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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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友谊使我对宗教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虽然不能有像在比勒托尼亚那么多的空闲时间来研究宗教问题，可是我仍然抽出一部分闲暇时间用在这上面。我还经常与其他宗教界人士保持通讯。通过这些方法，我获得了对于各种宗教的一些知识。我在研究时经常会产生一种冲动，想把我的心得在实践方面表现出来。我对于“瑜伽”也有一点经验，并逐渐加深。但是，我不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我决定等我回到印度之后去请教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但是这个想法却没能实现。差不多同一时期，我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开始有了来往。听从他们的劝告，我每星期日到教堂里去做礼拜。在礼拜天，我还应邀到朋友们家去吃饭。我对教堂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到教堂去的人们在我看来并不全都是虔诚的，有的似乎像是赶时髦或者说是消磨时间。有些时候，我竟然忍不住打瞌睡。我觉得很惭愧。这种情况没能持续多久，后来我就不去做礼拜了。
我买了一部谢礼译的《可兰经》，并且开始阅读。同时我也研究其他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我还和住在英国的基督教朋友们通讯，其中有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爱德华·麦特兰，我和他也开始了书信往来。他寄给我一本《完美的道路》，这是他和安娜·金世福合著的书。这本书对流行的基督教教义提出了反面的看法。他还给我寄了另一本书《圣经新诠》。这两本书我都很喜欢。它们似乎是支持印度教的。托尔斯泰的《天国就在你的心中》使我深受启发，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本充满独立思想、深奥的道德和求真的精神的书籍，柯兹先生给我的所有书籍与它相比，似乎都是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我所进行的研究就这般把我带到这样一个方向，而这是我的基督教朋友们所没有想到的。我和麦特兰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联络，和赖昌德巴伊的书信往来则一直保持到他去世为止。我看了他寄给我的几本书，包括《五业》、《珍珠环》，华斯陀《瑜伽论》中的《解脱章》，哈利班德罗·苏立的《妙见集》等。
我虽然没有走上基督教朋友希望我走的道路，但是他们却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宗教的向往，对这一点我是永不会忘记、永远感激的。我会永远怀念和他们往来的日子。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类甜美而神圣的联系也是越来越多，而没有减少。
第2部·南非生活决定留在南非
这件案子既然已经办完了，我就没有理由再在比勒陀利亚住下去了。于是我就回到德班，并准备回国了。但是阿布杜拉赛却想在我走之前为我饯别。为此，他在西登罕举行了宴会。在宴会开始前，我顺便拿起一份报纸翻了翻，突然发现在报纸的一个小角落里有一则新闻，题目是《印度人的选举权》，这则新闻提到了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一项法案，该法案主张剥夺印度人选举纳塔尔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议案，于是仔细读了一遍，耽误了一会儿时间，然后才去赴宴，我是到会最迟的一个。
在宴会上，我向阿布杜拉赛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关于这些事情我们能知道什么呢？我们只知道那些与我们的生意有关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奥兰治自由邦所有的业务全都没有了。这的确使人们烦恼，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们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又都没怎么受过教育。我们平常看报，仅仅是为了了解当天有些什么新鲜事，哪能懂得什么立法不立法呢？我们的耳目就算是这里的欧洲律师了。”
“可是，”我说，“这里有许多本地生的印度青年，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难道他们不能帮助你们吗？”
“他们呀”阿布杜拉赛叹了口气，沮丧地说，“他们从来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而且说实话，我们也不愿意买他们的账。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依靠白人牧师，而那些牧师又在政府的管理之下。”
这些话却启发了我的思路。我想，这些人应该说是我们的同胞。难道基督教就是这样的意思吗？难道他们就因为信奉基督教而忘了自己是印度人了吗？
但是我就要回国了，我当时一时还表达不出我的内心想法。我只是简短地对阿布杜拉赛说了这么几句话：“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那么我们的处境就更为艰难。它像是钉在我们的自尊心上的一根钉子。”
“是啊，”阿布杜拉赛也有同感，他说，“我将这个选举权问题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你吧。本来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的是艾斯坎比律师，你也认识他，他与我们的关系一向是很好的。事情是这样的：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和码头工程师之间的矛盾比较深，斗争也很激烈。他担心他的选举权会被剥夺，因而使得他自己在选举中输给那个工程师。所以他就把我们的处境告诉我们了，并且让我们全部登记为选民，投他的票。我们答应了，并按他的建议行动了。从这些事情中，你现在可以明白，选举权对于我们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种价值吧。不过我们明白你是什么意思。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其他客人也听见了我们的谈论，有人说：“你想不想听听我们的意见呢？我说，你还是把船票退掉，在这里再待一个月，我们听你的吩咐去做。”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赛，你一定得把甘地留下。”
