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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钟鼓楼-第3章

小说: 钟鼓楼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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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自然成了一桩茶余饭后的谈资,虽经百年,如今到钟鼓楼、什刹海一带去查访,还能听到老北京们的娓娓传述,当然,各自加以不同的作料,安排不同的结局,因而构成不同的“版本”。    
    然而,在钟鼓楼边生息不已的人们之中,像这传说中那种纯善与极恶的人只是极少数;呈现于钟鼓楼下的大量生活场景,也并非都是“月黑杀人夜”或“风高放火天”。因此,我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小说,竟并不循着这离奇的传说朝下发展,而将钟鼓楼下那平凡琐屑却蕴含更丰富的一面,向读者加以展现,想来不会使亲爱的读者们见怪吧?    
    往下读,读者们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内容,离你非常之近。    
    远的东西,常使我们感到神秘。近的东西,常让我们觉得平淡。但关键是能否有所发现。无论远近、高低、大小、上下,倘能有所发现,都能给我们带来收获,带来快乐。让我们试一试吧!    
    请记住,在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着古老的钟鼓楼。    
    鼓楼在前,红墙黄瓦。    
    钟楼在后,灰墙绿瓦。    
    鼓楼胖,钟楼瘦。    
    尽管它们现在已经不再鸣响晨钟暮鼓了,但当它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    
    时间流到了1982年12月12日那一天……    
    在钟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中,有个四合院;四合院中有个薛大娘——请看、请看……


卯 (晨5时~7时)最操心的是谁?

    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    
    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着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    
    对于薛大娘来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记时法,新的一日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这些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但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办喜事。    
    薛大娘在那页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同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娘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底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着大腿笑着说几句嘲讽的话;但她又同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着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再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娘一类的人也会跟着叹息。但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着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缕不清。不仅像薛大娘这样的老市民,就是薛纪跃这样的新市民,也都颇为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娘在副食店卖过二十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她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面的小注略让她不快,不仅有个“十一”的数字瞧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幸。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便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驱散了。    
    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正当卯时①。薛家住着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着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干……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16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着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130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着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着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着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着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着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今年22岁,比薛纪跃小3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像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着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着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着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着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糨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糨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1976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着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着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着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着。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卯 (晨5时~7时)给婚事帮厨的人(1)

    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50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30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着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公共汽车、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伙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着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它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26岁的小伙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着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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