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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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馆休息厅碰见哈瓦德。我一直想弄清楚他是哪国人，这有点儿让他恼火。我，没有国，只有家——萨哈拉沙漠。他妈的，我的沙漠被四个国家给瓜分了。他许愿，有一天他要避开四国的警察，带我到撒哈拉沙漠去。相信我，他拍拍他那干瘦的胸膛。记得十年前他也这么说过。
“撒哈拉人”从一个带纹饰的皮口袋里掏出钢笔，边画，边用复杂的手势和几个英文单词描绘他的种族。他们柏柏尔族（Berber）是回教分支，过着游牧生活，总是被战乱驱赶，所以没有祖国。而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西北的戈壁滩。他拍拍我的肩膀，你，我，都是东方人。我瞅了他一眼，有些纳闷。甭管怎么说，人家有自己的文字，他的诗就是用这文字写的。他写给我看，果然有点儿像汉字，我开始相信我和这个疯狂的鬈发黑人有某种血缘关系了。下午五点半，我们在旅馆大厅集合，乘车来到那塔尔（Natal）大学的剧场。
在剧场休息厅宽敞的露台上，“撒哈拉人”坐下，伸出长臂，口中念念有词。我问担任翻译的法国姑娘玛德（Maud）他在召唤哪路神灵。玛德耸耸肩：他用的不是法语。和十年前相比，“撒哈拉人”明显衰老了，大概沙漠之神受不了法国的温文尔雅，已弃他而去。以前他从来不歇着，呼风唤雨，精力无限。
牙买加的罗娜大叫我的名字，然后咧嘴一笑，并没什么要说的，看来她已经缓过劲了，连我的名字都让她愉快。
钟声响了，剧场座无虚席。一群黑人小伙子呼啸而上，拍着脚背跳舞，这是非洲人好客的表示。在急骤的节奏声中，第二届非洲诗歌节开始了。
二
诗人们很快就分成不同的小集团。每天出门上车，可以看到这种非理性的分化组合，多半以语言为界。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两辆红色丰田越野吉普，加上法语翻译玛德开的白色小车。英语集团包括“白求恩”两口子，荷兰的“黑手党”、南非女诗人英格瑞德（Ingrid），还有我。
我们这辆车总是塞得满满的，罗马尼亚的阿娜和印尼的阮锥（Rendra）夫妇也时不时地挤进来。法语集团只有三个，法国诗人伯纳德（Bernard）和住在巴黎的摩洛哥诗人兼小说家塔哈（Tahar），加上在法语中游牧的“撒哈拉人”，窝在那辆小车里。这多少反映了在语言霸权的争夺中法语的尴尬地位。
我理解法国人的骄傲。在他们眼里，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他们拒绝讲别的语言，特别是英语。在家还行，出门可就傻眼了。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为什么跟法国人过不去。恐怕这事儿还怨不得谁，风水轮流转，说不定有一天全世界还都得讲中文呢。
我跟摩洛哥的塔哈，九○年在旧金山的国际作家会议上见过。诗歌节开幕的那天晚上，我试着跟他聊聊。他吞吞吐吐，他太太冷冰冰地戳在一边。我端着酒杯，进退两难，干脆用我惟一记住的法语说：“早安。”转身走了。
轮到开会发言，可就没别人插话的份儿喽。法语集团个个口若悬河，而且特别富于哲理。在一个人权讨论会上，塔哈赋予个人主义最新的含义，“撒哈拉人”呼吁用无政府主义来对抗美国文化入侵。坐在听众席的伯纳德冲到台上，发表一个长长的关于自由的声明，用的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策略：一个词被另一个词所消解，就像某种掩盖足迹的动物，到末了你肯定忘了他的出发点。我私下叫他“哲学家”。只见他脸色苍白，激动得手直抖。我这才明白，法国出哲学家一点儿都不奇怪，那是咖啡馆的雄辩，加葡萄酒中的形而上。
