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故事-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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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法相容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司马迁的手里及英国韦尔斯的手里，二者却获得了天衣无缝的完美结合。然而很可惜的是，韦尔斯的史学著作，仅有《世界史纲》一部而已。但是他在幻想小说方面的著述，却远远超过柏拉图、托玛斯·摩尔、陶渊明及几年前逝世的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从而创下文学史上“乌托邦著作”的最高记录。诚如罗素所言，韦尔斯的现代乌托邦有些令人向往，有些却平淡无奇，有乐观的丰富想象，也有几分悲观的色彩。但是，他有一贯的创作动机：那就是希望人类的社会能逐渐的向理想的境界迈进，他的一生因为这个信念的鼓舞，才写出了大量的幻想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科学家的态度，社会学家的热诚在写这些著作）。直到他生命快结束时，他才领悟到，要改造人类社会并不是单靠思想与文学就可奏效的，一缕失望的感觉也在此刻顿时产生，要是韦尔斯先生在年轻的时代就领悟这一道理，很可能他不会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人物，所以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往往是“人尽其材”最有力的驱策力。
韦尔斯在20世纪英国文坛的地位，很像他的好友阿道斯·赫胥黎，他们二人都是当代的博学之士，都是20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典型产物。所以，未来的文学史家，一定会把他们相提并论，在文学作品中注入科学的因素，是他们二人最大的共同特色。在近代文学家中没有人会比罗曼·罗兰及汤姆斯·曼更了解音乐，同样在近代杰出的文学家中没有人会比赫胥黎及韦尔斯更了解科学，在他们二人身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变成了可以融会贯通的综合艺术。作为一位近代文明的批评家，他也可以与汤因比和罗素相提并论；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他与萧伯纳及韦伯夫妇都是费边社的发起人及领导人物。但是过分的注重外在的虚名，使他只能成为文学家、史学家及文明的批评家，而无法进一步的进入古今圣哲之林，这是罗素最为他这位老友惋惜的一点。
韦尔斯在1866年的9月21日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布罗姆莱（Bromley），比罗素大六岁，他的父亲是一位没有远见的小商人和职业的板球选手，母亲是一位女仆兼管家，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必须独立谋生。韦尔斯做过布商学徒，也当过化学助手，之后他进入中学就读。1884年，韦尔斯进入伦敦大学的皇家科学院就读，主修生物学，他的老师便是胡适先生最崇拜的托玛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也就是阿道斯·赫胥黎的祖父（严复所译《天演论》的作者）。1888年，韦尔斯获得科学学位，毕业后从事教职工作并开始写作《生物学教科书》，但不久因得肺病而被迫放弃教书。1891年，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在《双周评论》发表他的处女作后便开始投身于漫长而活跃的写作生涯。其间除了一度做过新闻记者外，直至1946年在伦敦逝世为止，他都在专心著述。他的第一部著作《与叔叔谈话选录》是在1895年出版的，他的初期作品常被与Jules Verne的著作相提并论。1903年，韦尔斯加入费边社，他的政治“乌托邦”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现代版。和狄更斯一样，他对伦敦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也有深厚的同情与了解，从190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可以说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以社会学的眼光而非以政治的观念从事创作，他的作品虽然是基于科学的写实，但却充满了高度的人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韦尔斯才开始写历史著作，1920年出版了《世界史纲》，由于此书太长，有一千多页，所以在1922年他又写了一本大众化的《文明的故事》。本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史学著作，此后他就没有再写过这方面的著作。1934年他写了一本自传。1938年他的《世界战争》被改编为广播剧，曾经轰动全美，人们把这段播出时间命名为“恐怖的时刻”。虽然他是当代有数的博学家之一，但直到逝世前三年，才以一篇《论人格》的论文，获得伦敦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回忆韦尔斯韦尔斯的观点
他认为小说是社会的媒介者、理想的传达者、法律制度的评论者，同时也是社会的独断和观念的批判之所，因此小说不过是他所怀抱的社会思想的表达之所。综观他一生所写的小说可分为通俗科学小说、写实小说和社会小说三大类，每一类都有其传诸后世的不朽之作。
