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兄弟-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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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我不知不觉也老了。好长时间和亲戚家的孩子们没有联系，见面一问，嗬，都是四十擦边的人了，可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仔细一想，这一晃自己不也已经是四十开外了吗？”
“咳，几年前搞毕业二十周年校友会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去？二十年以后再去，真觉得原来学校那么不受看，墙那么矮，教室小得就像个鸽子笼，厕所就更甭提了。我真不知道我们这些大人物怎么会在那个小小的地方干出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来，真叫人连想都不敢想。有人常说，中学时代给自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一看这情形，我就想像不出，这些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你们知不知道高中同学中已经有二十个人离开人世了，有得癌症去世的，有出交通事故死了的，还有自杀的，听说是因为办公司办砸了，老是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实在补不下去，也就喝口药玩完了。”
“那会儿不是正碰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嘛，那几个哥们儿也活该倒霉。”
“人活着就这样呗，不光是我们日子过得艰难，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嘛。到时候，说不定我们也会跟着他们，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呢。”
“咦，我又想起那个大铜锣来了。”
“你说的是那个物理老师？”
“是啊，他现在已经五十好几了，听说连个教导主任都没混上，还是个平平常常的老师。任职的学校也换了，他被调到一个小山沟去了。”
“大铜锣才五十多？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耶，上学的时候总觉得他比我们大好多好多，可他现在和我们一起变老了，哎呀，想不到我们也老了。”
“最近你见着咱们哪些老同学了？小个子兵来过吗？听说好像更出息了，不是在政治报道部就是在社会报道部当上副部长。”
“是吗？那他肩膀就耸得更勤，头也仰得更高了。”
“我听说他记者的差事在第五共和国的时候就干不下去了，为自己的饭碗直犯愁。”
“那小子的老家是哪儿来着？”
“怎么了？听说他是从龟尾镇转学过来的。”
“不对吧，听说他一早一晚都骑自行车，每天汗流浃背，有人说他家的坟地就在那个有水库的村子里。”
“喂，你们别打岔好不好！我说的是他当记者的事，你们怎么又扯到他上学的事去了。报社的人是不是都那样，我不敢说，从国家机关出来的人也都那个德性，成天把脖子梗得直直的。”
“听说从报社政治报道部出来的一个记者，后来参加了什么党，还当上了国会议员。文化部的记者有当上文化部发言人的，还有当了部长的。你想，这些怎么出人头地的事连我都知道，小个子兵能不清楚吗？”
“唉，那位小老弟就只会梗脖子装大，钻营的事我看他不一定很灵光。”
“其他同学又怎么样了呢？有些人也赚了钱吧。听说这些大腕儿一般是不参加普通校友聚会的。校友会不过是个名目而已，什么金融界校友会、机关团体校友会、政界校友会等等，名头多极了，他们只不过是打着这个招牌在饭店等娱乐场所找个地方，体体面面地玩玩而已。光是玩，没有别的。说穿了，就是一种地下交往。大概玩的方式也和我们差不多。譬如说我在长安坪的沙龙酒吧玩，有人在江南的红灯区玩，这两者有差别，但又能差到哪儿去呢？”
“你说没有多大区别？你还记得吗，在韩战时通往江南的大桥就被咱们自己炸断过一次，我总怕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所以老想搬到江南去住。可是，我结婚已经十五年了，只能由贞陵搬到清凉里、惠化洞、广长洞，再到玉水洞。这些地方都在江北，看来要搬到江南很难了。你住的那个卫星城怎么样，听说住着很舒服。交通却还不方便，这反倒好了，如果在汉城美美地喝一顿酒，跟家里说没车了，回不去，老婆也不可能要你坐出租车回去，花钱太多嘛，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在外边过夜了。最近人们越来越爱玩了，不是有一句话，‘最近大家都在忙，酒吧舞厅练歌房’嘛。谁都知道，住卫星城的人从来不在卫星城里玩，这里边有什么奥秘，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开校友会的时候有的哥们儿说，我们是生育高峰期生的后娘养的，活该命苦。和我们竞争的同龄人太多，谁都过不舒服，是这样吗？”
“从这一点看，我们的人生可真不容易嘞。我们上学时正赶上好时候，那会儿有个联合国纪念日，可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所以我就不去学校，整天在外边疯。”
“喂，打住！我们国家加入联合国了没有？昨天我女儿美娟做作业的时候还问过我这个问题呢，可我不知道，就含糊过去了。”
“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问我呢？亨俊肯定知道。”
“1991年，南北朝鲜同时加入了联合国。后来我国又在北方外交上大做文章，先后和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前苏联、中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前苏联建交的时候，苏联要我们给他三十亿美元的经援贷款才肯，至今很多舆论还批评这件事呢。”
“是吗，看来这些日子你还挺关心时事的嘛。”
