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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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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试中的副榜(即备取生),老考不上,也以各种贡生的名义混进这笔帐内,其实主要是看年龄了。如《三言》编者冯梦龙57岁才得贡生,6l岁给个知县,他还算是复社名人,不少人能巴结个佐式就不错了,更有充杂职的。    
    荐举和征辟,也算是正途,曹操这个县尉就是靠荐举得来的,前述明太祖重视荐举人才,亦是一例。保举也可以算在荐举内,如参与河工、边防、赈灾、剿匪等事,有了劳绩,可以由主官保举,给个做官资格。前一节讲到“生老病死”中人以办捐得官,就是一例。征辟就是由君主或高级官员直接征聘人才,有时也叫征召,可以毛遂自荐。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高宗巡幸山东,武进人黄仲则以诗才为皇上所闻,把他召来面试,带回北京,分在武英殿写签条,这也叫征辟;以后积劳绩得保举,派出去当个县署主簿,是九品衔;后来再自己掏钱捐官,总算又升了一品,当个八品县丞。一个民间诗人,走过征辟、荐举、捐纳三段道路,也只不过混上个“二尹”,足见州县衙门里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可以自拉自唱上一段“杨四郎坐宫内”的人还真不少啊。.    
    世袭和恩荫、难荫等,过去也被视为正途,实际情况是泾渭交流,不干不净的事情多得很。两汉魏晋时的世袭是赤裸裸的,门阀世族有代代做官的特权,好比是艾滋病毒,通过血液可以由父兄传染给子弟,还生怕被别人染了去,于是大搞世族之间的政治通婚,保证“艾滋病”的专利。前文讲到过北齐时派出大批世家子弟出去当县太爷,就是典型的例子。唐宋时代的世袭,稍微隐蔽了一点。如唐朝让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太学和国子学,这就为他们得官创造丁条件;宋朝的“补荫”更滥,凡三公、宰相、参政、枢密使、宣徽使等中上层官僚子弟,皆可得官,用不完还可分给亲属乃至门人。当然这种直接“荫”来的官,品秩是较低的。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里,讲过一件事:他的姻亲王九龄的祖父曾做过侍中,有一个已出嫁的女儿病危,服了民间医生朱严开的药方后,转危为安。女儿便要父亲把今年“恩例”补荫的名额给朱严,作为酬谢。父亲为难地说:我已经把它许给了家庭医生刘公才了。女儿不答应,结果王侍中只好找刘公才商量,劝他再等明年。岂知当年授予朱严官职的制文下达后,这位医生没能医好自个儿的病,已经死了。刘公才闻讯去找王公,道是依照法制,可以重新提名,结果新颁制文便命刘公才荫补。孰料老刘大喜之下,多灌了几杯黄汤,酒精中毒死去了。究竟这个官有多大呢?是个小小的助教。    
    金元时世袭又转为公然,元初时州县官都是世袭。元世祖时,廉希宪、宋子贞都上疏批评这个办法,谓“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又言这样做的后果是州县官员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赵翼《廿二史杂记》卷30)到了明朝,又有所节制,还是用唐代的方式,让三品以上(京官四品以上)的官员送一个儿子进国子监读书。出乎例外由皇帝特别恩准的,叫“特荫”。因前人殉职而给予的,叫“难荫”,“难荫”是对“烈士”子弟的特别优待,可以不拘品级了。嘉庆十八年(1813)北京发生林清起义,波及豫鲁直数省,滑县老岸镇巡检刘斌死于巷战,谥曰忠义,追赠知县,又给“难荫”。一个从九品的微官能得如此“荣典”,朝廷的用意是要让天下小官从此更加卖命。州县衙门的杂职官里,有不少这类出身的。    
    吏道和方伎,大概可以算是正途和杂途以外的别径。吏道就是由胥吏中提升做官,汉唐时期,这种情况比较多,元朝时更为常见,甚至连一些高级官员也由胥吏出身。明清时胥吏升迁显得很困难了,能够爬到从九品、未入流已很不容易。方伎是指天文、阴阳、占卜、医药、算学、工艺等专业技术人员,如果派在州县任职,起步之阶只能是对口专业,诸如医官、阴阳训术等,但是有官运或会钻营的,就有慢慢跳槽的机会。清季曾任贵州巡抚的潘爵,一生仕运都和“方伎”有缘。最初他在县衙里当医官,虽说形容困顿,可参加衙参时也有人替他赶车。有一天赶车人容颜悲伤,老潘问他何故?原来那人的妻子患了一种怪病,眼看没治了。潘爵让他领自己去诊断,给了处方,居然医好了。后来潘尉又爬了一级,在卢沟桥当巡检。忽然有一天顺天府接到直隶总督的“五百里排单”,札调潘巡检,老潘闻调后吓得半死,不知有啥祸事找上门来了。等赶到省里,才知是总督的女儿已许配给了恭亲王,眼看婚期已近,忽然得病,那病症就和以前那位赶车人老婆所患一样,偏偏这赶车人这会儿又在总督衙门里当差,就趁机推荐了老潘。潘巡检诊脉处方,药到病除,总督小姐平平安安地当上了恭王福晋。从此老潘的官运亨通啦,一直升到方面大员(《南亭笔记》卷6),足以让天下州县的杂拌儿羡慕死。    
