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偏方大全-第4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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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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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江苏吴县出了几位名医,最有名的一位叫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还有一位差不多和叶天士齐名,叫薛雪,号生白。叶、薛二位既是同乡,又是好朋友,两家住得也很近。
乾隆年间,苏州流行大瘟疫,官府在此设立医局,救治老百姓,规定名医轮流参加义诊。这一天,医局里来了一名更夫,全身浮肿,皮肤肿成了黄白色,等候医生给他治病。
薛雪先到医局,给这更夫诊脉后挥手让他出去,对他说:“你的病很重,没法治了,回去吧。”出了医局的大门,正好碰上叶天士来医局。叶天士在轿子里看到了更夫,便说:“这不是更夫吗,看你这病是由于烧蚊香中毒引起的,你跟我进来吧!”进和医局,叶天士给更夫开了两剂药,对他说:“不用害怕,吃了这两剂药就会好的。”薛雪在一边恰恰听到看到了这一切,认为叶天士是有意弄他的难堪,心中又恼又恨,回家后就把自己的书房改名为“扫叶庄”。
叶天士听说后也非常生气,就把自己的书房改为“踏雪斋”,至此两人不再往来。
后来,叶天士的母亲得了伤寒,叶天士小心翼翼地开了处方,可母亲吃了不见好转。这事传到薛雪那里,薛雪笑笑说:“这种病要是放在别的病人身上,叶天士早就用白虎汤了,而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就没办法了。”薛的一个弟子插话说:“白虎汤性重,他是怕老人受不了。”薛雪说:“她这病有里热,正是白虎汤症,药性虽重,非用不可。”这些话传到叶天士耳边以后,叶很便服薛雪的见解。他确实想到了白虎汤,也确实是担心母亲年高承受不了。听了薛雪的话后,就给母亲用了白虎汤,果然病很快好了。这件事教育了叶天士,觉得名医更应心胸宽阔,互相学习,就主动地去薛雪家登门拜访,两人重归于好。杏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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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奉是汉代有名的中医大夫,相传他在府上给人治病时,不收取诊费,只要求患者在病愈之后,在他的家宅四周随意种下几棵杏树,一般是重病痊愈栽种五棵,轻病痊愈栽种一棵。
几年之后,董奉住处的四周竟然有杏树十余棵了。远远望去,林深树密,茂盛葱郁,无边无际。春季繁花似锦,夏月浓荫葱葱,挂在树上的杏仁果实沉沉甸甸、金黄灿烂,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之后,人们看到杏林,便联想起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董奉先生,由此将给人健康保证的中医界称为“杏林”。提到“杏林”,便知医事。古往今来,“杏林春满”、“杏林春暖”成为病家赞颂医家医德高尚、不计报酬、医术高明的常用语。中医“免疫”思想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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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医学历史上,很早就有“免疫”的思想,这就是“以毒攻毒”的治病方法。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提到,治病要用“毒药”,药没有“毒”性就治不了病。然而,有趣的是,最早把这种免疫思想付诸于实践,并最早从事免疫学研究的先驱,竟是醉心于炼丹的道教徙葛洪。
葛洪,字稚川,别号朴子。他从小就喜欢读医书和炼丹书,长大后,更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潜心研究医术,并成了东晋有名的医学家,老百姓有什么急病重病,常找他来医治。
一天,有位40多岁的老农急冲冲地来到葛洪的家,焦急地对他说:“我的独生儿子被疯狗咬伤了,请您给想个办法,救他一命。”葛洪听了这话,也很焦急。因为他知道,人若是被疯狗咬伤,会非常痛苦,受不得半点剌激,哪怕是受到一点光,听到一点声音,都能引起抽搐,烦燥,尤其是怕水。听到水,谈到水,见到水,都会立刻咽喉痉挛。发病几小时内便可迅速死亡。葛洪在脑子里搜索着各种各样的药方,但很遗憾没有一个药方能治这种病。忽然,他有了主意:古人不是提倡用“以毒攻毒”的疗法治病吗,为什么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想到这儿,他便对老农说:“现在也没别的什么好办法。不过,我想用疯狗的脑髓涂在你儿子的伤口上,或许能让他脱离危险。”
老农回到家后,如法行事。没曾想,还真管用,病人竟没发病。自那以后,葛洪又用这种方法给许多被疯狗咬伤的人治过病,效果挺不错。
近代医学科学证明,在人被狂犬咬伤后,狂犬病毒便通过伤口浸入了人体。由于它与神经组织有特殊的亲和力,所以导致狂犬病的发作。狂犬的脑髓和唾液中,均有大量的狂犬病毒存在。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巴斯德便是从狂犬的脑组织中分离出狂犬病毒,并把它加以培养,制成病毒疫苗,来预防和医治狂犬病毒的。很显然,巴斯德所用的原理同葛洪使用的方法基本相似,只不过比葛洪更科学些,但从时间上来看,巴斯德的发明晚于葛洪1000多年。中医行医的招牌-—葫芦
其他 中医常识 古时候的行医者无论走到里,身上都背着个葫芦。葫芦作为行医的招牌,据传这还有个来历呢!
