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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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写久了总被人家斜眼，后来开始写散文似乎才得到宽恕。我堂妹事先声明：“你的诗集就免了，等散文集出来再送我。”写诗的因诗歌的异端而受牵连，被认为神经有毛病；写散文的知书达理秉公天下，活得堂堂正正。
中国是个现在进行时的散文大国，那浩浩荡荡的报纸专栏休闲杂志文化网站所造就的散文作家，何止千万。要说散文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和广阔天地人口密度信息交流民族性格有关，和商业化有关。四川的茶馆是散文，北京的出租车是散文；学府师爷的宏论是散文，白领小姐的手机短信息也是散文。
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砰砰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近半个世纪后，我去看望董老师，她身体尚好，但由于腿脚不便终日卧床。我带去了我的台湾版的散文集。她眼镜后面那慈祥的笑容如旧。我象一个夕阳中的孩子，惶恐而温暖。
散文往往是中年心态的折射，与荷尔蒙、血压及心跳速度等生理因素有关。就象一个下山的人，需要调节呼吸，放慢步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怀旧在所难免，那是对气喘嘘嘘的爬山过程的回顾，对山的高度以及风险的再认识。
散文与漂泊之间，按时髦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自1989年到1993年四年内，我住过七个国家，搬了15次家。这就是一种散文语境。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干了什么？这是诗歌交待不清的。“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二月》）“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诗歌最多能点睛，而不能画龙，画龙非得靠只鳞片爪的勾勒连缀才成。
我是因为生计开始写散文的，茫然中动笔，稀里糊涂写到第六篇《艾伦·金斯堡》，得到李陀的赞许，为之一振。那是我散文写作的起点。金斯堡这个“跨掉一代”之父，在生活中是个挺好玩的怪人，恣意妄为，我行我素，完全没被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正确”匡正。我跟他1984年相识，萍水相逢而已，若没有后来的漂泊，就不可能成为朋友。意犹未尽，在他逝世周年，我又写了《诗人之死》，文章是这样结尾的：“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影响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正是由于漂泊，我结识了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姆、布莱顿巴赫等其他国际知名作家，也结识了象芥末和于泳这样随风浪沉浮的小人物。孟悦在台湾版《午夜之门》的序言中写道：“细揣摩，这亲切的特殊之处来自那种流浪者与流浪者的相伴相随。也就是说，书写流浪者故事的过程成为一种与之为伴、与之相随、同饮同行的过程。”
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义。
我女儿田田在这本书里扮演了个重要角色，虽然她并不常出现。她既是我漂泊之舟的锚，又是推动我写作的潜在读者。我有时给她读一些片断，她的中文正在退步，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一天她会终有所悟。我想给她讲一些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其中有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有权力破碎的神话及其敌人；而我们会超越这一切¾；在延伸到国家以外的道路上，有我和她，还有很多人。
2004年2月29日
于美国戴维斯
第一辑 空山艾伦·金斯堡
一
艾伦得意地对我说：“看，我这件西服五块钱，皮鞋三块，衬衣两块，领带一块，都是二手货，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我和艾伦是一九八三年认识的，当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我的英译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们在他下榻的旅馆见面，在场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我的异类色彩。
再次见到艾伦是五年以后，我到纽约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诗歌节。刚到艾伦就请我和我妻子邵飞在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作陪的一位中国朋友用中文对我说：“宰他丫的，这个犹太小器鬼。”我不知他和艾伦有什么过节。对我，艾伦彬彬有礼，慷慨付账，并送给我一条二手的领带作纪念。但在席间他明显地忽视了邵飞。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谁也没在意。赞助那次诗歌节的是纽约的袜子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据说艾伦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我真没想到，这家伙竟有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见面机会多了，开始熟悉起来。九○年夏天，我们在汉城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上相遇。艾伦总是衣冠楚楚（虽然都是二手货），跟那些南朝鲜的官员们谈释放政治犯，谈人权。让组织者既头疼又没辙：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会上，大小官员都慕名而来，跟他合影留念。艾伦总是拉上我，躲都躲不开。有一回，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突然发现我正和他们分享荣耀，马上把我推开。我从来没见过艾伦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着那个官员跳着脚大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知道吗？这是我的好朋友！中国诗人！”官员只好赔理道歉，硬拉着我一起照相，让我哭笑不得。再碰上这样的场合，我尽量躲他远点儿。
我问艾伦为什么总是打领带。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们谈人权；再者呢，他狼狈地一笑，说：“不打领带，我男朋友的父母就会不喜欢我。”
在汉城，会开得无聊，我们俩常出去闲逛。他拿着微型照相机，像个间谍似的到处偷拍。一会儿对着路人的脚步，一会儿对着树梢的乌鸦，一会儿对着小贩做广告的粘满蟑螂的胶纸。走累了，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歇脚，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馆，我们随意点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写下来，有不少朝鲜人懂汉字。老板似乎明白了，连忙去打电话。我们慌忙拦住：喝茶干吗打电话？莫非误以为我们要找妓女？但实在是太渴了，我们又去比划，作饮茶状。老板又拿起电话，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晚上，我们来到汉城市中心的夜总会。这里的陪舞女郎缠着艾伦不放。没呆上十分钟，他死活拉着我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我们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艾伦：“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伦马上问，“这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众人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但我声明绝不进去，艾伦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艾伦很念旧。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克卢雅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他讲起克卢雅克，讲起友谊、争吵和死亡。他叹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我告诉他，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让我感动的是，艾伦和死者和平共处，似乎继续着多年前的交谈。我甚至可以想象，他独坐家中，反复听着录音带，看暮色爬进窗户。
前车之鉴，艾伦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偶尔有个把男朋友，他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个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时候雇了三个半秘书。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给艾伦安排活动。艾伦反过来对我说：“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谁来养活他们？”这纯粹是资本家的逻辑。艾伦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终身教授，薪水不错，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税和朗诵费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摄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书鲍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伦的脑子。他满世界应承，自己什么也记不住。最后都得我来收拾。”
从艾伦朗诵中，仍能看到他年轻时骄傲和野蛮的力量。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泽西的诗歌节上，艾伦和我一起朗诵。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一样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单单地抛在那里。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
去年他过了七十岁生日。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医生劝他不要出门旅行。最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二
下午有人来电话，告诉我艾伦今天凌晨去世。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一片空白。傍晚我给盖瑞·施耐德打了个电话。盖瑞的声音很平静。他告诉我最后几天艾伦在医院的情况。医生查出他得了肝癌，还有三五个月可活。艾伦最后在电话里对他说：“伙计，这意味着再见了。”
我记得曾问过艾伦，他是否相信转世。他的回答含混，几乎是否定的。他信喇嘛教是受盖瑞的影响，东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灵魂安静下来，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弹。他家里挂着西藏喇嘛教的唐卡，有高师指点，每年都到密西根来参加禅习班。他和盖瑞不一样，信仰似乎不是通过内省获得的，而是外来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他的禅习班离我当时的住处不算远，他常从那儿打电话，约我过去玩，或溜出来看我。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纳堡（Ann Arbor）有个喇嘛庙，住持是达赖喇嘛的表弟，艾伦的师父。他在喇嘛教里是个自由派，比如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受到众多喇嘛的攻击。我想他的异端邪说很对艾伦的胃口。艾伦请我去听他讲道。这是我有生头一回。说是庙，其实只是普通的房间布置成的经堂，陈设简朴，地板上散放着一些垫子。艾伦是贵宾，我又是艾伦的客人，于是我们被让到显要的位置，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