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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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感谢给我记录和整理的各位同学和朋友。略略做一些说明，其中，第一篇《引言》原来最早是在复旦大学古籍所讲的，记得那时应章培恒先生的要求去讲课，我匆匆地在下榻的饭店草拟了一个提纲就仓促上场，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讲稿，幸好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孙晶女士在现场为我录音并整理出来，后来摘要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现在的这份文本，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扩充的。其他中间的各讲，主要是由清华大学专门史专业的研究生周学敏和丘燕整理的，这两位都不是我本人的研究生，但她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录音记录，我是非常感谢的。最后的几讲，并没有在清华大学讲过，而是这次到台湾大学讲课以后新加上的，其中，关于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和减法那一讲，是2002年夏天在香山的一次关于新史学的会议发言基础上扩充的，原来只是一个提纲，后来，我写成文章发表在《读书》2003年1期，这次在台湾大学讲课时，又做了较大的补充，于是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关于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讲，则是在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基础上，为台湾大学历史系讲课时所修改出来的，讲完了以后，我又根据录音做了一些修订。而最后的关于学术规范的一讲，其实写得最早，好像在1998年就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讲过，记得当时是严绍璗先生约我去讲这个话题，逼得我不得不草拟一个提纲，有一位至今不知姓名的同学给我整理了一份记录传给我，这使我感到很温暖。后来，经过我再次整理过的这篇讲稿，发表在2003年4月《文汇报》上，用了一个题目叫《大胆假设终究还要小心求证》。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自序五
五
这份课堂讲录，本来在2003年的夏天就已经交给三联书店了，但是因为自己觉得它内容还太单薄，编辑也觉得它篇幅还不够多，于是，在几乎要最后出版的情况下，又撤了下来，让我带到台湾大学进行修订补充，所以出版的时间也因此推迟了半年多。在这里，我也要感谢郑勇先生，因为他的恳切和执著，使我在再三犹豫、再三修改和再三推迟之后，终于下了决心在三联书店出版这份仍然要不断修订添补的课堂讲录。
2004年2月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引 言
引言
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
引言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开场白
今天是咱们这门课的开篇，要说的话题，是中国大陆学术界主要是文史学界研究思路和方法，近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先声明一下，说这个话题，并不等于说，我觉得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思路已经有了根本变化，不是“已经”，我的意思只是说，现在有了一些初步变化，只是“初步”，或者是变化的征兆，只是“征兆”。也就是说，所谓“变化”并不是已经完成的现象，而是说可能正在进行中的现象。不过，不是有句老话讲“风起于青萍之末”吗？不是有个成语叫“见微知著”吗？一个有心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一定得学会抓住这些征兆，过去咱们中国人特别爱讲“新动向”，特别是在有话不直接讲的时代，那些微言大义，你得从报纸、电视新闻解说、字里行间、街谈巷议里去寻找，《西游记》里面孙悟空说，要“抓住风的尾巴闻一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现在资讯发达了，各种取向也多了，于是呢，就需要从纷纭的现象中，看到最可能引导学术界变化的新动向。
那么，什么是现在学术界的“新动向”呢？以前，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面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你只有用这些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你才能跟上这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能够进入这个潮流，叫“预流”，否则叫“不入流”。大家注意，这可不是现在说的有贬义的“赶潮流”。以前，咱们中国人常常爱说的一句成语，好像是什么“础润知雨，月晕知风”吧，那是说看天气的事情，同样，如今在学术界里以学术为职业的人，也应该能够，而且要习惯，去观察这些微妙的但是很有意义的动向，掌握新材料，研究新问题。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文化与意识形态变化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变化
中国，我这里说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开端，应当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我这里说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开端，应当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分水岭。八九十年代，这是一个分水岭呀。很多人包括国内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者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好像一个时代就已经结束了，这是很对的。通常，我们都习惯于历法上的时间，觉得2001年或2000年，就是21世纪的开始和20世纪的结束。但是，从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实际上有另外一套历法。以我个人的看法，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上说，“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大家知道，1894到1895年的甲午一战和马关条约，刺激太大了，整个中国的“自改革”转向了全面的“向西转”，西风从此彻底压倒了东风，没有人还坚持“祖宗家法”了，虽然还有“中学为体”的说法，可是，那个时候中学已经不能为“体”，西学已经不仅仅只是为“用”了，从那个时候起，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守旧派了，只有程度不同的趋新派了，整个中国就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历程”，这一点，张灏先生也反复提起过，所以，我写《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就是用1895年收尾的，整个传统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在这个象征性的年头就结束了。
