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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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大学角度看应试教育的恶果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最终导致了学生大学阶段的一些负面的特征。
第一个负面后果就是大学生厌学现象。从大学的角度看，学生厌学严重。中学时期要为高考奋斗，这是人生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学校、社会、家长挟一种冠冕堂皇的，总体上也符合学生长远利益的话语，通力合作，把学生死死地按住，学生年纪小抗争不过，还是就范了。考上大学以后，前途大致上有了保证，厌学情绪开始释放，拒绝再努力学习。可以这么说，一个厌学的人，不论进人什么学校，今后注定不会有什么学术成就。当然导致厌学的也不只一个原因。我认为也得从我们这些教师身上找点原因。大学有相当数量的师资不够格，或者水平低。很多教师在传授知识传授思想的时候缺乏魅力，对学生没有感召力。老实说，这是学生厌学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认为，大学里面有相当数量的老师是不够格的，大学的教育体制也是必须改革的，否则误人子弟。但这一导致厌学的因素还得屈居第二，第一位的因素还是中学的时候学生学得太累了，心理上受了伤。听说日本大学生学习的动力跟中学比也大不如前。中学时候都是拼命、冲刺，厕所里都贴着高考的知识，真可谓寝食不安。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到大学里要松一口气，长休一阵子。我看到过一个哲学家写过非常生动的一段话：“让一个孩子在非兴趣的基础上去学习，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摇晃一棵苹果树，你不但不能摇下苹果来，相反使得苹果花纷纷落地，以至于到了秋天应该收获的时候你不再能收获到苹果了。”我觉得这话非常凄美。我们到秋天的时候收获不到果子，是因为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这些家长、教师用自己的双手造就了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我们所最钟爱的下一代难成大器。
我算是骂中国足球骂得最狠的球迷了。我认为，中国足球很糟的原因不是一个，如果是一个的话，不至于二十年赢不了球。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少年足球。“少足”失败的原因仍然有好几个，但主要是中国的孩子们踢球不是凭兴趣，而是苦役。教练能让孩子变得讨厌足球，但是还有家长在后头逼着呢，还得去练。马拉多纳不是这么成长的，他是凭自己的兴趣踢球，是街头的小球王，在街头玩出来的，那不是在教练的紧逼下一个接一个做机械的运动。“少足”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没有给孩子留下发展兴趣的空间，而是指定了要他怎么做，强迫他亦步亦趋。我问过一个教练，他告诉我：我们这套方式能使得球员一看球就烦，就起腻，不想踢。我想国际上的大球星大概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兴趣愿意干与被人逼着干，都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其效果截然不同。
我曾经同数学家杨乐先生有过一次谈话。杨乐先生坚决反对我们现在的数学奥校，说，少年时代不要逼得太紧，不要揠苗助长，要重视兴趣，搞数学是个马拉松。前一段跑得快什么也不说明，后面什么结果，鹿死谁手不好说，前面千万不要着急。我为了让杨先生能把道理说得充分点，故意反驳他：“杨先生您这话说得刻薄了。听说五十年代的时候，报纸上介绍您，说您高二、高三的时候做的数学题不计其数。你做上千道数学题今天成了数学家，为什么告诉别人不要做这么多题呢？”他愣了一下说：“我是做题做得挺多的，没有人逼我，我自找，我有兴趣，以苦为乐，我高兴。”这话蕴涵着一个真理。出于自己由衷的热爱，无法按捺的兴趣做事情，和被逼迫做事情，表面上看也许相同，但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少年时不怎么用功，大器晚成，那你只好听其自然；还有的孩子像杨乐少年时候，也挺好。只是你不能让不愿干的人拼命干，把他的元气耗尽，使他兴趣衰竭。人是不相同的，有的人早熟有的人晚熟。数学家嘉罗华，十七岁搞的题目是很多数学家—辈子都搞不出来的，这样的天才少年是极其稀少的。逼迫孩子做成人都不能负荷的劳动，最后必然是悲剧。有好多家长都说孩子太辛苦，全国最苦的就是这些孩子，似为这样民族就可以腾飞，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是荒诞。这番话我自认为要比某些领导人说得深刻一点，但也是不切实际的。我只是领先一点，我有自知之明。
给学生保留学习的兴趣和后劲是非常要紧的。十八岁的时候考上北大清华了，然后厌学，坯不如考上稍微差一点的学校。没考上北大清华，问题不大，只要后劲足，没有毁伤兴趣，大学时期学习热情仍然很大，就几乎一定可以超过虽然考进北大清华却已经厌学的孩子。这实际上是个风险投资，在每个阶段里都不能把劲使得太狠了。我想每一个行业里称职的老师父其实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我们这里竞争太激烈，激烈到身不由己，但是如果我们负责任的话，还是应该照着大器晚成，照着那种成大事的目标来培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不沾边的谎言，是有可能实现的。特别是那些有特殊爱好的学生，不要为你不太喜欢的学科使太大的劲，因为你反正也不喜欢，你的专长也不在那里。比如说数学学得非常好，或者诗写得非常好的学生，就大可不需要其他科目都拿满分，那些分数也不错就行了。