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死囚写遗书-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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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珍珍在校门口搭上了到永川城的公共汽车。在她身后，坐着一位英气逼人的小伙子。谁会料到，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竟然是三只手呢。
黄瓜山上的“打”滚匠（2）
一离开卫星湖畔，汽车便开始在黄瓜山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来爬去。昨晚下了一场春雨，雨水虽然使公路成了一条泥泞路，但透明的雨水却洗净了黄瓜山上的尘埃，使山上的空气格外地凉爽。在公路两边，黄灿灿的油菜花一路烂熳下来，似乎是从碧蓝的天空顺坡流泻而下的金色的艳阳。
珍珍的双眼望着窗外，那专注的神情仿佛融入油菜花之中。危险也就是在这时候逼近珍珍的裤包。她那种专注于某事某物的神情是王一认为最适合下手的时候。许多人对三只手的摸包技术有一种认识上的想当然的误区，以为三只手靠的是眼快、手快……甚至在一些文艺作品里，居住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们凭着丰富的想象力编造一些技术细节，诸如在一百度的开水锅里扔进一块肥皂，三只手只用两根手指在沸水里飞快地夹出肥皂却又不伤手指。最有影响的“欺骗生活”莫过于印度电影《流浪者》，那位叫作拉兹的三只手只须轻碰别人一下，就探囊取物般地偷走了人家的钱袋。生活中，除了魔术，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事实上，最成功的三只手是那种非常有耐性的人，前期动作非常地缓慢，非常地细心，而且相貌特征一定要模糊，从这个角度来讲，有点类同于选间谍的标准，除非色情间谍，没有一家谍报机构会物色那些相貌特征过目不忘的人作种子选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绝大部分出门在外的人，对随身携带的钱财都分外小心，藏钱的地方都是身上最安全的地方。三只手上车后，首先要锁定作案对象（这靠他的江湖经验），然后，要锁定对方的钱到底藏在什么地方，要采取什么方式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到手。这个过程非常需要有耐心。待完成了这个前期耐心的准备后，最后才是手快：取钱、扔包、下车、消失……即使失主事后发现，到警方报案时，除非观察事物特别细致的人，一般人很难将三只手的具体相貌特征描述清楚。这是指那种成功的三只手，不是我们常见的“偷不成就抢”的劫匪。前者是规避法律的空子（小偷小摸），后者很可能掉脑袋（抢劫）。
王一并不是一名成功的三只手，一则他前期动作太快，二则他相貌较靓，外部特征一目了然。这两点导致他后来离开了扒界（后文将有叙述）。然而，在1990年春天，在这个雨后天晴、阳光灿烂的下午，在那位毫无社会经验和防盗意识的女大学生身上，他还是轻而易举地将珍珍的钱包盗到了手。当沾满泥浆的汽车停在城外清洗时，王一揣着一颗叮叮咚咚的心迅速地消失在茫茫人海里。
２ 火锅店：小姐碰到“打”滚匠
当王一用右手中指将珍珍的钱包用力弹进衣袖里时，他胸中那颗贼心比往常越发叮咚得厉害：钱包鼓鼓的，肯定搞头不小。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摸到这么厚实的钱包。接着，他站起身，假装伸懒腰，高高地举起双臂，钱包立刻滑入他的腰间。按照平时的“工作准则”，他现在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取钱、扔包的动作……只要扔掉了包，谁敢说钞票是偷的？问题是，这个包太厚实了，估计不会是几张薄钞而是一大叠钞票。他妈的，老子发财了。在狂乱的心跳中，他满脸充血地离开了那辆车。不一会儿，他已经坐到一间火锅店的单间里。
“小姐，”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对火锅店的服务员兴奋地喊道，“荤菜素菜每样都给我捡点来。”等菜上齐后，他又对服务员说，“把门关好，我没喊不许进来。”
待服务员关好门后，他那颗狂跳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他从腰间取出那个钱包，从右手调到左手，又从左手调到右手，心满意足地欣赏着那个普普通通的钱包。前面说过，卫黄路上的乘客大多是山区的乡民，他不可能在这些原本生活艰难的乡民身上搞到大油水。他往日叮咚的结果，最多的一次是一百多元，最少的一次是几角钱的毛票。他在狱中对我说：“有时候，费了半天神，摸到手的钱连吃顿饭都不够。唉，想起来辛酸得很。”
黄瓜山上的“打”滚匠（3）
谁会想到三只手王一也有“辛酸”的时候呢？因此，了解了他过去的“辛酸”，也就理解了他这次的“激动”。
但是，等他拉开钱包时，他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钱包里除了一张五角钱的钞票、一封信皮都破了的信，还有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布卷。展开布卷，原来是一根布带。王一虽然不知道这根布带有什么用处，但这根布带卷进钱包里胀鼓鼓的感觉欺骗了他，使他早先所有的激动都空欢喜了一场。他木呆呆地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前，望着火锅底料在沸水里上下翻滚。此时此刻，先前的激动全都幻化成眼前浓重的雾气，虚无地飘向空中。仅仅是“失意”是不够的，他还“荤菜素菜每样都来了一大碟”，他连买这顿饭的钱都没有。大多数的三只手身上都不存隔夜粮（钱），常人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用他们的行话来说：空手走门，抱财归家。问题是，他摸到的钱包里只有五角钱，他慷慨地订下的“荤菜素菜”又远远地超过了“饭钱”本身的价格，何况，单间是要加倍收费的。许久，他才回过神，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吃饱肚子再说。吃到中途，他打开那封信，信是珍珍的父母托人写来的，刚好一页，从头至尾，满纸的辛苦。
