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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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历史文本的考察有很长的传统，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伪书通考》和《续伪书通考》。这两部书很有代表性，它们把过去相当多的文献都放在“真”还是“伪”的面前，考察这些文献的描述是真是伪、作者是真是假等等。这一个传统到了清代，考据学家对古代文献做了更多的研究，现代史学也继承这个传统。我以前是古典文献出身，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一套知识和方法。但是，这些“辨伪”，和后现代历史学对文本的质疑并不一样，那么，后现代是怎样看待文献的呢？
首先，后现代历史学并不是辨伪，辨伪毕竟相信有真有假，是针对历史文本的可靠与否，这仍然是现代历史学的方法。其次，在上一次讲福柯的时候讲到，后现代历史学也不是像陈寅恪那样指出“伪史料中有真历史”，陈寅恪是“将伪变真”，变废为宝，还是要找出“真实”来。而后现代呢？是要揭发历史文本在书写中间，由于各种意图而被添上的各种色彩，然后它要把染上色的系列，一层层排列起来，成为历史描述过去的过程，要证明这个过程中是有“权力”的影响的，说明历史和文学一样，只是叙述出来的文字。
大家知道，在古文里，“伪”是人为的意思。荀子说，人是性恶的，“性善者伪也”，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人性恶，性善是装出来的。在后现代史学眼睛里面，所有历史著作的真实性，都是人为的，是“伪”的，造伪的动机可能透露出真实来。上次我们讲过福柯，福柯就认为，这些书写的历史真实，符合了某个时代大家的共识，所以大家都接受它并承认这种真实，于是它就成为了“真实”。大家承认的共识，就是一种“权力”，它确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处在那个“常识”世界的人叙述的历史，渐渐就成为后来人想像中的真实，所以，“历史”就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历史就遮蔽了“过去”，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文本，而看不到帷幕后的东西。过去，思想史也好，文化史也好，对文献真伪考证时常常讲“去伪存真”，通过真实史料重新描述历史。后现代历史学不这样认为，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通过这些史料可以直接恢复和再现历史，所以不应该将重点放于“去伪存真”，因为“伪”的本身也是一种“真”，它是人为的构造，构造时流露了真实的心情。
应当说，这也是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历史里有真史也有假史，无论真实的历史还是层层积累的假史，小心翼翼地剥开它们，都会发现背后真实的心情，重新组织和发掘，就会看到一些原先看不到的东西。历史里有真史也有假史，无论真实的历史还是层层积累的假史，小心翼翼地剥开它们，都会发现背后真实的心情，重新组织和发掘，就会看到一些原先看不到的东西。小心剥历史的外壳，先是虚构的历史，之后有虚构者的心情和选择这些事件真实的想法，反映着一些价值取向，背后是一套用观念包裹起来的思想。就像买椟还珠，过去历史学家总认为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珠”，但后现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椟”，就是盒子也很重要，用什么样盒子包装反映了卖珠者真实的心理，这样你就把历史变成了史学史，变成了思想史，科林伍德不是说嘛，“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举几个有关中外交往史的例子，这些例子都很典型。
现在大家争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并讨论《光明之城》的真假。大家能不能想想，这种关于真伪的争论背后，是否能说明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要坚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为什么有人要相信《光明之城》的真实？有时候，你不必去讨论历史是否真的存在过某人某事，也许那是争不清楚的，但是，可以看看那记载这人这事的文献是否有某种思想和意图？和这有关系的另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在说的，中国人像法显、郑和发现美洲。最近，围绕一个英国业余学者孟席斯《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还在争论。很多人都指出他那些关于古航海地图、关于沉船等等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其实，我们不必总纠缠在真的还是假的上面，还可以看看，这种争论背后，总是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为什么关于中国人关于中国发现美洲的说法，出现在晚清的积弱时代，又大盛于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呀？它和当时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郑和航海发现新大陆的说法出现在当代的英国呀？它和后殖民思潮、世界体系、大分叉的想法有什么隐约的关系呢？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后现代历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路，先是瓦解历史学的真实性权威，动摇理性与科学的绝对性，然后进一步批判西方代表的“现代性”，然后是瓦解西方中心论，批判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包括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理性中心，对旧说法进行颠覆。后现代历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路，先是瓦解历史学的真实性权威，动摇理性与科学的绝对性，然后进一步批判西方代表的“现代性”，然后是瓦解西方中心论，批判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包括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理性中心，对旧说法进行颠覆。