这样的话他可能考不上清华、北大，但兴趣从来没有被压制被扼杀，他解题或写诗的那种热情一直在上涨，那样，到了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再进北大，甚至进哈佛，进麻省，会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越是对那些天赋非常高的学生，越不要让他早期的劲使得太大，不要苛求他总分很高很高，那是亏待他。鄙人现在北京大学教书，当我母亲电话告诉我在美国的妹妹，我调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考都考不上北大。”这是真话，要是考的话，我真考不上北大。就是说，要是倒退回来，以我的智力和现在的好学生比的话，我肯定考不过他们。因为当年读书的时候，我也从来就没有读过班级的第一二名，年级的第一二名更到不了，要考上北大清华就不容易。我的例子也可以说明，不要把人生的第—次竞争看得太重要了，北大有很多学生毕业以后很平庸。我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早年吐血了，后来厌学了。
好的学校应该是为国家培养栋梁，各行各业的栋梁。在中学阶段，要帮助天分高的学生培养一种雄心大志，高过上北大清华的雄心大志，为此敢于冒风险，敢破釜沉舟。无论你要做数学家还是诗人，真正的雄心都应该超过对一所名牌大学的向往，真正考虑自己长远的发展。我觉得能够真正造就学生的雄心壮志，是功德无量的。现在很多学生，无论是中学生，大学生还是研究生，没有雄心壮志。这是一种悲哀。比如说我们大批的硕士毕业生，毕业以后最大的愿望是去外企，月薪不能低于四五千块钱。但我觉得他们是把自己贱卖了。还有好多理工科的毕业生，最大愿望也是进外企，做什么呢？做推销员。那样月薪确实能挣五六千、六七千。有一个智力非常高的硕士毕业生，他最大愿望就是到西门子去做推销员，他懂技术，说出的话很在行，外文也好，企业能雇到这样的推销员当然太好了，一个顶俩，可以给高薪。但是这个孩子的智商要是一百五十，就是稀缺人才啊，他给自己定价了，一个月值五千块钱。我们替他可惜。他可以做数学家。一个人群里有几个人可以做数学家？多大面积的筛选能出这么一个人才？他这样绝对是贱卖自己。以他这么高的智商，在很多领域里都能够有所成就，但他欠缺在中学时代应该注入的一种“激素”——雄心壮志。我们的学校应该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为学生普遍培养雄心壮志。一个人有了雄心壮志，身上的其他的硬件就能够很好的组合起来，凝聚起来，就能够帮助他日后的发育，保佑他长成一棵大树。海明威最优秀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讲述了一个悲壮的故事：老人和大鱼搏斗了半天最终一无所获。海明威说，一个人如果还是条好汉，就要做大事，哪怕没有成功，也不天天打小鱼。天天打几十条小鱼，一称斤两还真不错，也卖出不少钱，但辜负了自己的天分和雄心。好学校把智力好的人都归在一起，也因此有了一个使命：造就他们的雄心壮志。一个民族里面一定有跟着走跟着混的，有需要别人帮助和照顾的，有优秀出色的，面对天分高条件好的学生，我们的校长教师应有造就他们雄心壮志的使命感。
第三，培养独立性
我同意独生子女政策，但不同意这个政策永远推行下去，我认为可以见好就收。以后两个孩子也不是不能承受，特别是当经济有了相当基础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国有了相当的生产力之后，最终人口达到十五亿也不是不能承受的，何况因为不再娇惯孩子了，养两个孩子花的钱就不是一个孩子的两倍，顶多一点五倍。在多子女家庭中更可能从小造就一种俭朴的生活态度。很多道理都是此一时彼一时，此一时其实不都正确，只是有一部分道理，彼一时也不都是错误，也有一部分道理。前一个时代，苏联有一个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家庭只养一个孩子是对社会犯罪。”他认为只养一个孩子，将来其性格可能会成问题。这话一点道理没有吗？今天既然确定了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增长缓慢了，应该反过来想一想独生子女的弊病，努力克服。要承认我们过去说我们的政策最好、完美、没毛病是不对的。独生子女政策应该确立，但是必须说它不是完美的，其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克服，要有配套的措施去克服。我觉得我们那些年在独生子女政策确立的时候有些话说得太满，以至于我们没有想办法去解决独生子女政策的弊病。怎么办？我讲的很多东西都不过是一些设想，有些也可能是乌托邦，但这个社会应该有些人不断提出一些设想，从这些设想当中或许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谁也不能说自己提的设想，都对。
我认为，中小学阶段都应该各有一年寄宿生活，这应该成为一种制度。不能说我们没有物质条件，这是在育人，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为了后代能够很好的发育，应该不遗余力。我们搞计划生育不就是为了消费社会物质财富的人少一些嘛，那么既然计划生育搞成了，有了这么大的收获了，那为什么不把一部分钱投在教育上呢？寄宿是需要一些物质条件，但不能说这个钱都花不起。空说不成，光是呼吁不成？要有一些有形的手段，有形的措施。我自己判断，小学阶段在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年寄宿，比较合理。这应该成为一个制度，就是说家长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接受。中学阶段，初中一年级最合适。初一开始住宿的话，同学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对培养性格、培养互助精神来说效果最大。初二初三时可以享受同学间亲密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