信中说：下个月，等把笼子猪儿（小猪仔）卖了，才能给她寄五十元生活费……
一时间，王一左手的两根手指夹住那页信纸，右手握住筷子，将筷头咬在嘴里。他后来在狱中对我说：“那封信把我感动了一点点。”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那封信虽然把他“感动”了，但还没有“感动”到使他下决心资助那位贫穷的女大学生的地步。促使他下定决心给珍珍寄钱的，是那卷“欺骗”了他的布带。
我必须郑重声明：这卷布带的细节绝不是笔者的杜撰。即使在狱中，在王一已经成为死刑犯、他的生命仅剩十多个钟头时，他还在叹息：“没想到天下还有这么穷的大学生。”
我相信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诉说是真实的。而这个可信的布带，又因为在我的生活体验里，至今还看到许多山区农民的全部家当仅值数百元钱时，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质疑布带的真实性呢？
最先，王一不明白：一位女大学生拿这卷布带来干什么？他这位十九岁的男青年是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的。因此，他随手扔到屋角，自顾吃起火锅来，一边吃一边盘算着“肚儿混圆”后如何开溜的办法。不久，他忽然想到，那卷布带里说不准密封着银行存折之类的东西，要不然，一根布带值得那位女大学生放到钱包里么？他重新拾起那根布带，敲了敲门。
一位服务员将头伸进来，问道：“老板，还需要点什么？”
“给我找把小刀。”
待服务员将一把牛角刀递给他，关上门后，他将布带从中割开，结果，什么秘密都没有。
换成其他人，也许扔掉布带，故事便就此结束了。
但是，在1990年春天，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永川城一间火锅店的单间里，十九岁的王一好奇心禁不住热烈地升起来：他一定要解开这卷布带的秘密，他要搞清楚这卷布带到底有什么作用。他再次敲了敲门，那位服务员的头再次伸进来。没等对方开口，王一朝她招招手，又指了指身边的空位置，说：“小姐，你坐下来，我问你一件事情。”
在王一想来：既然这卷布带是那位女大学生随身携带的物品，想必这位同样身为女人的服务员应该知道布带的作用的。
没料到那位小姐错会了意：她以为有“生意”送上门来。许多“单间”的真实意图不正是男男女女们“方便”的地方吗？她一屁股坐到王一身边，一只手放到王一的肩上，说道：“老板，我可以做业务。价钱嘛？我相信老板是不会亏待我的哟。”
做这类业务，王一过去是跟师兄们一起经历过的，不算完全陌生。但是，他此刻的兴趣不在这上头，何况他今天真的要做这单业务，恐怕也只有倒退回打滚匠的原始发源地去，做一回不付嫖资的无赖男人。他将那根布带递到小姐面前，问道：“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黄瓜山上的“打”滚匠（4）
那位小姐左瞧右看，她也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想了想，她朝门外喊了一声：“三姐，你来看这个老板手里是什么东西？”
三姐是这间火锅店的主人，一位年近四旬的女人。三姐先是满面笑容地走进单间，隔着火锅炉子双手捧过那卷布带，仅仅瞟了一眼，脸上立刻现出一种怪怪的神情，同时用一种怪怪的眼神望着王一，嘴里冷冷地问道：“你是不是有病？去偷女人的月经带来干什么？”
旋即，隔着火锅炉子，三姐将那根布带抛还给王一，刚好挂到他的肩上，像贴着一根功勋带。
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小姐一张脸立刻乐开了花。等三姐出去后，她全身倾倒在王一怀中，一只手顶着肚子，一边笑一边说：“哈哈哈……你龟儿子……没什么偷的……偷那种东西来干什么？”
王一呆呆地坐在那里。三姐说的话和怀中小姐的笑声似乎没有影响他的沉思。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卷布带的作用。不知为什么，在这时，他想起了那位女大学生的父母写的信，信中爬满纸面的文字似乎不是呆板的笔画，倒像是山区农民开满裂口的手和脚。他慢慢地扯下挂在肩头上的布带，在手里折叠起来。接着，他问怀中的小姐：“一包卫生巾多少钱？”
“那要看你买高档的还是低档的啰。”那位小姐说：“最便宜的只有一块多钱一包。”
“一个女人一个月要用多少包？”
那位小姐又一次笑起来，“我不明白你一个男人家问这些事情来干什么？”但她还是说道，“一般人一个月一到两包就足够了。”
王一长长地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造孽（可怜），一个月两三块钱都拿不出来，不知道她家里到底有多穷。”
那位小姐不明白王一话中的内容是什么。不过，她也没时间去明白了，使她头疼的事情顷刻间发生了：王一抓住她的后衣领，将她的头从怀中拉起来，做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姐的脸色立刻大变，“阿红。”
王一看到她花容失色的样子，做出皮笑肉不笑的神态，用一种威胁的口吻说道：“我不管你是真阿红还是假阿红，你听我说：我是打滚匠，靠二级钳工（摸包）吃饭。今天倒霉，没搞到油水。你跟老板讲，这顿火锅，暂时记到你的账上；还有，借五十块钱给我。过几天，连本带利，一齐还你。”
在风尘中抓饭吃的阿红当然清楚，“连本带利”不过是一句空话，一笔写在水瓢上的欠账而已。她先是恨恨地说：“大哥，你太过分了。”继而想到自己的衣领被对方牢牢地抓在手里，她先前亲手送进来的那把牛角尖刀在对方的手中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