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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军统巨枭-毛人凤-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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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汽车同时开动引擎,加大油门,马达轰鸣声、喇叭的笛笛声,如狮吼、如狼嗥。
即便如此,仍无法完全挡住行刑的声音。于是,车上有一部分同志开始奋力挣脱捆
绑,撕下嘴里的棉团,用生命赋予的最后力量,高呼口号,脚踢、身撞、牙咬,与
特务们展开了搏斗。         就这样,连打斗,带杀戮,行刑队员们往返16  次,直至次日凌晨2 时半,才
全部屠杀完毕。善后的掩埋工作又延续2 个多小时,到8 日上午5 时许。
    在这批被杀害的烈士中,有中共党员14  人、民盟盟员5 人、民革成员3 人、
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6 人、其他革命志士7 人,他们中有:
    中共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杨伯恺;1926  年在万县“九·五”惨案中奋起抗击英
帝国主义军舰的民族英雄、老共产党员于渊;1928  年参加领导绵竹暴动,打响川
西地区红色风暴第一枪的老共产党员王干青;以及长期潜伏敌营、在淮海战役中率
部队起义的优秀共产党员晏子良和“川西解放组”成员杜可等五勇士……   





      幻灭与疯狂
    叙述到这里,总觉得应该对毛人凤近乎于疯狂的残暴行为作些议论:这究竟是
一反常态呢(指“谦谦君子”与“刽子手”的性格反差)?还是一人千面(指性格
的多样性)?究竟是本性使然呢?还是出于无奈?为此,必须再谈一谈毛人凤的
“沙蟹”哲学。”毛人凤的“沙蟹哲学是于牌理中演绎出的人生哲学,所谓:“忍、
等、狠”三字诀。综观毛人凤在大陆期间的全过程,自跟戴笠以来,到就任保密局
局长之前,坚于“忍”,苦于“等”,是他奉行这一哲学的主流方面,“狠”作为
彼此呼应的一翼,只是偶露峥嵘,基本没有引起外界太大的注意,所以那个时期,
毛人凤的谦谦风范,大获口碑,甚至连戴笠都以为他有“菩萨心肠”。然而,就任保
密局局长以来,“忍、等、狠”三昧的主次关系,开始出现变化,“狠”渐入主流,
“忍、等”逐步退入末梢,尤其是完全取信于老蒋,并被引为心腹之后,用沈醉的
话来说,毛的假仁假义,“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出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当然是与“忍、等、狠”具备的功能分不开的。
“忍”是内涵,体现容让的功夫,祭起它,能避免矛盾,减少麻烦;“等”是窥伺,
是以静待变,易于捕捉机会,即便很少,不错过就是成功;“狠”是出击,利于张
扬气势,利于树立权威,利于彻底解决问题,不留后患。因此,当毛人凤没有力量
时,根基疲软时,容忍和等待,便减少了伤害,觅取了机会,以丰满羽翼,渐至强
壮。事实证明,在戴笠统治军统的时期,以及毛人凤掌握保密局大权之前,“忍”、
“等”之道确实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好处。相反,当毛人凤具备力量后,特别是有恃
无恐时,“狠”的一昧,又促使他在剪除异已力量和进行反共内战的过程中,树立
了无可撼摇的权威,即便处在“真假保密局”共存,失却“正宗”的不利条件下,
都无法改变他能够控制特工力量的事实。由此可见,“沙蟹”哲学宽泛他讲,它是
一种处世哲学,适用于生存之道,讲究一个“立”字;狭义他讲,它又是一种政客
哲学,着眼于取势之道,有益于谋得权位。由于毛人凤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政治是
他的主色调,所以“沙蟹”哲学于他来说,就是生存斗争中的权力之道,权力斗争
中的生存之道。
    这样一来,对毛人凤截然不同的评价,便可有不入懵懂的明晰。说他谦谦容让
的,诩以“长者风范”;说他残忍狠毒的,竟以为比戴笠犹过之而无不及。其实,
执其一端,是偏颇;不分主次,不注意过程,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同样也是偏颇。
就拿毛人凤在大陆最后的一年来说,形容他狠如豺狼,毒如蛇蝎,应不为过,尤其
是在行刺屠杀的活动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究其原因,从“沙蟹”三字诀的逻辑中寻找理由,无可或缺;但仅仅局限于此,
未免有肤浅之嫌。我们觉得:源于个性找特殊不错,超越个性往深广的底蕴上发掘
更好。分析这一时期的毛人凤,既要从普遍性着眼,又要从他的特殊性来看。
    那么,什么是普遍性呢?我们以为至少有三点:
    首先,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使得敌我之争进入了空前残酷的阶段。这里的政治
斗争白热化,就是指蒋介石独裁政权与人民民主政权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生死存亡
的关头,尤其是三大战役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强大,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
挺进,而国民党内部则分崩离析,蒋介石陷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绝境之中,出
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本性,他必然无法摆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历史
逻辑,而在这个过程中,捣乱取胜的可能性越小,对革命力量的仇恨就越深,反扑
报复的行为就越疯狂,越丧失理智,或许这就叫“困兽犹斗”吧。蒋介石的这种定
势,无可避免地会传播给周围,从而使残忍狠毒成为一种群体行为。前几章,我们
已经摆了不少材料,说明毛人凤受这种定势的影响,逐渐变得疯狂和丧失理智的事
实。比如,卢汉放掉了“九·九整肃”的被捕人员,毛人凤自说自话地命令沈醉再
