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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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开始落在他们家树上。）
二
我感到烦躁。
我到B街的商会兼游客中心。铃铛一响，一位小姐迎出。我说明意图，她指着花花绿绿的架子，让我随便挑选。都是垃圾。再问。“问得好，”她打开电脑查找，很快，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本市的历史资料。”我回声般的作了删节：“没有历史。”
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对戴维斯是个转折点：加州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在这里通车。最初在图纸上，铁路从戴维斯农场西边四英里处擦过。终成人间正道，除了父子俩施加的影响，恐怕主要还是出于地势上的考虑，避开洼地。历史有时是由空间决定的，否则戴维斯只是人，而不会变为城市。
J·C·戴维斯请客，上等的那帕（Napa）葡萄酒和烤鹿肉。三位铁路公司的客人中，有个留小胡子的最讨厌，带纽约口音，不停地说下流笑话。戴维斯知道，他是决策人。小胡子喝得烂醉如泥。临走，戴维斯往他口袋里塞了个信封，其中数目他从未告诉任何人。
我开车去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老城的火车博物馆。那些擦得铮亮的蒸汽火车头——现代古董，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力。在背景的雕塑群中，三两个留长辫的华人在山上搬运石头。但所有文字说明都没有提及，华人是当年修铁路的主要劳力，历史学家在度假，多少悲欢离合，乌鸦看到了，不说。
铁路给戴维斯带来迅速的繁荣，当年有人作如下描述：“小镇整齐，五百余人。橄榄街是主街，建得较密，木结构，多为一层。小镇有木料场，车铺铁匠铺，商店发廊，三家旅社，一个饭馆，还有马棚鞍具店和几处小市。教堂正在建造中，本季度竣工。”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小镇因J·C·戴维斯得名。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加州，粮食代替了黄金，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像戴维斯农场这么大块地，谁在上面干活？最初的劳力是印第安人，逐渐被华人取代。铁路修成了，赶上下岗，工转农，正好。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三万华人在萨克拉门托和圣华金河谷当苦力，占加州农业人口的87。5％。
（J·C·戴维斯学会了几句中文“你好”、“吃饭”、“干活”，还有中式英文“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甚至会用中文点菜“炒碎”。）
我注意到语言交换的结果。在周末的农贸市场上，常见到在青纱帐潜伏了好几代的华人来卖菜，除了不会说中文，他们跟北京街头的乡下小贩没什么两样。
J·C·戴维斯开了全县第一家乳酪厂，又和查尔斯上校等人在河上建起缆绳摆渡，如日中天。