讨论会的最后五分钟给我。我厌倦了人权的空话，对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的“撒哈拉人”表示赞同。散了会，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再次保证有一天带我回沙漠，我也答应跟他一起回老家——西北戈壁滩看看。
我设法避开“黑手党”，但没辙，我们被绑在同一集团，虽然英文都不是我们母语。
除了晚上朗诵，我们白天还得到中学去。接连两天，我去的都是私立女校。那里讲究得有点过分，带英国贵族味道。女学生像一群穿制服的天使，吹长笛拨竖琴唱圣歌。其中有不少黑人和印度人。在南非，种族问题已退居二线：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几百年殖民统治的故事突然有了一个过于简单的结尾。当老师吩咐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工友搬幻灯机时，我注意到他目光中的惶惑，几百年的惶惑。
我们上天堂那工夫，另一拨诗人下了地狱——德班一个贫民区的图书馆，他们的听众是些破衣烂衫的黑孩子。“白求恩”告诉我，最奇怪的是，那图书馆居然没有一本书。
第二天，我和加拿大的罗娜、印尼的阮锥夫妇去为另一群天使朗诵。我和罗娜打头阵。罗娜天生是个好老师，学生马上喜欢上她了。她的诗大都关于男欢女爱，用词之大胆，让我都脸红。她得过加拿大所有重要的文学奖，但许多学校禁止用其诗作教材。我警告她，千万别在这儿读那些色情诗。她读了首诗，是关于洋葱头的爱情。随后，由阮锥压轴。他声称，在印尼，诗人相当于巫师。他朗诵果然有作道场的架式。他妻子精瘦，话不多，一直用摄像机紧紧盯着她丈夫，好像生怕他从巫术中消失。最后阮锥把妻子请上台，俩人面对面搂着，含情脉脉地对唱起情歌来。舞台灯光转暗。
我认识了南非诗人兼歌手哥特（Gert）。他是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小伙儿，晚到了两天。“基督”告诉我，他开车去机场接哥特。小伙子有点儿惊慌失措，“我，我简直不敢相信，像您这样的大人物来接我……”“基督”笑着回答，“诗人中没有等级制度。”
我和哥特上街。他胡子拉碴，穿粗布小褂，露出结实的臂膀。我逛商店时，他坐在咖啡馆给女朋友写信。这是他头一回出远门。他在地图上指着他的家——南非腹地的小镇，请我下次来一定去看看。“那儿的生活很不一样，”他说。他看人的方式很特别，眯缝着眼睛，直勾勾的，有点儿狡黠，有点儿迷惘。
我们在一家印度快餐店吃午餐。他当过跑堂、守门人和酒吧保镖——“我表面很壮，其实胆小如鼠，在紧急关头，随时准备逃跑。”他的英文短促含混，不易听懂。这两年，他作为歌手开始走红，出了激光唱盘。今年夏天，鹿特丹诗歌节要请他去朗诵。说到此，他眼睛中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诗歌节进展顺利。朗诵前诗人们互相买酒，开玩笑。英语集团和法语集团交叉走动，不会出现偏差。我突然想起R·S·托马斯的话：如果这个世界的人们从没有互相发现，日子会好得多，有大片的水域隔开他们。也许他是对的，交流引起新的争斗——由于新的支配欲望，这自然是很痛苦的事。
牙买加的罗娜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的，她正忙着凑份子，给诗歌节的组织者买礼物。“撒哈拉人”在露台上，面对黑暗发表演讲：该死的美国文化，用美元占领了全世界。我的家乡啊——他声嘶力竭地叫喊。“黑手党”换了副墨镜和一条白色领带，对“撒哈拉人”做出如下评论：“他把他的沙漠理想化了。他为什么住在法国，从来不回到他那可爱的沙漠去？”“基督”皱皱眉头说，“这恐怕也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困境——把自己的过去理想化。”