把这些人抓回来杀掉。又如,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前,有人提出是不是把两个婴
儿留下来的时候,毛人凤厉声斥责:“养大了让他们来报仇吗?”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顽固的反共立场促使他坚定地站在与人民政权对立的一面。有一个例子
很典型。1949  年8 月13  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委、立委、监委等44人发表宣言,
表示与蒋介石政权决裂,有个叫牛惠清的也在其例。此人原是军统的大特务,后来
当上了立法委员。不久,香港方面有情报传来,说是参加通电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接
到北京方面的邀请,去北京共商国是,牛惠清却没有收到,颇有进退维谷的恐惶。
毛人凤听了如获至宝,马上向蒋介石汇报,蒋深以为然地指出:“我过去向军统特
工们训话时就说过了,除了跟着我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
共产党是一定要清算的。”毛人凤忙把这一指示用特急电报的形式分发各单位,要
求尽快传达。当时,他正在昆明指导“整肃”,老蒋的这段指示便由他亲自传达。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传达老蒋这段指示时,畅谈了自己的体会与决心,最后还激
昂地领着大家振臂呼喊了拥护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口号。         再就是与日俱增的幻灭心态,加剧了残暴行为的疯狂性。毛人凤争到保密局长
的地位,并且获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凭一个无资无历的白身是十分不易的。也许
正是这份珍惜,才使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衰败更加痛心疾首。毛人凤这个人十分迷信,
总隐隐约约地觉得是命运的安排。1949  年10  月1 日,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从
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人凤突有感悟——党国之所以迅速败亡,毛病便出在那面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这就是象征,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最后“满地红”
了。他把这个想法跟潘其武一讲,老潘大表赞同,说是要改变恶况,必须修正国旗,
最好是全部的青天白日,当中一点红,那样就是国民党包围共产党了。这类话,关
起门来说说可以,真要堂而皇之地作为一个提议,一定会被人嗤为荒唐。但摆在心
里,毛人凤是相信的。因此,幻灭心态便与日俱增,反映在行为上,鱼死网破之类
的毁坏欲也与日俱增。就拿11  月14  日炸毁广州海珠大桥来说,完全是不计后果,
无视生命的疯狂行为。当时,一声巨响,横跨珠江的海珠铁桥崩塌,车辆毁坏无数,
行人死尸狼藉,附近河面上沉船多艘,桥边的店铺震塌数十间,死伤近千人,死者
的残肢断体垂挂在树权上,浮在水面上,惨不忍睹。
    其实,囿于上述三种原因中的党国政要,何止毛人凤一人?但毛人凤之所以是
毛人凤,除了具有与他人一样的普遍性外,其特殊性不可忽视,也就是说除了政治
斗争、阶级关系、基本立场与普遍的心理定势以外,性格化的因素依然起作用,反
映在毛人凤身上,同样是狠,是毒,“沙蟹”哲学赋予的特点,就是绝不留意于张
扬,而是阴狠、阴毒,是笑面虎。比如毛人凤与卢汉相处,尽管心里恨得要命,预
设的行动手段狠毒至极,但当面却从不顶撞,甚至还时时迁就忍让。对周伟龙也是
如此,明明要抓周下大牢,仍把周请到家里吃顿饭,告别时还送到楼梯口。或许正
是领导者风格的不同,戴笠时期的军统局与毛人凤时期的保密局大相径庭,前者张
牙舞爪,到处得罪人;后者谨慎“谦和”,到处有人缘。有一次,毛人凤就傅作义
投共前放出王莆臣;陈明仁起义前放掉毛健均的事,不无得意地对沈醉说:“你看,
这些投靠共产党的将领,对我们还是做到手下留情,在事前把我们的负责同志安全
送出来,这种事情将来我们还能设法去利用它一下。”尽管王莆臣要杀何恩源,在
北平制造血案;毛健均要对程潜、陈明仁不利,只因为行动诡秘,功夫用在了暗处,
关键时刻少吃了苦头。足见,毛氏风格对保密局工作作风的影响之大。后来,毛人
凤把这些事告诉蒋介石,老蒋最初表示惊异,后来深为感叹,认为这是毛人凤工作
成功的地方。为此,毛人凤再三对沈醉强调说:
    “这不是小事,里面有不少文章可做。”然而,施教者不乏诚心,听道者未必
学得传神,毕竟不是人人都深请“沙蟹”三昧的。   





      布置大破坏
    1949  年11  月中旬,解放军逼近“陪都”,重庆危在旦夕。15  日,徐远举
从昆明回到重庆,第二天便去嘉陵新村6 号见毛人凤,毛告诉徐,当前首要的任务
是搞破坏,重庆兵工署下属的兵工企业,绝不能留给共产党,总裁已派兵工署副署
长唐君铂到重庆来协助工作。接着,毛人凤不无遗憾他说到最近的一桩事,毛说:
“10  月间,广州空军部队没有在撤退前,把机场存的几千吨物资破坏,却被共产
党拿去了。总裁非常生气,把空军司令周至柔骂了一顿。现在,总裁把重庆的破坏
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可不能让总裁失望啊!”徐远举临告别时,毛人凤再一次强调
:大破坏“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为了确保大破坏的有效执行,毛人凤把社长
城的技术总队调到了重庆。
    但能否把握好时机?仍然是个大伤脑筋的事。破坏早了,怕重蹈“长沙大火”
的覆辙;①破坏迟了,又怕完不成总裁交办的任务。毛人凤在台湾时曾与潘其武、
成希超分析过这个问题,深以为特工与军队的难以协调,往往是导致破坏工作失去
效率的主因,比如南京大破坏,就是因为军队一跑,特工无法进入目标而失败;又
如上海,也是因为汤恩伯要打“巷战”而无法开展工作;再如广州,李及兰如果不
临阵脱逃,总裁能生这么大的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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