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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4078-道路与梦想-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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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胡葆森的认识不像冯仑那么有戏剧性。    
    也是1995年,也是在万科水贝总部。    
    也是谈公司的下一步发展。    
    同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的冯仑相比,河南建业的董事长话不多,衣着讲究得体,是商场上浸染多年的成熟型男人。有意思的是,葆森在郑州开发的第一个项目建业花园,理念和市场形象同万科的城市花园类似,即刻感觉气味相投。你来我往,在行业上互相交流,私人关系中也成了要好的朋友。    
    江湖上,万科王石、万通冯仑、建业胡葆森被称为“中国地产三剑客”。


第三章 荆棘鸟(1995~1999)房地产商的四大教训

    1997年2月,深圳人民手捧鲜花,泪洒深南大道,作别邓公。    
    1997年7月1日,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20万深圳市民通宵达旦冒雨欢送驻港部队。    
    1997年10月,香港庆祝回归的喜庆气氛尚未消散,亚洲金融风暴便黑云压城。    
    1997年,万科地产继续收缩战线,总结过往。    
    可以说,万科从创业到1997年,经历了从无钱(20世纪80年代创业初期)到有钱而乱花钱(1993年发行B股后,到处投资)再到会花钱(意识到不规范的灾难性,开始约束自己)的阶段,项目经营愈加成熟,管理思路愈加清晰。集团也在继续进行资源整合,1997年10月,万科协议转让属下两个工业项目—深圳万科工业扬声器制造厂及深圳万科供电服务公司,这时,扬声器厂生产的电话机喇叭占国内市场的40%。至此,集团基本完成对非核心业务的调整。    
    这一年,在深圳“房地产专题学术演讲及研讨会”上,我讲了深圳三座高楼的故事,也总结了万科的4条教训。    
    到1997年,深圳已经是一座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80年代中后期,引起轰动效应的是国贸大厦,它有两个中国第一:43层的设计高度第一,每星期一层(最快是3天一层)的建筑速度第一。当时与国贸大厦同时开工的大厦还有三座,一是发展中心大厦,一是亚洲大酒店,一是华侨大酒店。其中发展中心大厦的原始设计高度甚至超过国贸大厦,但这三个楼盘的命运却大相径庭,成为发展商的烫手山芋。    
    由于对市场预测的失误和资金后劲不足,这三个楼盘盖到一半就难以为继。虽然最后总算完工,但结果是发展中心被港商收购90%股份,亚洲大酒店被郭鹤年收购,改名为香格里拉大酒店,而华侨大酒店改名富临酒店,贷款银行被迫成为大股东。    
    三个楼盘的故事到1992年房地产热后已逐渐被人淡忘。深圳的高层热又势不可挡,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房地产开发商的“高楼情结”一览无余。    
    事实上,深圳的地产模式是借鉴自香港,也形成了所谓“三高”的特征:高地价、高容积率、高利润率。但香港与深圳并不相同,香港的“三高”是由于香港可用地少(90%以上是山地),惟有向高空发展和填海造田,而且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自由港,实行低税率,政府的财政收入30%靠卖地。香港的高地价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高容积率是不是现代都市发展的普通规律呢?    
    到过新加坡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个城市的轮廊线是非常清晰的,即楼层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递增的,由5、6层至11、12层,17、18层,最后是30层、40层;而深圳早期一直是5、6层为主,1992年后突然跃入30层,没有中间段落。据深圳市国土局资料显示,1993年时,深圳楼盘高层与多层的比例是6∶1,即有6幢高层才有1幢多层,这一现象显然是由于开发商超越了市场消化能力和自身的能力,盲目加大容积率,造成建筑成本、管理费用增加。但到了1996年6月,深圳楼盘的高层与多层之比变成1∶1。形势比人强,宏观调控对市场健康发展的作用不可或缺。    
    在这样的经历之下,万科总结出四条经验教训,他们是:不要轻易上高层项目,否则不是纪念碑、里程碑,而是墓碑;不能追求暴利;手中有钱加头脑发热后的决策,往往是灾难性的;开发商不应过分考虑政策、政府因素,更应该关心自身专业能力的问题。