同样，1989年也就像当年的1895年呀。作为一个标志性年头，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许多变化，苏联、东欧的渐渐解体，中国的发生风波，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突然发生巨变，原来世界的划分和是非的论争，彼此坚定的立场和原则，突然都失效了。什么这个主义还是那个主义呀，集体优先还是个人神圣呀，都好像要重新认识了，原来的道理好像要重建，就是重新来了。逐渐瓦解的苏联、东欧阵营，发觉自己要扔掉旧道理，似乎是胜利者的西方世界，你别以为他们就安心了，其实不见得，在九十年代初，西方也好像突然掉入了“无物之阵”，原来绷得紧紧的那些各自的“硬道理”也好像没有用了。所以有人，像写《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说，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了，文明的冲突开始了，过去的朋友和敌人都不对了，要重新观察和分析；而写《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的福山（F。Fukuyama），意见虽然和亨廷顿针锋相对，但是他也说，因为自由民主有了决定性的胜利，黑格尔的历史发展逻辑到顶了，“历史终结了”。
这就引起一个后果，就是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两边儿都落入“无物之阵”了，敌人阵营消失的结果是自己阵营的消失，没有你就没有我，老子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无论哪一边儿都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同样，中国大陆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中国在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思想学说很简明，那是一个真理不言自明的时代，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很清楚很简单。到了80年代，尽管改革开放了，大家开始意识到那种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毛病，但是，一起反抗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心情，使大家还在延续着很同一的观念，大家有着同样的批判对象，大家都主张要“补课”和“启蒙”。比如说80年代，大家都知道有所谓“文化热”，其实，文化热里面的那些借了文化与历史研究，实际上是批判过去的和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不好直接批评现实的政治制度嘛，就只好让历史与传统暂时承担着“落后”的责任吧。所以，那时有很多“一呼百应”的“文化英雄”，为什么？因为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呀。所以80年代会有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当年文化史研究很热闹，寻根小说很红火，西洋的新理论新方法也很受欢迎，连三联书店出版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能印几万册，不管看还是不看，先买了再说，因为摆了“这个”就意味着反对“那个”，热衷于“西”就意味着冷淡了“东”。
可是到90年代以后，这好像有些让人怀疑了，知识阶层原来“心往一处想”，可这会儿也不往一块儿想了，“文化热”戛然而止，历史与文化、传统与现实要重新来评价了。李泽厚有一次说，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说的学问家，就是王国维、陈寅恪在90年代被重新提起，而且成了一种象征。现在的思想界，好像朋克、嬉皮、雅皮、怀旧时装、最新时装、民族传统服饰、太空服装同时上了街一样，没有共同的标准和时尚，使得过去的评价标准一下子发生了混乱。李泽厚有一次说，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说的学问家，就是王国维、陈寅恪在90年代被重新提起，而且成了一种象征，学术史也有一阵儿几乎成了“显学”。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更深刻和更明显的倒是“分化”，思想的资源不同了，思想的取向不同了，思想的阵营也统统分化了，好像没有主流，没有方向，现代和后现代、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左和右，西方不同的时髦一拥而入。打个比方，过去有个话剧叫《街上流行红裙子》，能流行，而且成了主流时尚，说明那时还有主流，大家穿一样的红裙子都很自然。可是现在呢？现在的思想界，好像朋克、嬉皮、雅皮、怀旧时装、最新时装、民族传统服饰、太空服装同时上了街一样，没有共同的标准和时尚，使得过去的评价标准一下子发生了混乱。我们看到，不仅对于当下的判断已经分化，对于学术和思想的评判也已经分化，为什么呀？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角度不同了，各自开始从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同视角来关注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经济学家可能关心市场与公平，社会学家可能从社会分层来看社会，文学家常常从个人感情和生活来观察，历史学家则注意历史延续性，注意到历史残存的问题；第二，阶层不同了，由日渐分化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感受、不同立场来评价这个社会和政治，那判断也不会一样的，就像林妹妹不爱焦大，穷人想像皇帝只吃红烧肉一样；第三，学科的自觉使立场不同了，从人文学科、社科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学科，来设计对应现实的不同策略，策略也就不一样了。比如人文学科萎缩，人文学科的人就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最重视。经济学家可能并不这么看，觉得在实用和效率面前，你那空谈精神只是画饼充饥。而法学家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