他付给船夫托马斯十六美元的夜班费，搭船从萨克拉门托过美国河到北岸的查尔斯上校家，这笔开销传出去，令人咋舌。去干吗？上校有三个女儿，戴维斯是众多的追求者之一。戴维斯头一次在上校家见到小女儿玛丽，她还是个孩子。没几年工夫，让人另眼相看。上校对女儿们管束极严，他很少有机会跟玛丽说话。在上校家的一次舞会上，他请玛丽跳舞。他多喝了几杯，动作笨拙，逗得玛丽直笑。他们溜到后花园。玛丽的笑声引起了查尔斯上校的注意。他对戴维斯的印象不错，话不多，精明强干。他派人调查过，仅摆渡一项，每月收入近万元。
戴维斯于一八五○年和玛丽结婚。据一八五○年人口普查上记载，戴维斯二十七岁，来自俄亥俄州，乳酪制造商；玛丽，十五岁，密苏里人。
其实乌鸦和人有一种共生关系，它们热爱人类，循其足迹，蹭吃蹭喝。有人类的弱点，怕孤独，呼啸成群。它们肯定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只不过人对此没有耐心罢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从统计表来看，本市人口，一八九一年七百，一九一七年近千，一九四○年一千六，一九五○年突变到九千，现在翻了几倍，约五万。继铁路出现后，一九○六年开办农业学校，又转成加州大学的分校，这是人口急剧增长的原因。
我贪杯，在黑暗中，像吞吃了烂果子的乌鸦，摇摇晃晃。我们的主角被遗忘了。我敢说，本市居民，很少有人知道他——J·C·戴维斯，他的一生，他的悲欢离合。
（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阳光闪耀在帕幽塔河上，风车转动。）
J·C·戴维斯和玛丽的独生女，三岁的阿美利亚（Amelia），和父亲在磨坊玩耍时，摔成重伤，不治。心碎的父亲发疯似地拆掉磨坊。玛丽告诉别人：“孩子死后，我们做父母的再也没有成功感了。”
连年的干旱和病虫害，加上内战后的高税收，农场开始走下坡路，J。C。戴维斯把地陆续卖掉，搬到萨克拉门托。他晚年担任公职，官拜街道专员（相当于我们的街道居委会主任）。他死于一八八一年十月五日。
我得承认，到目前为止，研究进行得不顺利。原因很多，比如缺乏史料，我英文不好。更主要的是，死者拒绝敞开内心。我的嗓音有点儿异样，带有乌鸦叫声中的烦躁。我自以为可以获得乌鸦的高度，那完全是一种错觉。
第三辑 乌鸦猫的故事
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的大杂院养过只猫，叫黄风。它总是居高临下，从房顶俯视我们人类卑微的生活，总是骄傲地竖着尾巴，像一根旗杆。记得那天我从办公室用书包把它带回家，洗完澡，它一头钻进衣柜底下，最后终于探出头来，我们不禁打了个冷战：一个世界上最小号的鬼。黄风祖籍不可考，必是野猫无疑。它从不恋家，吃完饭掉头就走，不饿绝不回来。我们住的说是五进院，其实早被自盖的板房挤压成胡同，而我家的小厨房恰好盖在那胡同的顶头。夏天做晚饭时，只见黄风竖着比它高数倍的尾巴大摇大摆地回来，检阅着分列两边半裸着乘凉的人们，那些摇动的蒲扇让人想起古代的仪仗队。最终黄风和它的情人私奔了，翻越海浪般的屋脊，弃我们而去。
我的女儿田田对巴黎的狗品头论足，都不甚满意。最后在一家美容店门口碰见条比巴掌稍大些的哈巴狗，系着粉色蝴蝶结，让田田看中了。那狗边叫边打喷嚏，愤怒得像个摇头风扇。田田忍不住上去抚摸，竟被它咬了一口。
我带田田从巴黎到美国，她妈妈也从新加坡赶来，我们在北加州的小城戴维斯团圆，安家落户。狗仍是田田的主要话题。我带她去宠物商店，查阅报纸，向朋友们打听。待我从英国出差回来，田田挡在门口，再让开，竟是两只刚出生的小猫。宠物商店的一张领养广告像命运，把这两只小猫带到这来。从狗跳跃到猫，大概就像从猿进化成人，总有某些连上帝也无法解释的疑点。这是孩子的特权，谁也跟不上他们的思路。
