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的徊想-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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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丛中高歌欢舞的一种Dionysian madness（酒神狂欢），已经在时间的灰烬里埋着，真生命活泼的血液的循环，已经被文明的毒质瘀住……所以我们要求的是“彻底的来过”：我们要为我们新的洁净的灵魂造一个新的躯体，要为我们新的洁净躯体造一个新的洁净灵魂，我们也要为这新的洁净的灵魂与肉体造一个新的洁净的生活——我们要求一个“完全的再生”。徐志摩：《落叶》，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40页。
《中西文学的徊想》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5）
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因袭，到了“五四”，终于被这一批年轻人轰破了，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燃烧着一团火，拼命地写，拼命地吃喝，拼命地狂呼，拼命地做爱。“五四”时代有多少“自我解放”的“娜拉”，脱离家庭，到大都市去“亲身体验”生活？（丁玲、卢隐、白薇……）有多少出爱情悲喜剧？有多少对情侣、爱人，互相倾诉爱情？徐志摩——陆小曼（“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徐志摩：《爱眉小札》，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5年，52～53页。），郁达夫——王映霞（“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郁达夫：《郁达夫日记》，香港，1961年，91页。），蒋光慈——宋若瑜（“侠生！我感激你呵！……我的侠生！我为什么抑止不住我要爱你呢？……我总希望我能诚恳的永远的爱你一个人！……我的侠生，你能永远的爱我吗？……我的侠生！我现在才相信意志是战不胜感情的啊！……”《蒋光慈、宋若瑜通信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第7版，24页。），胡也频——丁玲，萧军——萧红……
这一阵烈火，这一阵旋风，这一种浪漫的行动，的确为中国带来一番新气象，也为后一代带来许多新问题。“五四”的一股冲劲，把传统打倒了，“新文化运动”事实上形同真空，文士们一意歌颂爱情，发扬自我，庆祝再生，建筑理想的“空中楼阁”——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世界语主义……但却不能静下心来仔细思索一下自己在推翻了旧文化、旧社会、旧礼教后的新地位——知识分子的“零余”、与政治的脱节、对其他“劳苦大众”的不了解——以及有了这一个新地位后如何做？他们对于这一种新地位、新角色的反应，除了少数人外，大都是浪漫性的，所用的“逻辑”非常微妙：一个“文人”比世上其他人“敏感”，可以感触到别人觉察不到的事物，因为自己是“先知先觉”，而大众是“不知不觉”，所以总觉得“怀才不遇”，于是开始在文章里自哀命薄。“自怜自醉”（Narcissism）是古今中外所有浪漫文人的标志，他们的“敏感”也就成了他们的“优越感”，用以掩饰自己在政治社会环境中的无能为力。几乎每一个文人，都觉得自己是天才，遂自称为“诗哲”、“诗圣”、“诗人”，诗人是永远不受知于世的，只有少数的“知音”能了解他们，于是他们要在茫茫的人海中去找寻爱情，事实上所追求的却是自己理想的幻影、爱情的化身。蒋光慈在其情书中就为自己——也为他同时代的文人——刻绘出一个浪漫文人的典型：
我是一个诗人，古今来的诗人，特别是有革命性的诗人，没有不飘零流浪的。我对于人类，对于社会，怀抱着无涯际的希望，但同时我知道我的命运是颠连的。……我觉着茫茫人海没有一个爱我的，虽然我对那些多数的穷人们或有希望的人们怀着无限的同情。你称我为爱友，——这个，老实说，我有点怀疑，因为我觉着现在的世界中没有爱我的人。《蒋光慈、宋若瑜通信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第7版，126～127页。
蒋光慈的“漂泊”与郁达夫的“零余”，可说是“五四”文人的两大历史特征，表现在文学里，就是梁实秋先生所不满的“浪漫的趋势”。这一种趋势，因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而似乎是暂时告终，文人们纷纷卷入政治，有的去重庆大后方抗战，有的到延安去“革命”，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浪漫主义新传统，并没有全然销毁，而是转变了方向，改换了口味，加上了新面具。研究中国的左翼文学，必须先把这个背景弄清楚。中外学人中，唯有已故的夏济安先生注意了到这种关联。T。 A。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
五十年以后看“五四”，作为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人而论浪漫的上一代，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上一代留给这一代的“遗产”。这一代对于浪漫主义有何响应？这是一个大题目，有兴趣的人大可以此为题开一个讨论会。笔者在此仅能提供几点意见。
第一，上一代从西方传来的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至今仍然存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浪漫气息，至今仍有其余绪，否则《茵梦湖》何以能在最近再版？《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美国大中学生从未听过的小说——何以能成为台湾地区的畅销书？大中学生初试写作或互通情书时，所用的辞藻、意象，甚至语调，何以令人不得不想到《志摩日记》？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朱自清的《背影》、冰心的《寄小读者》，哪一篇重要的白话文不是“五四”时期文人的作品？甚至最近台湾最负盛名的琼瑶女士，其小说何以如此受读者欢迎？（她的《窗外》、《几度夕阳红》、《烟雨蒙蒙》颇值得历史或社会学家研究。）