东汉时期,有个叫费长房的人见一老翁在街上卖药,凡吃过他的药的病人,立即见效,药到病除。费长房看了以后,就想拜老翁为师。于是待人散后尾随跟踪,见老翁跳进一家酒店墙上挂的葫芦内,心想这老翁决不是等闭之辈,更增加他拜师的决心。于是,他便在酒店挂葫芦处备好一桌上等的酒席,恭候老翁出来,不多时,老翁便从葫芦内跳出来。费长房立即磕头跪拜,认师求教,老翁见费长房诚心求学,便收他为徙,将自己的医术传授于他,后来费长房便成为当时的一代名医。他为了纪念老翁,行医时总将葫芦背在身上。从此以后,郎中行医,便用葫芦当招牌,以表示医术高超,人们也因此把葫芦当作医生的标记。
其实,葫芦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味甘淡性平,有利水通淋之功,可用于治疗水肿、小便不利、黄疸、腹满等证。每次15…30克,水煎服,也可配入复方中应用。葫芦子还可治疗牙痛及牙龈肿痛,配牛膝煎水含漱即可见效。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其他 中医常识
许多中医人常常听到这句话,“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它把“医”与“相”并提,更使人深觉学医责任重大。可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
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
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
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那些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比较接近。元代戴良说的好:“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秦汉时期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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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及巩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各地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风俗的融汇创造了条件,在客观上对医药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
一、岁时、人生礼仪与医药文化
将春节叫年,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记》、《神异经》和《荆楚岁时记》记载,春节爆竹、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全家饮椒柏酒,是为了预防百病,增进人体健康,并给节日增添欢乐气氛,有的喝桃汤,也是为了防病,后被屠苏酒所代替。
正月十五元宵节起源子汉武帝时,汉武帝患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师能治病,被诏入宫行巫术。神君说,天子无须忧虑,病会好转,侍康更后,我们将相会于甘泉宫。汉武帝于神灵非常虔诚,一高兴病情明显减轻,到了甘泉宫竟然痊愈,于是大祭,灯火通宵达旦,随后形成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
端阳节的形成,有诸多渊源,到秦汉时则将纪念介子推、屈原、伍子胥、曹娥、陈监与恶月恶日祝禳、辟瘟防疫等融为一体,逐渐表现了与医药卫生的密切关系。《大戴礼记》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夏小正》记载端阳时“蓄药,以蠲除毒气,”《后汉书·礼仪志》说端阳节时人们“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除恶气。”《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入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令人不病瘟。”又载端阳节前用菰芦叶裹粘米,以淳浓汁煮熟,节日食用,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端阳节有关的医药卫生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丰富,科学成分也更充实。
七夕在汉代有登楼晒衣之俗,后来增添了乞寿等内容,《风俗通义》记载:“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调朱砂蘸小指,宜点灸去百病。”中秋节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医药民俗。《淮南子·览冥训》说,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帝羿之妻嫦娥窃食后成仙奔月宫,变成了蟾蜍。汉代人认为月中玉兔、蟾蜍、桂树,皆与医药文化有联系,《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董逃行》中有“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之句。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据《西京杂记》所载:汉初,宫中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的习俗,据说是为了长寿。重阳所用的菊花、茱萸和酒,都有严格的制作要求。《风土记》认为,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而御初寒,又说:九月九日采菊花……久服令人不老,《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
九月九日登高的习俗也盛于汉代,《西京杂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后人又为这一风俗染上神话色彩。《续齐谐记》说,东汉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的桓景,随费长房学道术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告诉桓景,九月九日这天,你家中有大灾,可速回家,让全家人各做一个装茱萸的绛袋系有手臂,登高饮菊花酒,可消灾难。恒景依其嘱,全家人得以免于疫病。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冀望避瘟疫、求健康的殷切心愿。
汉代人在春节前,按风俗要举行一系列有关驱疫活动。据《论衡》、《风俗通义》等书记载,汉代人防病驱疫意识非常强烈,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隐匿性病因常当作病魔、害鬼——如相传颛顼的三个儿即“疟鬼”、“魍魉”、“小鬼”,他们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汉代声势浩大的腊月驱疫活动中,大滩风俗最为壮观,方相氏是这种舞中的重要角色。《后汉书·礼以志》、张衡的《东京赋》对此都有记载。它反映了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