我第一次与韦尔斯邂逅是在1920年举行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这个曾被命名为“共效会”（Coeffients）的组织是由西特尼·韦伯和韦尔斯二人发起创立的，旨在希望我们大家以后能联合起来发挥更大的功效，会友大约有一打左右，其中有些我已经记不得了。在我所记得的人中，最出色的是爱德华·葛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其次是麦钦德（HJMackinder）（后来他也被封为爵士），当时他是牛津大学的地理学讲师，也是正在德国兴起的地缘政治学的权威。关于他的事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曾与一位土著向导攀越过基利曼耶罗峰（Kilimani alo），这位土著几乎完全是赤足走路，而他本人则穿了一双舞鞋。除此之外，还有亚莫莱（Amory）及官拜海军中校的倍莱尔思（Bellairs），他是一位说话风趣的海军军官，曾为了争夺京林区的议席而与那位名闻遐迩的陆军代表汤尼·鲍尔斯（Tommy Bowels）进行一场永远无法分出胜负的竞争。倍莱尔思中校是自由党人士，鲍尔斯则属于保守党，但是过了不久，培莱尔思变成了保守党，而鲍尔斯也变成了自由党员，因此他们二人才有机会在京林区继续争执下去。除了以上五位，我还记得的一位是赫恩斯（W．A．S．Hewins），他是当时伦敦经济学校的主持人，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是在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中被养大的，但自从来到英国后，他改信了英国国教，他是一个强烈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他极力支持张伯伦首相采行关税改革政策，他曾经把改革前与张伯伦的通信拿给我看，因此我知道这项改革，他出力最大。
直到韦伯谈起邀请他做“共效会”的会员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韦尔斯其人。在某次集会中，我很快地发现，我对大部分与会人士所发表的高见，实在无法苟同，也无法贡献一点有用的意见给他们，因为所有的会员除了韦尔斯与我之外，差不多都是帝国主义者。他们对于即将来临的对德战争，也大都认识不清。由于我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共同的反感，我和韦尔斯开始接近起来。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当时他认为掀起大战是一件愚蠢的行为，虽然后来他的态度改变了。当葛雷爵士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为对法及对俄订约的政策竭力鼓吹时，风波又起。两年后他这个政策为保守党政府所采纳，后来葛雷爵士本人出任英国的外相时，更是全力在推行此政策。我曾大声疾呼反对此项政策，因为我觉得它已直接导致世界大战，当时除了韦尔斯以外无人赞同我的看法。
由于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彼此很接近，我就邀请韦尔斯夫妇到牛津附近的巴格莱林庄舍间来玩。这次会面有愉快的一面，但也有不愉快的插曲，例如韦尔斯会当着我们的面说他的太太伦敦腔太重，其实在我看来，这项指责用于他本人似乎更为适合。更严重的事是由他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慧星来到的日子》引起的。在此书中，他描写了地球经过一个充满气体的慧星尾部时人们的感觉。当时理性的胜利在两件事上显示出来：一方面是正在酝酿中的英德之战，由于双方意见的接近而中止了；另一方面是自由恋爱风气开始兴起。韦尔斯之所以被当时的舆论界所攻击，主要并非由于他鼓吹和平主义，而是由于他提倡自由恋爱。他当时曾极力声明他并没有鼓吹自由恋爱，只是预言，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之后，所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而已，甚至连结果的好坏他也不敢置评。我觉得他这些声明是言不由衷的话，因此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开始时提倡自由恋爱，而后来你却说没有？”他回答说，由于他尚未储蓄足够的版税，可以使他靠利息渡日，所以他还不敢公开地鼓吹自由恋爱。也许是那时候我对人格的要求过分严厉，因此他这个回答使我颇感不快。
自此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都很少见到他。到了1914年对德之战时，他却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变得好战起来，他喊出“以战止战”的口号，他说他特别热中于此次对德军国主义之战。在开战那一天，他就宣称整个普军政权将在利泽（Liége）防御战之前被瘫痪——事实上利泽不到一两天便陷落了。西特尼·韦伯虽然也同意韦尔斯对战争的看法，但此后也不敢苟同了。一方面是由于道德上的不满；另一方面是韦尔斯竭尽心力想夺取韦伯的费边社领导权，韦尔斯对韦伯夫妇的敌意在他以后的几本小说中均有影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与韦尔斯又恢复了友善的关系，我很欣赏他的大作《世界史纲》，特别是前面的部分，并且我发现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有相同的看法。他有无限的精力，并且有善于组织素材的天才，另一方面他还是一位生动有趣的健谈者，他的双眼目光炯炯，在辩论的时候，令人觉得他是站在超个人的立场对事物发生兴趣，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对人发生兴趣。我时常在周末时，到他座落于伊塞克斯（Essex）的寓所去找他，每逢星期日下午，便到他的邻居华威克夫人（Lady Warwick）处举行茶会。华威克夫人是工党活跃有力的支持者，在她家诺大的花园中，有一个湖，湖的周围有爱德华七世所赠的巨大的黛绿色磁器青蛙，所以在她身上有新旧二种不同的性格，要找同时适合于这两方面个性的话题，似乎颇有点困难。
回忆韦尔斯韦尔斯的影响
纵使此后我不时遇见他，但是直到多年以后，当我卜居在里维耶拉（Rivi era，地中海滨的风景区，位于法国之西南，为疗养与游乐之胜地），而韦尔斯也在那里购置了一幢房子的时候，我们那泛泛的交谊慢慢成熟而成为友情。再后，当他和他同居的那个女伴（雕刻在他的起居室火炉上的是这一短句：“这幢房子是由两个情人建筑的”）分了手，而把房子送给她以后，他就搬来跟我同住。他是极好的同伴，他并不是一个像玛喀斯·庇尔邦或雷琪·忒涅那样的隽智之才，但他却有充沛的幽默感，会讽刺自己，也会取笑别人。有一次，他邀我共进午餐以便与巴比塞（Barbusse，法国著名小说家，生于1875年，死于1935年）相晤。巴氏是一部名叫《火》的长篇小说的作者，这部小说曾轰动一时。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只记得巴比塞是个修长、瘦削、多毛的人，穿着破旧的黑色服装，宛如法国送殡队中雇佣的执线人。他有一对精光四射的黑色眼珠以及一副浮躁的神情。他是一个热心、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的谈吐口若悬河。虽然韦尔斯极娴法语，但他却故意说得迟缓，以使巴比塞的谈话可以多多涉及到他自己。巴比塞像对付一群听众那样对付我们。在他走后，韦尔斯便带着一种尴尬的微笑，转脸向我说道：“当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