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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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差不多每一任总统的演说中都要谴责共产主义。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关系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的命运都与美国有关，美国有责任帮助他们”（艾森豪维尔）。总之就美国而言，不可能再恢复“小政府”，“与世无争”的姿态也一去不复返。
不过，在实践中还是现实主义占上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维尔总统的就职演讲中首先提出：“科学似乎在准备赐给我们一个最后的礼物——从这个星球上消灭全人类的力量。”这是指核武器。这一认识始终约束着美苏双方的领导人，认识到核战争没有赢家，却足以毁灭人类，所以整个冷战期间，在军备竞赛的同时，裁军谈判不断，美国打了几场局部战争，但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没有发展到热战。
还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任演讲及其所代表的对外政策转变。撇开那些华丽辞藻的豪言壮语，有几段特别重要的话是体现其实质性的政策和成就的：他提到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为世界各国建立一种新颖的、更加持久的关系模式奠定了基础”。“1972年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走向世界持久和平的坦道上取得最巨大进展的年头，而为人民永志铭记”。这是尼克松最得意之笔，也的确是他带有突破性的成就。与此相关联的是他强调美国作用的“局限性”，提出“尊重各国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力”，同时承认“各国保卫自己的未来的责任”，并明确表示“各国政府体制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世界人民却可以成为朋友。”这几句话貌似平常，实际代表了他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实现战略收缩，不再到处干涉，并愿意接受不同制度和平共处。不论尼克松本人品格如何，在关键时刻能毅然决然做出这种收缩的战略决策，是显示了一定的魄力和眼光的。
比尔·克林顿上任时刚好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所谓“后冷战时期”的开始。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从美国的内政外交而言，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原来人们期待的和平时期没有出现，美国的对外负担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减少。他在第二任内提出，二十世纪已经是美国世纪，二十一世纪美国必须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力军，“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将领导一个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这种豪言壮语并不新鲜，而在实践中，对外干涉和用兵尚未突破以前的模式。
9．11之后的小布什是否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小布什第一任的演说还没有超出二战以后历届总统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任的讲话，实际是对他在第一任期间的实践的追认。大意是：9．11使美国看出自己不堪一击，其根源是世界各地的仇恨和专政，“我们这片土地的自由能否延续，取决于自由在别的土地上的胜利”，“美国的利益和我们的基本信仰现在合而为一。”过去，这只是传播信念，现在则是“国家安全的迫切要求和时代的召唤。”为此，“美国的政策就是……以终结全世界的暴政为终极目标”，并且在必要时用武力。这篇讲话最大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把推行民主和保卫美国的安全直接联系起来，以消灭专制制度为政策目标，而且可以使用武力。
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和民主并不新鲜，但是以前，这是作为一种理想，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提出的。在冷战时期，言行都有一定分寸。杜鲁门也将保卫自由与安全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含义是守势的，是认为对方要发动世界革命。出兵朝鲜和越南，从美国角度论，都是一种防守，是对方先突破防线（即有条约划定或默认的势力范围分界线）；越南停战的结果是北越统一南越，美国也只好接受。克林顿任内的科索沃战争第一次绕过联合国，不过还是以“北约”的名义，与以前几次干涉一样，是当地各方先打起来，美国才进去，打的旗号是人道主义，拯救种族灭绝，而不是保卫美国。
根据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义的逻辑，保卫美国安全＝反恐＝反专制制度＝改变其他国家的制度。使用武力、“干涉内政”根本不是障碍，因为他国的内政与美国的安全密切攸关。按此逻辑就不存在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问题。当然，宣布一种原则是一回事，实际上能走多远又是一回事。内外都有各种牵制的力量，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关于与欧洲的分歧，小布什讲话中有一句话值得玩味：“离间自由国家是自由的敌人们的主要目标。自由国家共同努力推动民主，将是战胜敌人的序曲。”这充分体现了以制度划线，强调与欧洲国家是“内部矛盾”，内外有别。
美国政治的常规是钟摆左右摆动，到一定程度，还会摆徊来。但是发生了9． 11之后，美国一般人的心态也有所改变，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本土酌不安全。反过来，这种对外部威胁的恐惧和决策者的进攻态势，是否有可能使美国内部的民主传统和自由精神发生变化，以至钟摆难以再摆回来？果真如此，小布什可能代表美国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美国本身将伊于胡底，把世界引向何方。这一切，现在还言之过早。
思想史研究与人的思想史
■ 尤小立
