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死囚写遗书-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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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欢镜听行道
我为死囚写遗书 第一部分
自序（1）
公元2006年5月25日，《重庆晚报》用半个版面介绍了中国“欢”姓第一人——欢镜听。当天下午，香港凤凰卫视与欢镜听取得联系，为他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2006年6月20日晚，香港凤凰卫视在“冷暖人生”栏目中用四十分钟时间向海内外广大观众介绍了欢镜听曲折、传奇的人生历程，其中，重点介绍了欢镜听在监狱中为死囚写遗书的特殊经历。紧跟着，河北电视台、重庆电视台、时代信报、南京周末等媒体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到欢镜听身上……
“欢镜听”即我本人——这是我的真名。我的笔名叫作：欢镜听行道。
1996年10月至1998年4月，我曾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有过一年半的牢狱生涯（详见附录《中国“欢”姓第一人》）。在狱中，我曾经为一百多名死囚写过遗书，为他们办理过今生今世交待的最后的“后事”。当时，这些鲜活的生命离执行死刑的时间，仅有十多个小时了。坦诚地讲，当我为死囚写第一份遗书时，笔尖禁不住划破了好几张稿纸，内心的战栗（并非震撼）让我好多天难以平静。可是，当我替死囚写了数十份遗书后，那种内心的战栗因司空见惯而渐渐趋于平常，到后来，坐到我面前的，似乎不是鲜活的人命，而是自由市场上那些待宰的活鸡，也就是说，在见多了死刑犯之后，我的心灵也磨出了厚厚的趼子，对生命不再抱有敬畏，而是一片麻木。
我在动笔写作本书时，已经是20世纪末叶，待到脱稿时，正逢全世界都在庆祝新千年——21世纪的到来。那段时间，似乎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挂满了千禧年的横幅。尽管，有许多学者在媒体上大声提醒人们：新千年应该从2001年算起，而且，千禧年这个提法也不准确。然而，学者们的呼吁并未阻挡人们迎接千禧年的热情。也许，在大多数的人们看来，新千年多算一年还是少算一年，无非是早一天或晚一天的区别，跟千载难逢这样需要等上一千年才能遇上一次的新千年相比，似乎不用太过计较了。何况，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活上一千年；更何况，古往今来，人类生生灭灭，又有多少人在活着时刚好踏上辞旧迎新这个坎儿上的？而且，这一次是真正的一辞一千年、一迎一千年，套用一句佛经中生死轮回的话来说：一千年的光阴，够生命轮回好多次了。基于这个原因，有朋友戏言：《我为死囚写遗书》是一部跨世纪的作品——不是跨一百年这样的世纪，而是一下子跨了一千年。
在这期间，有好多次，我试图把这些案例写成一篇又一篇“普法”文章投寄给报刊社，从大道理上来讲，通过这些案例可以警醒世人，从个人私利来讲，这样的“普法”文章便于发表。可是，同样有好多次，我放弃了。放弃的原因很简单：这样的“普法”文章虽不说浩如烟海，但也多如牛毛。至于这种千篇一律的案例文章是否真的达到了“普法”的教化作用？我心中打着深深的问号。在苦苦的思索中，某天晚上，灵感一闪，我忽然间寻到了一条与传统案例完全不同的写作方法，那就是“敬畏”。
——不是敬畏那些已经化成朽骨的死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也就是说，活着，让生命鲜活地存在下来，这是世界上最有尊严、最幸福无比的事情。
我坚信，从新闻效应的角度讲，任何案例都会失效，然而，从生命角度讲，世上从来就没有过时的人性，否则，爱情与死亡就不会被人们称为文学创作的两大永恒主题。
我还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西藏青年报》在成都办的子刊《男报周刊》的主编无意中得知这一信息，几乎一天一个电话催稿，《我为死囚写遗书》写到三分之一时，编辑们已经忍耐不住了，他们率先在《男报周刊》开设专栏连载。由于《我为死囚写遗书》角度新颖、独特，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紧跟着，应广大成都市民的要求，同处成都的《天府早报》征得作者同意后，全文转载《我为死囚写遗书》。从此，我与千里之外的《天府早报》结下不解之缘，我后来陆续创作的多部长篇小说全部在《天府早报》连载。一段时期内，我的作品成为《天府早报》的品牌栏目，《天府早报》还破天荒为我的作品连续三天打出高十厘米的彩色通栏广告。作品连载到高峰期时，报纸每天辟出半个版面，以四至五千字的篇幅发表，有些广告商明确要求将广告位与我的连载专栏排列在一起。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钮立三先生出差成都，看了几期《天府早报》上连载的《我为死囚写遗书》后，亲赴重庆江津，与作者商谈影视剧改编。更为有趣的是，一位往日十分荣光的大富翁白普（化名），在生意场上被一个披着红色外衣的“官匪”将他所有的财产洗白后，他谋划了一个与“官匪”同归于尽的计划，就在计划实施前一天，他偶然读到《天府早报》上连载的《我为死囚写遗书》，于是，他通过《天府早报》与作者取得联系，又将作者请到成都……后来，我将这个故事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官匪县太爷》。该作率先在《天府早报》连载，黑龙江《章回小说》月刊分两期发表，反响很好。
自序（2）
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为死囚写遗书》。