《中西文学的徊想》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6）
也许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情形已不尽是如此，我们可以以台湾地区的《文学杂志》及《现代文学》为例。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夏济安先生在《文学杂志》中鼓励扎实的作品，《现代文学》开始介绍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恰可以代表“60年代”文人对于上一代浪漫主义的一大反击。
上一代人在十几年内把西方19世纪文学“吞”进来了，但同时期的西方文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却一反19世纪末的“新浪漫主义”，在T．S．艾略特等人领导之下，逐渐建立起文学上的“现代主义”（Modernism，T。S。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是西方19世纪与20世纪文学、战前与战后、“浪漫”与“现代”的分水岭。中国文人，由于“五四”的影响，迟了四十年，现在才开始介绍西方的“现代主义”，而《现代文学》所介绍的正是第一次大战后崛起的几位名小说家和诗人。然而，试观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西方文学，“现代主义”的传统又告动摇，名批评家菲德勒（Leslie Fiedler）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已公然宣布“现代主义”的死亡和另一种新式浪漫文学的抬头（他举的例子是加拿大作家及诗人科恩［Leonard Cohen］的小说《美丽的失败者》［Beautiful Losers］），中国“西化”的文人如何能够赶得上？
在心理上、情感上，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似乎已与20年代的人大不相同，但“五四”的遗产，却仍是许多海外学子在感情上受到打击的主要因素，中学大学时候对感情的纯真、专一，“五四”式的爱情“真善美”，在到了美国以后，与另一种物质文明的冲击，遂产生一连串的“人生悲剧”。一位自称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智识之士”的人，在一篇谈康桥和徐志摩的“非小说”中写道：
年轻时把爱情偶像化，把异性对象爱情化，一切都是美的、纯真的（“真善美”也是20世纪20年代的流行语），到了美国之后，受到物质环境的冲击和压迫、美钞和汽车的诱引，许多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女学生——起先是吃惊，继则受到挫折，遂一改以前在台湾省时的20年代“纯情主义”，而只顾物质上的“安全感”。婚姻不再是爱情的高潮，也不能算是爱情的坟墓，事实上，“爱情”——尤其是徐志摩式的爱情——在美国的中国人圈子里根本无法存在。结婚，对于男士们是学业告一段落后想成家定居的必须步骤，对于女孩子们是找寻“饭碗”和“安全感”的最终途径。于是博士学位、银行存折、 永久居留权成了“理想丈夫”的必备条件。男女双方在约会之前，在心里已经各自有数，出游数次之后，双方条件符合，于是就发请帖，行基督教或天主教式的婚礼，然后是茶点招待、拍照，宾客们在送了五元或十元礼后，也就在招待会上吃吃喝喝，勉强凑几句笑话或恭喜话，于是又一件“人生大事”就此完成，哪里还有当年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的宾客满堂恭聆梁任公训骂的趣剧，或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时只收乐曲和作品的雅事。
……
浪漫主义的英雄时代早已逝去了。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不仅外在的现实不允许浪漫英雄的产生——婚姻早已自由，恋爱已成滥调，个人的行为不再能掀起社会上的狂风巨浪——而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代的心理架构上，现实世故、小心早已筑就许多感情的堤防，窒息了年轻的浪漫热情。奥非欧：《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见《大学》杂志第8期，台北， 1968年8月， 36、38页。
“五四”那一代的“西化”，留给这一代最大的危机，是这一代海外华人的“认同”（Identity）问题。上一代在打倒“孔家店”，烧尽传统文化之后，留下来的却是一片真空，于是知识分子拼命吸收西方文化，希望能弥补这一个真空，创造新的传统。即如鲁迅，也在一篇《青年必读书》中公开宣称：“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在其影响所及之下，中国青年一味洋化，到了美国后，更是如饮蜜糖，争做美国人，在美安居乐业以后，终于有一天突然感觉到自己还是黄皮肤的中国人，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所知道的到底有多少？上一代反传统的狂热，使得下一代对于本国文化的距离更远。一个海外知识分子的疏离感，是双重的：他（她）既感到自己在美国物质文明下的“非人”，又苦于对中国文化社会的疏离，于是，遂有于梨华女士小说中所描写的“无根的一代”于梨华：《又见棕榈》，176页。。
“20世纪60年代”人是否无可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浪漫精神对我们是否仍有意义？这一代的人如何整理上一代的遗产？如何向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交代？这些问题，只好作为另一篇文章的题目。
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势必承认“五四”就是我们的文化背景，正如晚清的“国学”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五十年时过境迁，一切恩怨都已随风而逝，希望这一代的“文人”，不再“相轻”上一代的文人，我们可以批评，可以重新估价，可以平心静气讨论，却不能轻视上一代，不顾上一代的文化遗产。“五四”虽已成历史，但对于一个在21世纪写中国历史的人，我们这一代的人何尝不是历史？我们虽可视“五四”为历史，却无法置身于历史范畴之外，因此本文也免不了为将来的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