“黑手党”在舞台上比在现实中容易理解，他的诗是黑色的，与穿着一致。
“白求恩”的诗跟他的panion罗娜一样，充满了色情的意味，有许多关于器官的描绘。
他们俩把诗当成卧室的镜子。
“哲学家”在朗诵前，发表了一个关于诗的声明。
哥特抱着吉他上台，他用一个特制钢架把口琴固定在嘴边，边弹边吹边唱。他的声音放松，略有点儿沙哑。同时，投影机把一组照片打在银幕上，其中有家庭合影，有伸向天边的铁路，有城市的灯火。那是关于一个乡下小伙儿淡淡的忧愁和离开家乡的惆怅，还有对远方的向往。
我们在一家印度饭馆进餐。我喝多了，为阮锥夫妇唱了印尼民歌《星星索》，为阿娜唱了罗马尼亚民歌《乔治参军》，为“白求恩”唱了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和“基督”合唱了《国际歌》。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南 非 行（2）
三
由于时差，我很早就醒了，打开电视，看CNN早上六点钟的新闻。印尼的政局动荡，学生运动随时有被镇压的危险。忧心忡忡的阮锥夫妇，成了早餐桌上的中心人物。他们打不通电话，五个孩子都卷入了，一个还是小头目。而阮锥本人，被认为是当地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回去有被关押或拒绝入境的可能。
牙买加的罗娜告诉我，她打算买一束玫瑰送给组织者。
“撒哈拉人”的胃不舒服，说那是西方食物的问题。我不知道他在法国吃什么。他变得少言寡语，一脸沮丧，摇着长食指：No good。
我们乘车经过墓地时，“黑手党”突然讲起他的安妮表姐。“我那时还小，头一回见到从南非来看我们的安妮表姐。她又高又壮，一对大奶子。她使劲搂住我，差点儿没把我憋死。打那时候起，我最害怕女人的那个部位。我妈让她和我姐住一起。安妮表姐很好奇，东瞧瞧西看看，我姐屋里贴满了爵士乐明星的海报。她突然从中窜出来，大声尖叫：‘你们打哪儿弄来这么多黑鬼？’我妈气得大骂：‘你以为你是谁？没尾巴的野兽，给我滚！’安妮表姐被赶了出去，再也没回来，谁也不知道她的行踪。这么多年了，说不定已经埋在这儿了……”
我们到一个穷人区参观。在国外住久了，很多东西都淡忘了。那景象让我感到震惊：骄阳、尘土、铁皮窝棚、衣不遮体的孩子和简陋的墓地。两栋没有颜色的旧楼分别住着单身男女，他们来自偏远地区，到城里谋生，相当于我们的盲流。第三栋楼晾满了尿布，那是婚姻的旗帜，为绝望的生活带来温情。向导正介绍时，一头牛走到路中间，拉了泡屎，甩着尾巴懒洋洋地走开。
仅几里开外，是一尘不染的现代化城市，名字很怪，叫“新德国”（New Germany）。“啊哈，我喜欢这个名字，”“黑手掌”高叫道：“我前年就他妈被德国救火车撞上，满脸是血，到现在衬衣还没洗干净。”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喜欢他了。我发现在他黑手党式的外表下，有颗脆弱的、多愁善感的心。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少见的怪人，收藏了八千张爵士乐唱片，是那种七十八转胶木的，还有八十副墨镜和五十套黑西服。他虽然戴墨镜，对人对事的判断却相当准确。我问他干嘛晚上戴墨镜。他不假思索地说：“用不着看太清楚。我们判断人不是根据他的表情，而是动作。”
我们来到一家贫民区的图书馆，五间平房空荡荡的，仅左厢房有十几架书，装在墙上的电视机正播放中国功夫片。“撒哈拉人”不顾病痛，又开始抨击美国文化：看，媒体无所不在，靠的是什么？美元！他妈的，我们的家园被美元毁掉了……
一位当地的黑人作者告诉我们，六年前这里的书架空荡荡的。他和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