“我原来并不关心这些，也没觉得不方便，现在孩子大了，不知道也不行啊，他们老问，做父亲的也有个面子问题嘛。”
“嘿，我想起来了，上一次我随团到中国去旅游，差一点回不来了。”
“你去中国旅游了？是不是晚上在宾馆睡觉的时候找小姐，叫警察逮了，在你护照上盖上两个大字：淫虫？”
“唉，我说你们别揭人老底好不好，这件事咱们就甭提了，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听说中国人只让生一个孩子，多生就要罚款，有些地方罚得还特别重嘞。”
“听了人家的经验，不久前我们国家也搞什么计划生育，吵来吵去也没吵出个名堂来。”
“对啊，当时说什么，生了第三个孩子不给上医疗保险，做了节育手术才有资格申请买房……现在想起来真能笑掉大牙。”
“唉，听说斗焕也有个小子？”
“是，见面的时候斗焕老婆带来的。这斗焕老婆也真是的，给斗焕办完丧事下葬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们吭一声呢？”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连个信儿都没有捎啊。是不是担心我们把斗焕埋在素姬旁边呢？”
“什么？她会那么想？要真是那样，这个女人可太糊涂了。我们几个怎能眼睁睁地看着斗焕躺在素姬的身边呢？”
“谁说不是呢。”
“喂，祖鞠，你是不是又要放屁了？要放也得挑个地方啊。”
“不行，已经来不及了。屁的性能太好，想分时间和地点也不行了。”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难道就不能在这个最庄重的地点忍一忍，别扫大家的兴？”
“哎，你说人活得有劲吗？”
“嗐，已经到了这个岁数，还说什么有劲没劲呢，喝酒光为了解愁，也喝不出什么味儿来。有时，老婆洗完澡上床等着我，可我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来，背过身子就睡着了。这世道弄得人都麻木了，真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才觉得有意思。钱也没赚几个，一想起老了后怎么办，只有长吁短叹，还能有别的念头吗？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混日子，混到哪儿算哪儿呗。究竟是累了还是让生活给拖垮了呢？总之，我连一点生活的欲望都没有了。”
“有人说，夫妻老了像朋友，出出进进一块儿走。实际上这话是骗人的，就拿我老婆来说吧，常在我耳边叨叨的只有三样：票子孩子和娘家那个老婆子。你说，这种日子还有什么劲。我们成天忙忙碌碌，可忙也得有个结果，有个盼头才行啊。”
“说的也是。我一个人在家吃饭的时候比较多，一到晚上老婆跑得连个人影都见不着。要说来劲嘛，就是世界杯足球赛时，或者看见棒球明星朴灿浩出场，那会儿才能打起点精神来。”
“嗬，朴灿浩当然了不起了。今年的年薪是多少？九百九十万美元。用韩币一折，就是一百二十六亿嘞。他去年赚的钱比高尔夫球员泰戈还要多。朴灿浩要在韩国的话，一年顶多就赚三个亿，可他到国外就能赚四十多倍的钱嘞。”
“是啊，赛一场要扔一百个左右的球，扔一个球就能拿四百万韩币。”
“嘿，这个数谁能比？我们国家的所有业余棒球运动员，年薪合起来还不到朴灿浩的四分之三呢。”
“他们的地位也不低啊，下面还有一大帮替补队员，那些人的生活才真没意思呢。”
“那是你的人生和人家的不一样呗，要比的话你还怎么活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人和人不一样，咱们天生就是打洞的命。这个道理你懂不懂？看来，你要把祖鞠的名字传遍全世界的工作不做了，是不是？可我总觉得还在和你一起组织四人俱乐部呢。”
“这都是哪辈子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已经二十多年了吧。”
“看来你小子根本不会数数儿，什么二十年，已经快三十年了。”
“想起那些事，就觉得活着可没劲了。”
“你承认一个事实就行了：回头一看，哟，我在和岁月一起消磨着自己。你到山里去看看就会明白，山里有杉木、竹子、松树等各种各样的植物，它们之所以有各自的名字，是因为人们看着它们有各自的特点。实际上，使森林繁茂起来的不是这些大植物，而是苔藓、葛条之类的小东西。”
“什么？你说我们是附生植物？好，金亨俊，就算你懂的多，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喝葛根汁最好你知不知道啊？这个话是过去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人最爱说的一句话。”
“谁喝葛根汁那玩意儿呀！现在人家又在喝槭树汁了，今年眼看就到采汁时间了。去年我到智异山还喝过呢，可好喝了。”
“是在树干上插支吸管往外吸吗？”
“是装在瓶子里卖。”
“那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个生意呢？我们给它起个别致的名字，叫它‘壮阳精’，肯定会好卖的。”
“嗐，可叫你说着了，去年从智异山买回来的那瓶，上面贴的就是这种商标，叫什么壮阳牌槭树汁。这个牌子，人家已经抢先了。”
我们几个坐在那儿边喝边聊，边聊边喝，直到觉得筋疲力尽，寒气袭人方才罢休。此时的升洲虽然脸被烧酒灌得通红，但很明显头顶已经开始脱发，两鬓星星点点地落下白霜，眼睛也失去了奕奕的光彩，眼皮开始耷拉下来，美貌少年的英俊与潇洒和他的人生挥手告别，越走越远了。蹲在地上的祖鞠耳朵被冻得红红的，这时他刚新开了一瓶酒，正往杯子里倒呢。从他失魂落魄的神态也可以看出，往日的活力和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气魄都没有了，只剩爱发牢骚的那张嘴和难以支撑生活重负的两条短腿，只有这两条短腿才使人觉得他好像还能够硬撑着活下去。在四人俱乐部里我是个“秀才”，遇事爱从理论上分析或做最后总结。刚才他们闲聊的那些话正在我脑袋里转悠，想理出个头绪来——人生到底是什么呢？
知识分子好杞人忧天，总爱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说成是“危机四伏”；爱国人士好忧国忧民，则把自己所处的年代说成是“国难当头”。这两类人的口号是，为国为民甘愿粉身碎骨，肝脑涂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