2001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印发单行本，书名改为《死囚档案》。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出版的个人作品专著。我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但是也留下了两个遗憾：第一、书名由通俗化的《我为死囚写遗书》改为专业化的《死囚档案》，导致很多读过连载的读者没有买到单行本，时至今日，仍旧有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我为死囚写遗书》为什么没有出版单行本？第二、由于成书匆忙，读者们看到的《死囚档案》，一无自序，二无后记，连载时，许多在读者中产生良好反响的精彩篇章未能收入。尽管如此，《死囚档案》的出版还是为我带来了荣誉，时至今日，许多地方开展读书活动时都将《死囚档案》列入“好图书”予以推荐；第二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了六本长篇小说；2004年，《死囚档案》荣获第二届重庆市文学创作奖。
今天，我在修改拙作时，将当初没来得及收入的篇章约八万字的内容补上，同时，我充分尊重那些既读过连载、又读过单行本的读者朋友的意见——他们说：这本书如果有机会再版，书名还是用《我为死囚写遗书》。
观镜听行道
2006年·重庆江津文化馆
死不“明”目（1）
他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一介良民会在一瞬间没有任何理由地变为杀人犯？从良民到死囚这一瞬间的合情合理的人性演变到底在哪里？
1 剔骨刀：他第一个死不“明”目的地方
1977年1月18日，艾强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木工镇。一直到1996年前，他的童年及少年都是在那座小小的的乡镇上度过的。到1996年时，已经十九岁的艾强长得身材高大，很像北方人了。尤其是，他长着一副憨厚的面孔，常常给人一种老实、本分的感觉。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艾强没有做出那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前，他没有任何犯罪前科。除了十七岁那年在朦胧的初恋时，他在一次约会中未经女方同意冷不防吻了她的眼睛之外，似乎找不出其他什么出格的举动了。纵然是十七岁的初恋，因了那一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小乡镇上，女方也认为是遭遇了奇耻大辱，所以，在木工镇，十七岁的艾强不但失掉了爱情，还换来了一个“这个娃儿不学好”的坏名声。
坏名声导致了艾强的远离家乡。
艾强的母亲在重庆近郊小城江津有一房亲戚，因了这层关系，他的母亲于1995年下旬到江津市区租了门面，做起了饮食生意。随着生意的日渐红火，她将远在老家的儿子艾强接到了江津做她的帮手。
1996年4月下旬，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艾强怀着失恋后的郁闷心情，挥手告别了那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坊邻居，来到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市：江津。
那时，艾强才跨过十九岁的门槛不到三个月，青春的高歌刚刚奏响，没想到仅仅两个月后，就变成了悲哀的挽歌。
艾强不擅言辞，也不擅交往。在饭店里，他除了尽心尽职地做母亲的助手，平时很少出门。到了江津，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里，他除了没有朋友而感到寂寞外，他终于不再生活在“这个娃儿不学好”的议论中了。他感到很委屈：他与那个小女孩是谈恋爱，虽说年龄小了点，但亲吻一下是人之常情，干吗就成了“不学好的娃儿”了呢？ 同时，他也感到很气愤：对方也是小题大做，就算我艾强未经你同意，强行吻了你的眼睛，你可以在心里骂我是“不学好的娃儿”，干吗要说出去坏我的名声呢？
1996年7月3日中午，饭店里来了一男一女。艾强后来在狱中对看押他的劳改犯说：他把那一男一女比喻成地狱中的黑白无常，专门到阳间来给他指点到阴司的地狱之门的。奇怪的是，一直到执行死刑前的十多个小时里，无论我用什么方式启发他，他始终回忆不起那位男顾客的模样，甚至连对方的高矮胖瘦这些一目了然的外部特征都说不出来；倒是那位女人的样子，他历历在目。经过他一番言辞混乱、显然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艺术加工后，只要稍具社会常识的人一听就明白：那是一位风尘女子，除了陪歌、陪舞、陪酒之外，还有若干种陪法的女人。
“哥子，”艾强问我，“你看过印度电影《大篷车》吗？”
我点点头。
“她就像《大篷车》里那个露出肚脐眼的吉卜赛女娃儿。”
在艾强心里，他关注的也许不是那位风尘女子到底像不像吉卜赛姑娘，很可能是那位“多陪”小姐毫不掩饰肚脐眼的衣着让他想入非非……当然，这仅仅是笔者不负责任的猜测。
在那一男一女的对话中，艾强听到他俩反反复复地提到一个叫滨江路的地方。艾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听他俩的对话，似乎他俩的“爱情”是在滨江路上发生的。
应该说，并不是滨江路三个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他俩在谈到滨江路时流露出来的暧昧神态，激活了艾强压抑在心底深处的好奇心。
他决定晚上到滨江路去玩玩。
1996年7月3日晚上七点多钟，艾强早早地洗掉了身上的油烟味，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向母亲告了假。他实实在在地说：“妈，我到滨江路去玩一会儿。”
“行。”母亲爽快地同意了。儿子到江津两月有余，从早到晚地闷在饭店里，哪儿也没去玩过，现在他要出去玩一下，做母亲的哪里会不同意呢？她一边叮咛：“早点回来，不要惹事。”一边塞了一张五元的钞票在儿子的上衣口袋里。
死不“明”目（2）
艾强刚要跨出门，想起母亲“不要惹事”的嘱咐——母亲嘴里的“不要惹事”是指外面不安全，多加小心的意思。于是，他倒了回来，趁母亲不注意，顺手揣了一把剔骨刀在裤袋里。他当时的想法是：如果遇到坏人，用这把刀来壮胆。
没料到，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