第三章 荆棘鸟(1995~1999)雪域的呼唤

    1997年,我第一次休长假。    
    去西藏旅行的想法是1995年产生的。那年5月,我的左腿突然剧烈疼痛,经核磁共震扫描,诊断为:腰椎骨4至5间长了个血管瘤,因其压迫神经引起左腿疼痛。    
    “还能打网球吗?”我问神经科专家。    
    “什么运动都不能进行,从现在起就要卧床,准备动手术;一旦血管瘤破裂,会引起下肢瘫痪。”专家严肃地回答。    
    听到病变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恐惧感充满周身每一个细胞,脑海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却是:手术之前要去趟西藏,一旦坐上轮椅就很难成行了。在医院组织的专家会诊中,骨科医生提出了不同意见,只要血管瘤不再增大,不一定非得动手术;适当的运动也可以进行。我理解骨科专家的意思是:现代医疗设备太先进了,本不应该显示出来的东西也显示出来了。我没有接受动手术的方案,而去雪域西藏的念头却没有改变。    
    1996年利用春节假期去湖南张家界连续登了5天山,开始做进藏旅行的体力准备。旅行路线也确定下来:航程飞抵西宁,陆路这样安排,首先走青藏线—青海湖、格尔木,翻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穿越藏北高原,到拉萨河谷;次行中尼线—沿拉萨河横穿藏南谷地,达喜马拉雅高山区的中尼边境口岸樟木,从原路折返日喀则、曲水;再走川藏线南路—顺雅鲁藏布江东行,穿越藏东高山峡谷区至芒康,继续东行出藏进四川巴塘到成都;全部车程6    
    000公里。进出西藏的车程路线可以通过滇藏线—芒康至云南丽江;还可通过新藏线—新疆喀什至拉萨。    
    路线在地图上标好的同时也寻找到旅行伙伴、与我有亲戚关系的香港小老板徐小丹。徐老板去香港前是北京一家文艺杂志的摄影记者,曾当过兵,西藏军区现任政委胡永柱将军曾是他当兵时的连队指导员。有这层关系,到了西藏的接应想必不成问题。现在似乎已经万事俱备,只欠确定出发日期。    
    1997年元旦,我终于和徐小丹确定了8月为进藏的时间。    
    身边的助手知道了我的打算,可能猜测老总又在出什么怪招,但或许他们会一致认为:脾气暴躁、说话嗦的王老板离开总部一个月,会起到平静总部环境、改善人际关系、提高工作热情的作用。进藏准备开始进入倒计时。    
    为了适应高山缺氧环境,我开始有意识地负重登山锻炼,6~7月份登了粤东境内的4座1    
    000米以上的高山。在其中的一次登山活动中结识了深圳青年周行康,他成了我的第二个旅行伙伴,两个人气味相投,都是登山发烧友。登山爱好者彼此互称“山友”,为了联络青藏高原的山友,临出发前还特意请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先生给青海、西藏登山协会写了介绍信。    
    其后不久,又接受了深圳一位摄影家朋友的建议:出藏时走滇藏线而不走川藏线,一是云南丽江古城有保持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值得搞房地产的人一看;二是途中经过的藏区中甸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的原型;三是与丽江相距185公里之遥的泸沽湖,是摩梭族的聚居地,迄今仍保持着走婚制等很多母系氏族社会的习惯。这一改,路上的行程更加紧张,30天的时间显然有些不够用了。    
    8月中旬,我们终于正式确定了去青藏高原的日期。就在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徐小丹忽然来电话说要去新西兰洽谈一个项目,不能同行了。然而,8月20日是出发的日子。小丹不能同行的变化并未改变原定的行程表,我和小周分别从北京、广州飞西宁会合,翌晨天微微亮就乘了一辆三菱吉普上了路。    
    之后,我在青藏高原度过了1个月。


第三章 荆棘鸟(1995~1999)光头王石

    8月22日到达青海格尔木市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街边找了间专剃光头的理发铺。年轻的理发师傅手脚麻利,业务娴熟,一把剃刀寒光闪闪,噌、噌、噌不消片刻功夫,一个光溜溜的“青皮大鸭蛋”就出现在镜子里面。旅行出发之前已想好要刮个光头,一是改头换面,二来洗头方便。突然变成了光头还真不太习惯,头顶上总有一股凉嗖嗖的感觉。摸着发涩的青头皮,仔细端详镜子里的自己,幻想着身披红色袈裟的喇嘛模样,但光头下面那张脸慈祥不足,匪气有余,更像一介武夫。    
    那是从青海省会西宁出发,开始青臧高原旅行的第二天。    
    一个月的时间行程13    
    000里。当回到广州家里时,经高原强烈紫外线辐射的脸还在蜕皮,光头却已覆盖上寸长的头发。整理着几大本旅途拍摄的照片,见到自己初进藏时的那番模样,不禁哑然失笑。很想知道万科的同事们突然见到光头老总时会是什么反应?想给大家来点刺激的念头油然而生。临回深圳之前再次把头刮成了青皮。    
    上班那天我像平时一样穿好藏蓝西装,想了想,又加了一顶打网球时戴的运动帽,避免曝光过早。我以为大家见到我,一定会好奇地问:您这帽子有什么讲究?我就可以顺势把帽子一摘,肯定会引起轰动效应。可大家像往常一样,除了用广东话问早晨好外,只不过增加了诸如“王总,从西藏回来啦?”“老板,西藏好玩吗?”的寒喧,并未对我的帽子表示兴趣。这真使我觉得失望。    
    我不大死心,走进办公室心里还在犯嘀咕:干脆就光着头到楼上楼下去遛一圈?正在此时,前《万科》周刊主编,现任沈阳万科副总经理的丁长峰推门走进来,他是回总部述职,准备中午乘机离开深圳,约好10点钟跟我见面。看着好久未见的小丁我忍不住一抬手摘下帽子,自己先咧嘴笑起来。可小丁却毫无表情地瞥了我一眼,一转身走到了外面。我这儿正纳闷呢,就听门外小丁扯着嗓子在问秘书:“老板房间里有客人,老板上哪去了?”    
    秘书答:“咦?王总就在里面呀,哪有什么客人!”    
    丁长峰再次进房间时,笑得嘴都合不拢,我也受到感染,跟着笑出声来。    
    不消说,光头老板的形象在同事、客户、亲戚、朋友中间引来很多笑声,但偶尔也遇到尴尬的场面。回到深圳的第四个工作日安排我在上市公司业绩推介会上专题发言,会场设在香格里拉酒店宴会厅。轮到我走上讲台时,全场突然静了下来。面对着100多名基金市场分析员、证券公司交易经理和传媒记者的奇异目光,我只好用略带委屈的声调致开场白:“女士们,先生们,请不要误会,我可不是从拘留所里刚放出来的。”经解释,奇怪的眼神才逐渐消失。    
    没过几天,一位已离开公司3年的职员突然打来电话,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劝我不要太好强,年龄不饶人哪。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很受感动,但听电话里欲言又止的口吻,免不了产生疑惑,再三追问,对方才坦言,听说王总患了癌症正做放射性治疗,头发都掉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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