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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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也确实还不足以让我去学更多的东西。
如果在这一代人当中有人也像我一样在孟买当个没有收入的律师，那么我很愿意向他们介绍一些如何生活的实际经验。当时我虽然是住在吉尔关，但几乎没有坐过马车或电车。虽然走一趟至少要花费４５分钟，并且回家的时候还是步行，但我已很习惯于步行到高等法院。我对于酷热的阳光已经习以为常。这样步行来回于法院，不但为我节省了不少钱，并且使我的身体非常的好，当我在孟买的朋友们经常病倒的时候，我却几乎不生病。即使后来我开始赚钱了，我还是保持着徒步往来于事务所的习惯，并因这种习惯而受益终生。
第2部·南非生活头一次打击
我失望地离开了孟买，回到拉杰科特。我建立了一个我自己的事务所，在这里我的收入倒还过得去。我每月靠给人写写诉讼状的收入，平均有３００卢比。我的业务多半是由我哥哥介绍过来的，因为他和他的合伙人有着固定的客户。因此这点成绩与其说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如说是得益于朋友的帮助，因为我哥哥的伙伴已经有了一个颇有基础的业务。他把所有真正重要的、或者他认为重要的案件，都去委托给大律师；而送到我这里来写的，都是一些贫苦的当事人的诸如签订契约之类不重要的诉讼状。
这里我应当承认，在孟买我是坚持不给回扣的，但回到拉杰科特后，我对这一原则做出了让步。我知道在这两个地方回扣的支配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孟买，回扣是扣给中间人的，这里却要付给分办案子的讼师。但是所有的律师全都无例外地拿一定比率的收入付回扣，这一点和孟买的情形是一样的。我哥哥的理论，我无法辩驳。他说：“你要知道，我是和另一个讼师合伙的。我总是设法把我们所受理的、你又能够应付的案件都分给你去办，但是你如果不拿回扣给我的合伙人，你一定会使我为难。你和我共同组成一个事务所，你的收入都存在我们的账目上，我自然也有一份。但是我的伙伴呢？如果他把同一个案件交给别的律师去办，他一定也从那个律师那里得到一笔回扣。”我被他的理论说服了，而且我也明白，如果我要执行律师的业务，就不能对关于回扣的原则这样固执地坚持。我是这样说服自己，或者说白了，就是这样来欺骗自己的。不过，我应当补充一句：我并没有在别的任何方面，给人付过回扣。
虽然我这样已可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遭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重大的打击。我从前并不是没有听说过英国官吏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一直还没有面对面的遇见过。
我哥哥在波尔班达的已故王公兰纳萨希布即位以前，曾经当过他的秘书和顾问。哥哥在当年是威赫一时的，这时被人控诉，告发他在任期内出过错误的主意。这件案子已经送到一向对我哥哥怀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那里去了。这个官员我在英国就认识了，他对我可以说是相当客气的。我哥哥认为我和他既有交情，应当利用这一点去为他做一次说客，他认为或者至少可以对这件不利的事情起到一点挽救的作用。我不太同意这种想法，因为我知道，如果在英国，这种无意义的会面是会被视为不正常的，而且我也不愿意利用留英时很浅薄的一点儿交情去为人说项。如果我哥哥确实有过错，我去说情又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他是无辜的，就应当照规矩上一个诉讼状，听候这件事的结果。但是我哥哥并不赞成。他说：“你还不了解卡提阿瓦的情形，你还需要见习这个世界上的人情世故。这里什么都讲权势，什么都靠人情。你是我的弟弟，你不能逃避你的责任。你去向你认识的这位官员为我说情，这是你的责任，而且对你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拒绝，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了这位官员。我知道我是没有去和他见面的资格的，同时充分意识到我这样做是容易把关系弄僵的，并且会损伤我的自尊心。但是我还是去求见了，并且终于得到了见面的许可，和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我和那个官吏提起了往日的交情，但立刻就发现卡提阿瓦和英国不同；同一个官员，在供职期间和在休假期间简直判若两人。这位政治监督官虽然招待了我，也承认我们相识，但是一提起往事，脸上就好像蒙了一层寒霜。他用强硬的口气说：“我想你到这里来不会是利用这一点交情吧？”他的神色很严肃。虽然如此，我还是说明了来意。但是他不耐烦地说：“你哥哥是一个阴谋家，我不愿意再听下去了。我没有时间，如果你的哥哥有什么辩白，让他依照正当的方式提出来。”这种答复已经足够了，或许还是我所应得的合理的结果。然而自私是盲目的，我继续我的叙述。这位老爷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出去！”“但是请听我说完。”我这样说道。这更加激怒了他。他召唤仆人来，命他送我出去。仆人进来的时候，我还在犹豫；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出了房门。
我只好焦急地离开了。但是我回去后立刻就这件事情写了一张条子送给他，内容大致是：“你侮辱了我，并且叫仆人袭击我。如果你不向我道歉，我就要依法控告你。”
送信员很快又带回了他的复信。大意是：“你对我不敬。我要求你出去，你却不肯听话。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令我的听差送你出去。但是他先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你还是不肯走。所以他只能强迫你出去了。你要告我，悉听尊便。”