这两只小猫虽是兄妹，却毫无共同之处。哥哥奇相，全身浅褐色，但小脸和四肢焦黑，好像到墨池里偷喝过墨汁。妹妹则是只普通的带黑色条纹的灰猫。我和田田给它们起名字，绞尽脑汁。最后把田田常挂在嘴边的动画片《狮子王》里的咒语“哈库那玛塔塔（Hakunamatata）”拆开并简化：哈库和玛塔。
哈库生性敦厚，富于冒险精神。它对人很傲慢，爱搭不理，穷极无聊时也会蹿到你身上，纯属好奇，看看你怎么吃饭、写作或与人交谈。玛塔胆小、警觉，见人喜欢撒娇打滚，但随时准备逃窜。它的尾端有个弯勾，大概出生不久被门夹伤过，这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将伴其一生，可没有一个心理医生能跟它说清楚门是怎么回事。
有了猫，我们租的单元永远门窗紧闭。哈库和玛塔天天闯祸，在床下拉屎撒尿，掀翻纸篓，在新买的意大利皮沙发上磨爪，防不胜防。我只好充当警察，关门打猫，没有证人，总不至于被防止虐待动物组织告到法庭。每当我狂怒地向猫扑去，田田总是拦着我，又哭又喊，让猫儿们及时逃脱。有时转念一想，猫若大一百倍就是虎，田田得反过来，得为我求情。
不久我们买了房子，哈库和玛塔获得解放。我们请人在大门上装了个小门，为猫。它们对自由的试探最初是谨慎的，转而变成狂喜。我们院子后面是一片开满野花的旷野，金灿灿的。哈库和玛塔在其中跳跃，像犁开处女地的最初的沟陇。
自由当然也有代价。朋友说猫在户外一定要打防疫针。动物医院就在附近。哈库和玛塔对医院的味道天生反感，再加上狗叫，让它们战栗、哀号。回到家，它们的目光充满更多的敬畏和焦虑。几个月后又作了去势手术，这更加痛苦的记忆，让它们悄悄绕着我走。我像独裁者一样孤独。
起初，哈库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常常失踪。幸好在它的脖子上挂着铜牌，写明通讯处。电话往往在我们绝望时响起，原来哈库走累了饿了，乞讨到别人的门下。哈库的路线越走越远，如果不是有一天被狗咬伤，它大概会像黄风一样消失。那天早上是田田发现的，它前腿上的皮毛被撕去一大块，露出渗着血珠的白肉。哈库一声不吭，舔着伤口，并领悟了那只狗传达的信息：我们的世界是凶险的，哈库从此不再远行。有时跟我们散步，只要闻出异己的味道，撒腿就跑。
去势后，哈库和玛塔更加百无聊赖，除了每日三餐，整天昏睡不醒。我忙得四脚朝天，有时会突然对猫的生活充满嫉妒，恶意地把它们弄醒。它们眯起眼，似乎看清我的意图，翻个身，又呼呼睡去。若把它们和黄风相比，大概还是黄风更幸福些。北京胡同独特的地形、居住密度和风土人情都给猫带来无穷的乐趣。吃的也没有人造猫食这么单调。我们当年总是专门给黄风买小鱼，精工细作。而哈库和玛塔对鱼最多闻闻，然后转身走开……
它们的味觉已经退化。更重要的是它们完全被剥夺了谈情说爱的权利。北京的猫大多不去势，夜半时分，叫春的声音此起彼伏。再有当年北京不许养狗，猫的世界安全得多。
不过哈库和玛塔也会找乐，它们常常叼回蛐蛐、蜻蜓、小鸟甚至老鼠，作为战利品向我们邀功。它们的叫声变得很奇怪。这残酷的游戏，得由我们来收拾残局。一天早上，我发现地毯上有只雏鸟，嗷嗷待哺。田田把它装在铺着毛巾的小盒里。鸟妈妈就站在后院的电线上像高音C凄厉地叫着。田田举起小盒，对鸟妈妈说：“你的孩子在这儿呢。”我们找不到鸟窝，却又发现另一只受伤的雏鸟，身上有猫的齿痕。我们决定试着养活它们。它们的模样真可怜：翅膀秃秃的，尾巴上有几根毛，长腿紧缩，眼睛紧闭，但稍有动静，大嘴就像朵黄花盛开。田田惊叹道：“真丑啊，丑得太可爱了！”我们挖来蚯蚓，居然被吞了进去。看来确实有一线希望。田田的卧室成了病房，紧关着门，怕猫来骚扰。晚上，一只鸟呼吸急促，田田哭了。第二天两只鸟都死了。我们举行了葬礼，把它们埋在一棵小葡萄树下。那几天没人搭理哈库和玛塔。
我从窗口看见哈库趴在后院的板墙上，向远处眺望。拖拉机平整着土地，突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