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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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 以后还会写小说吗？
北岛：不会。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也许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翟： 我读了你的散文集《蓝房子》和《午夜之门》，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有趣。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文听起来有点抒情，但你的文章不抒情，只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为什么开始写散文？
北岛：最初是偶然的。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
翟： 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
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重复。
翟： 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
翟： 你觉得自己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
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
翟： 介不介意这种距离？
北岛：不介意。
翟： 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环境，对写作有影响吗？
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从年轻时代开始，我们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诗人。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翟： 在你离开中国的十年里，语言变化很快，新词层出不穷，第一次回去，有没有新鲜感或距离感？
北岛：现在在小青年中流行的网络语言，我很多都不懂。但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没有关系，它是语言中最核心的部分，不会受太多影响。
翟： 那怎么看那些用现在日常语言写诗的人？他们是不是相当于你们当时用革命话语写诗？是不是说明日常生活和诗歌在从前和现在都有着密切关系？
北岛：其实用所谓日常语言写诗，进入诗歌后已经不再是日常语言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正如革命话语进入我们的诗歌，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革命话语，它早被我们的写作颠覆了，虽然还保留着某些阴影。日常生活和诗歌当然有关系，但绝不是物体和镜子的关系。
附录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翟： 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他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十三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翟： 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四年里，换了七个国家，搬迁十五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翟： 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翟： 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翟： 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惟一不能丢的行李。
翟： 你走了这么多国家，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
翟： 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
翟：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必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诗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
北岛：但问题是，诗人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
翟： 说说在美国大学当驻校诗人的事情。
北岛：我嘴笨，不适合当老师，但总比刷碗强。我在美国中西部威斯康辛州的一所私立学院Beloit当驻校诗人，每年在那儿待两个月，教诗歌创作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课分两部分，一是分析大师的作品，二是讨论学生自己的诗。当场讨论他们的作品，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往往会因为一个词不懂而卡在那儿。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诗交给我，我先查字典把诗看懂了再说。混久了就好多了，一个词不懂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翟： 现在有没有来自生活的压力？
北岛：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加上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不稳定。我曾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纽约和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给BMW汽车写颂词，等等。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现在这个工作收入还行，虽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好处是自由，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属于自己。
翟： 你早期写了些情诗，后期不再写爱情了，你的感情经历和诗歌真的分开了吗？
北岛：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一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
翟： 以后会再写爱情诗吗？
北岛：不知道，生活和写作都是不可预测的。
翟： 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
北岛：女儿。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的动荡以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影响很大。我离开她时她只有四岁，十岁来美和我团聚，十五岁又回到北京，十七岁再搬回美国，像个小流浪儿，在该得到父爱时没有父爱。记得刚和女儿分开的那段日子，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听见孩子哭，一听见就跑，实在受不了。
翟： 她读你的诗吗？
北岛：很小的时候会背一两首，长大了就不读了。
翟： 我喜欢你写给女儿五岁生日的那首诗，你女儿认同你的诗人身份吗？
北岛：她没这个意识，有时还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读国际学校时，她的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要教我的诗，她似乎才另眼相待。让我吃惊的是，她最近开始写诗了。那是青春期骚动跨国迁徙和文化震荡所致，倒是很自然的，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
翟： 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北岛：上午写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读书学英文，给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象带看，算是休息。
翟： 现在读中文多还是英文多？
北岛：当然还是读中文多。但出于生存需要，强迫自己读《纽约时报》，其英文简洁明快。另外读点英文小说什么的，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也读读英文诗。总之，平时犯懒，一到关键就得临阵磨枪。
翟： 什么时候最想写诗？
北岛：很久没写的时候，有种恐慌，就像学业荒废的感觉之于读书人一样。
翟： 喜欢和身边的人谈诗吗？
北岛：不喜欢，诗是不能谈的东西。
翟： 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北岛：失去亲人。我妹妹在七六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我和妹妹感情非常深，她那时才二十三岁，我二十七岁。我痛不欲生。我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和这事有关。两年后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
翟： 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
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附录北岛创作年表
北岛创作年表
1949年 生于北京。
1966年 因文革中断高中学业。
1969…1980年 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人；其中混凝土工五年；铁匠六年。
1970年 开始写作。
1974年 完成中篇小说《波动》初稿。
1978年 完成第一部诗集《陌生的海滩》；自己油印出版；印数
一百本。
同年年底，和芒克、黄锐创办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其
早期诗作、短篇小说和《波动》首次发表在这里。
1979年 《波动》定稿。
1982年 完成诗集《峭壁上的窗户》。
1983年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波动》及英译本。
1986年 完成组诗《白日梦》。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北岛诗选》。
1987年 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自1987
年至1988年，在英国杜伦大学做访问学者并教书。
1988年 初次访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访问作家。
1989年 四月到旧金山开会，应德国DAAD邀请在柏林住四个
月，再到挪威奥斯陆大学任访问学者。
1990年 获瑞典笔会图卓尔斯基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居住九个
月。完成诗集《旧雪》。自1990至1991年，在丹麦奥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