我把他的回信揣入衣袋里，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把一切经过都详细地讲给我的哥哥听。他很难过，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我。他把这情形告诉了他的讼师朋友，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控告这位老爷。这时候，碰巧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为了处理一件案子从孟买来到拉杰科特。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律师怎么敢冒昧去见他呢？于是我把有关此案的书面材料委托聘请他的那位讼师转交给他，请他指教。他说：“转告甘地，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他因为才从英国回来，血气方刚，还不了解这里的官员。如果他打算在这里平安度日，并想做出一点成绩来的话，还是劝他撕碎那封信，忘记这个耻辱吧。他要控告这位老爷，不会有什么好处的，相反，或许会吃更大的亏。告诉他，还是好好学习学习人情世故吧。”
这个忠告对于我就像毒药一样苦，但是我只有吞下去。我忍受了这个侮辱，但是我也得到了一个教训。我对自己说：“从此以后，我永远不再做那样的傻事了，永远不再这样滥用交情。”以后，我真的没有重蹈覆辙。这一次的打击却改变了我的生活历程。
第2部·南非生活选择前往南非
我去见那个政治监督员，当然是我的错误。然而即使这样，他那样不耐烦和傲慢的态度也未免太过分了。他不必用暴力来驱逐我，其实我最多不过占用他５分钟的时间，只是他早已经不耐烦听我说话了。他本来可以客客气气地要求我走开，可是权力使他的傲慢与狂妄达到了一种反常的地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官吏根本没有忍耐的品德，对来访者进行肆意侮辱已成为他的习惯，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不称他的心意，就可以让这位老爷暴跳如雷。
如果我在这里继续执行我的律师业务，我的大部分工作必然要到他的法庭里去，但是要我和那个英国官吏敷衍或者讨好他，我是做不到的。我不愿意求他开恩，受他的优惠。况且，我既然声言要依法控告他，我也不甘缄默。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了一点儿当地琐碎的政治事务。卡提阿瓦是一个小联邦，自然是充满着勾心斗角的政治争斗了。各个邦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官吏之间的争权夺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就是那些王公们也总听别人的摆布，喜欢听那些阿谀奉承的人的主意。连那位老爷的仆人都不能怠慢，而那位老爷的文书比他的主子还要厉害，因为他是那位老爷的耳目和译员。这位文书的意见就是法律，他的外快总是比他的主子的收入还多。这也许有点夸大，不过他那奢华的生活方式不是仅仅靠那点薪水就能维持的。我觉得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让我觉得窒息，要不受它的沾染，在这里过廉洁正直的生活几乎是不容易解决的难题。
我的确感到非常苦恼，这一点我哥哥也是知道的。我们两人心里明白，我要摆脱这种充斥阴谋诡计的环境，除非能在外地找到一个职位。但是如果不同流合污，是没有办法弄个部长或法官的职位的。而且我和那位老爷已经有了一些过节，这会给我的业务带来直接的不良后果。
当时波尔班达已受英国政府的管辖，我在那里有一点儿工作，就是替波尔班达的王公多争一些权力。为了减轻佃农所负担的过重的地租，我还不得不去见一个行政官。这位官员虽然是个印度人，我发现他的态度比那位老爷还要傲慢。因此，在我和他的交涉中，又受到了一次挫折。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可是我看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得益。我总算给兰纳多争了一些权利，但并没有为佃农减轻多少负担。他们的苦难竟没有人加以注意，这实在使我吃惊。所以我虽然肩负着这个任务，但依然没有任何结果。我觉得我的当事人所受的并不公道，但是我又无法主持公道。我至多只能上诉于政治监督官或省督，他们就会把我的上诉撇开说：“我们不便干涉。”如果有什么法律或规定可以作为根据的话，或者还可以看到希望；但是，在这里那位老爷的话就是法律，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实在愤慨极了，我濒于绝望，我只希望远离这个充斥阴谋的地方。
恰巧这时，波尔班达有一家伊斯兰教商行的总经理写了一封信给我哥哥，内容大致如下：“我们在南非做生意，开了一家大商行，现在那里正在进行一项诉讼，是一件重大的案子，涉及４万英镑的得失。这件案子已经进行很久了，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辩护士和律师。如果你能叫你弟弟到那里去，这对我们和他自己都是有利的。他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他自己也可以借此机会见见新世面，交些新朋友。”
我哥哥找我商量这件事。我不明白我到那里是要亲自出庭辩护，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法律顾问，但我还是愿意接受这个建议。
我哥哥便介绍我去见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就是上面所说的商行的股东之一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他对我说：“这不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我们在那里有不少欧洲朋友，你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你到我们公司，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的商业信函多数是用英文书写的，你还可以负责这方面的有关工作。你到那里应当算是我们的客人，所以一切费用都会由公司提供。”
“你要我为你们服务多长时间？”我问道，“有多少报酬？”
“不会超过一年。你的来回旅费由我们负担，你可以坐头等舱位的轮船。另外你的工作酬金是１０５英镑。”
这不像是给律师的待遇，倒像是给商店店员的报酬。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很想离开印度。去见识一个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