学术研究上的新陈代谢，常常是无情的。后出之书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积累，可一旦影响凸显，就不可避免地将前人成果遮蔽。本来，这类现象实属正常，但有时候历史给人们开起玩笑来，也令人无可奈何。海外学人周明之先生《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下引此书，均仅注页码）一书的遭遇即是一例。此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外出版时，曾实际地推进了胡适研究。其中文版1991年在大陆出版，却因印数少，又“出”不逢时，即便是在学术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十几年后的今天，随着国内胡适研究的深化，本书中的许多结论都被超越，然而却阴差阳错地获得再版的机会，且影响远超出从前。
当然，影响的广狭并不是评判学术著作学术价值的主要标准，与影响的深远相比，广狭毕竟还在其次。但从学术著作的普及意义上看，影响的广狭却大不一样。比如长期以来，胡适的理性态度，他所秉持的“拿证据来”的理性精神，较多地为后人所阐扬，同时，他的“好好先生”形象也在人们心目中日渐稳固。但近来亦有人拿胡适的“骂人”来说事。后一种说法，不见得是为了颠覆前说，以重塑一个“新胡适”。可是，这种认知方式，与前说一样，都只是展现了一个“片面的胡适”，离“全面认识胡适”也相当远。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不是简单地放大胡适的某个侧面，作者认识到了这些侧面乃是胡适及其思想的一面，合则为胡（适），分则非胡（适），所以，书中所揭示的是一个复杂的胡适和充满吊诡的胡适思想。作为一部思想史的著作，《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的价值还不仅于此。
如所周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内的思想史研究逐渐兴起，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成果也颇引人瞩目，但从学科的角度看，思想史的地位却相当尴尬。国内的学科划分中，思想史是被归入历史学的专门史一类的，然而，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并不仅是历史学者。那么，历史学以外的学者的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难认定为本学科的学术成果。学科交叉的提倡虽也不绝于耳，但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仍像走钢丝。
学科划分上的过分专业化，是造成思想史地位尴尬的主要原因，而研究者的研究路向不同，也使思想史迟迟无法定位。当下中国，至少有三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事着思想史的研究。粗略地看，哲学出身的学者，比较重视抽象意义上的思想，即便是思想史的研究，也不忘记以哲学的术语抽象地加以归纳。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一般是最敢于下结论的，他们往往洋洋洒洒地大段地议论，宏观地把握，与历史研究出身的学者的小心谨慎、具体而微，恰成对照。不同的学术路向之间产生摩擦和碰撞也是必然的，而学术路向上的差异，直接造成了学者取向上的自适效应。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擅长的部分和熟悉的手法，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样做的结果则是：思想史无法产生独特性，也无法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
事实上，思想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它既要关注思想的流变，也要关注思想家（者）在具体语境中的行为取向，前者更倾向于思想本身，而后者则将历史中的人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在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面，至今争论最多的是精英的思想亦或是大众的思想。但其实这仅仅是具体操作上的区分，并未涉及实质上的问题。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从实质上说，应是历史中的人的思想。我们可以将这里的“人”，理解成思想者（家）个人或思想者（家）群体，但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都是居于历史中的具体的人。思想本身具有超越性或抽象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却完全是历史的或具体的。思想的抽象内容，是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而思想脉络则由学术史家来梳理，思想史研究者关注的只是思想者本人或者思想家群体在具体语境中的思想的产生和传播。这也就是我们强调思想史研究是人的思想史，而非思想本身的历史的原因。
具体到胡适研究。如果是从思想史的视角去研究，仅仅注意胡适思想本身的演进，不注意语境和心态及其关联，就容易将其思想简单化。在这里具体语境和人的心态的重要性是不畜而喻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一书在研究取向和方法论上的价值，就在于从具体语境中和心态上分析胡适的思想。
怎样看待胡适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评，一直都是个争议的问题，是非正误并不是思想史学者的任务，思想史学者只是要厘清思想产生的前因后果。我们过去也清楚，胡适猛烈地批评中国的文化传统时，其话语对象一般均是国人，一旦转变话语对象，比如在外国人面前，他往往是将中国文化的较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对现实问题的发言与学术研究的反差，也主要取决于其“现实态度”。而周明之先生，因为清晰地认识到了胡适其人“在不同的场合，对不伺的听众，说不同的话”（参见《自序》）的特性，在利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时，就不仅将此现象出现的原因和胡适本人的心态描述分析得更加透彻，而且符合历史。
就胡适学术著述与论战文字之间的反差，作者指出：“当他（指胡适——引者）进行学术研究时，他有一种超然感，不得不遵从证据，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他的自由表达。”“而为大众写作时，当前现实立即发挥重大作用，……对他来说，理想与其实际展现是同义的，面对中国的巨大危机，他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因而痛苦万分。他以痛斥中国的过去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失意。”（第199页）这是由于“在中国的环境中，胡适有足够的不与过去割裂的安全感，对传统的猛烈攻击，不但不会威胁他的认同感反而使他的失意情绪找到一个发泄口。”（第205页）而进一步地看，“当胡适以学者的方式来评价中国的过去时，他是一个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