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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军统巨枭-毛人凤-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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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般重用和庇护中也可看出他对用亲的独钟。
    毛森,即是毛人凤在浙江警校任文书时结识的假毛善森,因同宗关系,一直受
到毛人凤的照顾。抗战初期,毛森在福州警察局当特警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
组建时,由毛人凤提携,调任别动军直属第二大队任队长,进而连升杭州站站长,
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等职,由此成为毛人凤的亲信。据沈醉回忆:“毛森每次来重
庆,在毛人凤家中进出最多。毛人凤也有意培植毛森。”1942  年以后,“曲线救
国”的口号取代了“抗日建国”,为了实施这一方针,毛森出任了军统局一个十分
重要的位置——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的指挥官。要说根据,用亲不疑是最好的回答。
此前,毛森曾在上海公干,由于军统机关突遭日特破坏而锒铛入狱。监禁期间,说
不清作了何种交易,毛森竟被日特奉若上宾,礼待有加。后来,随着戴记特工与汪
伪特工关系的“升温”,毛森与日伪的热络劲更趋公开化。1944  年初,毛森设法
摆脱了日特的软禁,返回“国统区”。照例,先要通过军统局的特别审查,才可任
用。         再说,先前黄埔出身的陈恭澎因投敌被戴笠宣布为汉奸后,“黄马褂”们倍感
面上无光。如今见毛森不干不净,巴不得弄成一个汉奸,好与“江山帮”扯平。于
是种种不利于毛森的言论沸沸扬扬。然而,毛人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马上授
毛森以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的要职,叙阶少将,颇有用人唯亲之嫌。自此,
“浙江三毛”成为一说。
    幸亏接踵而来的“大接收”、“大受降”中,“曲线救国”的铺垫表现了强劲
的后期效应,给了毛人凤“立大功劳”的机会,于是小皆之微,不足兴澜。   





      接收急先锋
    1945  年8 月10  日,日本政府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地向同盟国投降。
蒋介石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根本来不及把龟缩在大西北、大西南的数百万“国军”
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去接受日寇的投降。相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
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却一直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立即对北平、天津、济南、
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采取了“近水楼台”的进取态势。蒋介石感到如芒刺在
背,决定立即实施变伪军为国军、抢先“摘果子”的接收计划,于是“曲线救国”
中早与各地伪军暗中有勾结的军统,便成了实施这一计划的急先锋。
    8 月10  日,戴笠正陪着梅乐斯在浙江淳安一带视察,坐镇罗家湾大院的毛人
凤责无旁贷地负起了全面的责任,忙里忙外,事必躬亲,每天几乎只睡两三个小时,
通宵达旦地出演“连台本戏”。一方面他要有效快速地实现老蒋的工作要求;另一
方面他又要把各项工作的考虑与实施情况及时通报戴笠,在“老板”的支持肯定下
全力落实。
    首先,兵贵神速,未等日本天皇发布全体“皇军”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毛人凤
便遵照戴笠的指示,向周佛海、任援道等汪伪政权的要人发出委任状,给以“上海
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南京先遣军司令”的名义,让他们用现成的汉奸武装替老
蒋看住南京、上海的地盘,以防新四军进入。与此同时,急命毛森迅速组成忠义救
国军前进指挥所,集中各种杂牌的军统武装向上海挺进。当时,中共华中局已谋定
而动,准备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接管上海。后来,这个计划被迫放
弃,其间因素很多,毛森的行动迅捷,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次,根据戴笠的指示,毛人凤调精兵遣强将,加强第一线,包括采取建立
“先遣组”,授予主动权等紧急措施,以确保军统在“接收”过程中的王导作用。
这一点,在“捍卫”首都的对抗中尤为突出。早在日本人投降之前,中共地下党曾
通过内线,对驻南京一带的伪军进行过策反,以争取他们发动起义,配合新四军接
收南京。俟日寇投降后,周佛海接受重庆的指令,决意投靠国民党;但伪军政部长
萧淑宣、伪南京市长周宪文等则主张投降新四军。双方僵持不下,形势陡落变局之
中。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未及请示,抢先行动,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
沪总队南京指挥部”,声称已接管南京。接下来,又立即对萧、周实施监禁,一场
混战,萧被当场击毙,周成重伤,事实上堵死了伪军向新四军献城投降的道路。事
后,戴笠不知是囿于亲用的惯例,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不但不奖赏,反而以擅自
行动,不经许可地动用“国府军委会”的罪名,把周镐关了起来,直到戴笠死于飞
机失事,才由毛人凤将其开释出来,重见天日。
    再就是,确保“华东工作”优先的同时,毛人凤还积极有力地开展了对华北、
