。
这篇小说是应法国一个文化项目的要求而写，《土地》也是项目主持者的命题。大概出于中国文学传统对土地的一往情深，我一下笔还卷入田园诗和山水散文的浪漫光流，强调了主人公对故园的牵挂和纠缠。其实，吴某对土地既有情也无情，比方说对土地转让并无遗憾，甚至有点兴高采烈。他曾把我拉到他家，引我到山上看，问我需不需要更多的地，问我是否有朋友或亲戚来搞开发——他还有一块山，要水有水，要路有路，是盖房子或者开果园的好地盘。
他以为我是个开发商，一个急于推销土地的模样。据他说，他就是想再得一点补偿款，然后去城里开店打豆腐——这是我在小说里没有写到的。
事实上，他后来确实离开了八溪峒，不过没有进城打豆腐，而是去煤矿挖煤。我在巴黎参加中法作家同题小说《土地》讨论会时，恰好听到中国一煤矿发生重大矿难。从旅馆里CNN的电视新闻中，我看到矿井口一具具伤亡者的身体，还有忙碌的救护队员和蓝灯闪闪的救护车。不知为什么，我担心从屏幕上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担心镜头迅速锁定和推向这张面孔。
当时一位热心的法国读者要来了咖啡，一个劲问我“五月阳”是什么，称他在中国植物辞典里没有找到这个药名；又称《土地》中很多植物名都特别美，也富有深刻含义，使他想到了非洲的古代文化……他肯定注意到我一直盯着电视新闻，想必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对学术交流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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