阿布杜拉赛十分圆滑地说：“现在用不着我来留住他了，你们大家都可以留他。不过我认为你们说得不错，让我们大家共同劝他留下来吧。但是你们要知道他是一个律师，他的费用怎么办呢？”我听到他们提起费用问题就很不安，我大声说道：“阿布杜拉赛，费用不成问题。为公众服务不能收费。如果我能成为大家的公仆，我很高兴。我可以留下来。不过你们知道，我和这些朋友都不熟，如果你们认为可以合作的话，我打算多住一个月。可是有一件事情，虽然我不用你们付给我什么钱，但是我们计划进行的这些工作，如果没有基金也是搞不起来的。比如我们要发电报、印发文件、派人出去活动、和当地的律师进行联系与协商等等事情，都需要经费。而且由于我还不熟悉这里的法律，可能需要一些法律书籍作为参考。所有这些事情没有钱是办不成的。而且这些事情光靠一个人做也不行，还需要大家提供帮助。”
大家都说：“钱会有的，人有的是，需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你同意留下来，办法总会有的。”
就这样，饯别宴会变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我建议吃完饭赶回家去。我在心里已经想好了发动这场运动的纲领。我还查清楚了选民名单上有哪些人。我打定主意再住上一个月。就这样，在神灵的指引下，奠定了我在南非生活的基础，并在内心中埋下了为民族自尊而斗争的种子。
定居纳塔尔
１８９３年时，纳塔尔印度侨民中威信最高的领袖是哈齐·穆罕默德·哈齐·达达赛，这是大家首推的。从经济上来说，他们的首领是阿布杜拉·哈齐·阿丹赛，但是在社会活动中，大家公认的领袖是哈齐·穆罕默德赛，他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于是，在阿布杜拉赛的家里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由哈齐·穆罕默德赛主持，会议决定对选举法提出反对意见。
志愿人员都作了登记。而出生在纳塔尔的印度人，大部分是信奉基督教的青年，他们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德班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和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班·戈夫莱先生都出席了，他们负责带来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到会上，这些人全都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当地很多商人也都登记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穆罕默德·卡桑·康鲁丁赛、阿丹吉·米耶汗赛、阿·科兰达维鲁·皮莱、西·拉契朗、兰格沙密·巴提亚齐和阿玛德·齐华。巴希·罗斯敦吉当然也在内。担任文书工作的有马尼克吉、约希、纳辛赫朗诸位先生，他们都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和其他大商行的雇员。他们对自己也能分担一部分公众工作而感到非常高兴。对他们来说，他们还是头一次像这样被邀请来参加这种工作。面对着印度侨民整体所遭受的苦难，无论高低贵贱，无论是上等身份的人，还是地位低下的仆人，不分所属教派区别，也不分民族差异，所有印度侨民，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全都仿佛是祖国的儿女和人民的公仆。
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法案已经或者即将二读通过。从讨论中的发言看，还没有发现印度人对这个不合理的法案表示反对意见，这个事实竟被看作是不应该享受选举权的证据。
我在会上就当时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我们要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给议会的议长发一份电报，要求他将对该法案作进一步讨论的时间延期。并且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布杜拉的朋友艾斯坎比先生发了同样内容的电报。议长的答复很快就来了，他答应将这个法案延期两天讨论。这个决定使我们很高兴。我们拟好了请愿书，打算提交给立法议会。请愿书必须誊写三份，还必须给新闻界准备一份。提交给立法议会的请愿书上还要征集尽可能多的人的签名。而所有这些工作我们只能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办完。有几个志愿人员为这事忙了一个通宵，其中有几个懂英文的。有一个老人叫阿瑟先生，因为字写得好，负责誊写正本。其余几份则由一个人念，几个人写，就这样同时五份请愿书都准备好了。征集签名的事情由商人志愿人员去完成，他们有的坐自己的马车，有的出钱雇马车出去请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这个工作很快就办完了，请愿书也顺利寄出。有几家报纸刊登了请愿书的内容，并发表了支持我们的评论。请愿书还在议会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议会还就这份请愿书进行了讨论。但是那些怀有成见的人仍然坚持法案的观点。最后该法案还是获得议会的通过。
这个结果虽然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是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件事情引起了全体印度侨民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并且给侨团的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带来了新的气象。在参与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全体印度侨民逐渐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所有印度侨民已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了整个侨团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斗争，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国务大臣是李朋勋爵。大会决定通过他送一份大请愿书。这个任务很重要，也不是一天所能完成的。我们又招募了一些志愿人员来分担一部分工作。
我为了起草这份请愿书费了很多工夫。我几乎将我能找到的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都读了一遍。我的论点集中围绕着“一个原则和一种权宜之计”来说明。我认为我们在纳塔尔同样应该有选举权，因为我们在印度有选举权。我呼吁保留这种选举权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能够行使选举权的印度人毕竟还是少数。
在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