华南地区的抢夺。就在日本人宣布投降的当天,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伪广州
要港司令招桂章以及早与军统接上关系的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孙良
诚等大大小小的伪军将领,都收到了由罗家湾本部发出的派令和指示,中心内容只
有一个,即抢先以“国军”的名义,接管“沦陷区”,武装抵抗八路军、新四军,
等待正牌“国军”的到来,一夜之间“伪”字号翻成了“国”字号。但伪军将领们
对个人前途毕竟捉摸不定,心内忐忑。         他们为了向老蒋索取进一步的“保证”,一方面按令行事,另一方面又纷纷派
出代表前往重庆摸底,罗家湾大院顿时成了接待处,毛人凤不厌其烦,来一个,见
一个,来两个,见一双,忙得没钟没点。如果碰上身价高一些的,还要亲自陪同面
谒“最高当局”。如此一番春风休浴般地排忧解难下来,终于使那些伪字号“国军”,
心甘情愿地扮演起了“马前卒”的角色。
    对国民党于大接收中的作用,当时在所谓的“光复”区域,有一种普遍认同的
说法,即天上飞来的(指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不如水上漂来的(指美国人用
军舰运输登陆的“国军”);水上漂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指所谓“地下工作者”)
;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摇身一变的(指委以各种名义的翻牌汉奸),而后两种人的
作用,恰好是军统独领风骚的实绩。为此,于8 年抗战中几乎没有为民族立过一个
大功的“毛座”,因为接收中的“大功劳”,又得了两枚勋章:一枚是青天白日胜
利勋章;另一枚是忠勤勋章。   





      建立“肃奸会”
    勋章的授予,通常要经过军统局请勋,军令部审核,铨叙厅议勋,再报请“最
高当局”批准,由国民政府盖印颁发的繁琐程序,周转得快一点、也要个把月。毛
人凤要务缠身,顾不得在消受愉悦心情中慢慢地等待,马上紧锣密鼓地操持起夹袋
中的预谋来。
    事情还得从5 月份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说起,当时会议确立了一揽子
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反共建国的方针。联系军统的实际,戴笠制订了相应的独拔头
筹的目标和方式。目标很明确:从敌伪的武装力量、军事物资,直到不动产业、金
银珠宝,乃至汉奸太太,都要抢夺,毫厘不让。方式却颇费周折。按照戴笠原先的
想法,随着抗战的结束,那些本由军统控制的公开机构,诸如缉私处、交检处等等,
很可能要自行萎缩,取而代之的常规机构,即警察部门的职能一定会大大增强,大
凡立案侦讯、扣捕人犯、查封财产等,无一不是警察部门的操持。因此,心须把这
张牌攥在手里。戴笠也考虑过促成此事的把握:早在抗战前,国民党已经有一个不
成文的惯例,那就是把警察系统作为特工控制的公开单位。如果顺沿旧规,再竭力
争取一下,手到擒来是完全可能的。出于这样的考虑,戴笠责成毛人凤尽快会同人
事部门,拟出一份未来各大中城市警察局长以及主要班底的人选名单,俟“最高当
局”议论此事时,呈报核准,一举确立军统在这方面的优势。
    毛人凤照单全收,一方面按照戴笠的指示加紧工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
意见:他根据久历专区、县府两级行政的经验,认为沦陷区光复以后,中央对接收
工作一定有个通盘考虑。相比而言,张群、吴鼎昌、翁文灏等新政学系头头,精于
行政的路数,如果趁着眼下邀宠之际,提出对口交代的方案,很容易得逞。接着毛
人凤用自己的经历作了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和善高当年随周启祥去黄陂公干时,
事先按财税、土地、建设、教育、公安各口搭好一套接收班底,启祥按印的同时,
我们就各自对口,让前任照档册办交代。尽管有花钱买高抬贵手的暗事,但跨跃界
限,不对口径的情况却很少发生。比如,当时有一批建筑材料是前任县长以修建县
政府房子的名义买下的,准备给自己盖公馆,没等图样打好下台了。照理,这批材
料应由建设科接收,但查找存档,发现是挪用了教育经费,于是教育科和建设科两
家争执起来,直闹得面红耳赤。一堆木料砖瓦尚且这么争法,遑论沦陷区那么多人
力财物?
    毛人凤一席话说得戴笠警觉起来。“果真按对口交代的行政惯例实施接收,警
察局顶个屁用?充其量不过是拿下伪警局的人马枪枝、房子汽车,再就是拘留所里
的小偷乞丐,妓女毒贩,还得给他们弄饭吃。”戴笠混过下三流,知道局子里的事,
想到这一茬,恍然大悟,才明白毛人凤的“补充”意见,其实是个不敢苟同的暗示,
于是重打算盘,认真地倾听了毛人凤的新构思。
    毛人凤新构思的要点是:抓注“肃清汉奸”的题目做文章,向“最高当局”建
议:凡是曾经沦陷于敌伪的地区,一旦光复后,迅即成立肃奸委员会,凡检举拘禁
汉奸,侦讯获取罪证,认定查封“逆产”,一概在肃奸委员会统一指导下进行。这
个委员会不受接收班底的统属,直接听命于该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毛人凤的新构思
可谓老谋深算,因为军统长期工作于对敌伪斗争的前列,很可能以熟悉情况、经验
丰富、耳目灵通的优势,担当各地“肃奸委员会”的主任,真可谓:摈退旁人,独
自出见,请也是我,不请也是我。
    主意拿定,毛人凤多了一项差使,除却会同龚仙舫斟酌各警察局长的人选名单
外,还开始拟定组建“肃奸委员会”的计划和组织章程。具体由周念行牵头,纠合
几个学法律的专才,先草拟出一份文件,交毛人凤过目。毛人凤忽觉仅有“肃奸”
两字颇有歧义。前不久,中共在七大上驳斥国民党以“奸党”、“奸军”相称的污
蔑之词,这就很可能被舆论误解为反共的特务机关。
    眼下,团结对外,反对内证的呼声颇高,不要因此给“领袖”增添麻烦。另外,
“肃奸”之“肃”,过于强调行动,看不出与侦察审讯、查封敌产之间的关系,于
是提笔一改,成了“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随后再作些补充修改,连同那份
警察局长人选的名单,一并交给了戴笠。
    这时,已近7 月,戴笠估计到“胜利下山”还有段光景,便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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