大家注意看，法国有一本书叫做《传统的发明》，是人类学著作，但是这本书说了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传统”不是客观存在在那里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是“发明”出来的。所以，当代欧美一些历史家，非常热衷于非洲大湖区的历史。比如David Schoenbrun研究东非大湖区土著在1890年到1990年的反抗历史，Patrick Harries研究南非祖鲁人的历史，都有重建历史，作为政治动员力量和族群认同的意思。很多后殖民历史学理论也从这些研究中发展起来。其实，很多大湖区的历史记录是纷乱的，当他们要反抗殖民统治时，重新建构了很多历史，甚至动用殖民者的历史资料来重新编织土著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不必一定是真的，但它支持着土著人对独立的争取，反映了他们两百多年争取民族独立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真实与虚伪并非讨论的重点，对历史真伪的清理，属于现代历史学的范围，而不是后现代历史学的关注点。
《思想史课堂讲录》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历史的写法与读法
五历史的写法与读法
我们先总结一下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贡献。
后现代理论通过对“现代性”的批评，揭发了可能隐藏在中立、客观、科学的理性背后，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它揭露了所谓“真实的历史”背后，可能隐藏着不真实的想像和权力。首先，后现代理论通过对“现代性”的批评，揭发了可能隐藏在中立、客观、科学的理性背后，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它揭露了所谓“真实的历史”背后，可能隐藏着不真实的想像和权力。在这里，后现代史学特别对现代历史学里面的“理性”进行了批判，这使很多人开始对我们原先的“自信”产生了怀疑。所以，后现代史学特别要瓦解“宏大叙事”，因为宏大叙事背后，有一个整体的眼光及基本的判断，要靠“理性”对历史进行整体的评价和描述，才能写出大叙事来。后现代理论尖锐讽刺并试图瓦解这种宏大叙事，认为现代理性是靠不住的。宏大叙事常常是靠不住的，它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下面，隐藏了某种政治和理念。比如，以前讲的“五阶段论”呀，是为了把历史最后归到共产主义社会；过去用的古代、中世、近代的写法，是为了证明一切向现代发展的必然性；过去讲近代中国的开端是1840年，又把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论证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正当性。可是，在后现代理论和视野下，这些大叙事都不灵了，历史常常被分解成为片断，他们认为，所谓历史的整体关联只不过是理念中的构造，整体图像的描述，实际上是对一种秩序的规范。后现代历史学瓦解了宏大叙事的必要性，使史学向片断、琐细的个案研究迈出了一大步。最近有一篇文章，讲意大利和法国的历史学家如何做微观史的研究。在《比例尺的伸缩》这本书的前言中，引用了电影里的一幅画面，当时是一个熟悉的画面，但是把镜头放大并往前推时，这个图像渐渐地变了，而不再像先前那样。就像我们用电脑打印一幅图，将其中的一小块放大，就会变成一点一点的，图像就被瓦解了。后现代史学的意思是说，当作微观的、小场景的历史学研究时，看到的会不同于平时在宏观整体关照下所看到的图像，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其次，后现代历史学理论对隐藏在传播方式、宣传方式甚至资讯、科技等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揭发，指出这些东西实际上和日常生活里面的政治、意识、观念有着很深的联系。大家要注意，一方面，他们不承认有纯粹客观历史，所以后现代历史学特别注意分析历史和政治的关系，和政治学研究有着很重要的联系；一方面后现代历史学身处现代环境，对传达意识形态、包围着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的传播媒体，有很深的警惕。这也是很对的。
最后，后现代史学另一重大的贡献是对历史文本特别警惕。刚才我们说，过去我们认为文本是透明的玻璃，透过文本可以看到过去。但后现代历史学提醒我们，要注意到不同的书写，构成了不同的历史图像，描述了不同的过去，所以，写作的意义并非过去想像的那样渺小。历史书写的章节、历史资料的选择、历史叙述的角度、历史叙述所用的词语等等发生变化时，历史的图景就会变化。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一个东西放在那儿，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再用不同的心理、知识储备、习惯的语言描述出来，可能会很不一样。这并不是盲人摸象，而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结果。不同的人关照不同的历史时，叙述出来的很有可能并不一样，所以他们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学，是“写”出来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写法或者说历史叙述本身，就是值得非常注意的事情。我对这个东西很关注，所以在写《中国思想史》的两卷本时，在开始都有一个很长的导论，提到思想史的“写法”问题，结果遭到了很多激烈的批评，说我将历史看为一种“写法”，历史学家岂不就成了作家。其实这些批评者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思路，我不是说要将历史当作文学，只是说，当历史的写法发生变化时，描述的过去也就发生了变化。当历史的写法发生变化时，描述的过去也就发生了变化。从这点看，叙述、写法、文本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历史学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从这点看，叙述、写法、文本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历史学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因为写法的背后，实际上都有权力的影响呀，刚才说，用历史五阶段论、按《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