    最后要说的,就是所谓“浊流”了,靠花钱买官,这叫“纳赀”或者“捐纳”。这门道早在汉朝时便有了,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就是以赀为郎的。东汉灵帝、西晋武帝和南朝宋明帝,都是卖官高手。不过“浊流”泛滥成灾还是在清朝后期,特别是咸丰以后,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了,要办的事情又有这么多,就以卖官为筹款之道。要办海防了,有“海防事例”;要治理黄河了,有“郑工事例”;山西陕西闹旱灾了,又有“秦晋实官捐”。文职官员,可以从未入流一直捐到道员。大家在一个衙门里共事,不免要摆摆各自“出身”吧?你是两榜,我是一榜,他是保举,他是恩荫,靠花钱买官的人呢,也有个讲法,就是所谓“银子科”、“铜进士”了。试想一下,连几个秀才资格也熬不出的入,居然也能坐在衙内大堂上摆威风,该闹出多少笑话来?民国二年(1913),上海扫叶山房出版过一本《清代官场百怪录》,这里先摘录一篇,权充本节结尾——    
    一捐职知县将试士(注:主持县试),问幕友曰:“凡作文果以何者为佳,何者为不佳?”幕友难其答,曰:“此无他,文字第一须看用笔好否,用笔好即为佳文,用笔不好即不得为佳文。”令点头若有所悟。·    
    既而点名毕,因召多士前来训之日:“汝辈作文字须讲究用笔,用笔好方为佳文。”多士怪其胸无点墨,何忽然能作是语,咸唯唯。令复曰:“某少时作文,亦最讲究用笔,每笔一枝非三四元不办。”众闻之,不觉哄堂。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二、告身·判补·回避(1)

    清朝光绪前期,湖北省出了桩官场奇闻:刚到任不久的督粮观察使夏宗彝,被他婶母告了一状,呈词上有“冒死为生,轻犯国家之宪典;弟终兄及,实乖人道之大防”。具体内容系指控他冒名窃取做官的资格。    
    督粮观察使又叫粮道,道台成了被告,这案子自当由按察使先行审理。按察使把夏宗彝的履历    
    调来仔细查看,没啥漏洞啊。夏原籍浙江,以“难荫”做了一任县丞,接着在乡试中获隽,又花钱捐个知县,由吏部指分江苏候补。这都是同治皇帝在位时的旧话了,到了光绪初年,金坛县令出缺,由他补上,在任数年,有“能员”之名,一是催科报最,年年收足赋税;二是会断官司,凡由他定的案件,很少遭上司驳回。于是俟其任满后,上司又将他调到吴县当知县,吴县是江苏首县,油水很足,也不难治理。但这儿住着许多高级官宦人家,再加上省署、道署、府署等各级衙门全安排在这里,如何在其间周旋奉迎,确是难事。难为这位夏老爷,敷衍自如,肆应咸宜,结果一口气连做两年多时间没出岔子,这才又用积年搜刮所得,加捐一个道员,转到湖北来了。    
    这一边湖北按司尚犹疑不定,那一边北京朝中有人掀浪头了:不知哪一位都老爷(即御史),也不知从哪儿得到的风声,竟将此事用公开形式抖露了出来,所谓“露章 劾之”。这下子,事情闹大了,朝野内外,沸沸扬扬,都等着看水落石出。    
    按察使老爷可不愿把湿手往面粉里搅和,拟了个批复说,这位夏某人刚到湖北不久,本官亦不甚了解,仍仰原籍浙江和其原先服官省份江苏两处督抚查办。如此轻轻一推,案件又从湖广转去江浙。其实还在夏宗彝任官吴县时,这位婶母就向江    
    DD…苏巡抚递过状纸,须知倘真有人假冒官身而勾当于州县衙门五六年,可不把江苏巡抚也连累了?因此当时他给原告人的答复是将行文交浙江,请浙抚从原籍调查入手。实质上呢,就同湖北按察使转的念头一样,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好。没想到这位婶母背后,有人给她拿主意,江苏告不成,跟着夏老爷的行踪去湖北告,同时又花钱运动一位都老爷,让他在朝廷上把这事揭发出来。都老爷发言了,连皇太后皇上也要问结果,这下子江浙两省就不得不认认真真地查勘一番了。    
    真相,不久便大白于天下:原来现在这个夏宗彝的本来姓名叫夏祖彝,另有一位夏宗彝是其堂兄弟,袭“难荫”当县丞,应乡试中举人,捐银子补知县,全是这位堂兄弟的事。而这位夏祖彝呢,一向以布衣身份游幕当师爷,因此对官场上的事很熟悉。且说夏宗彝在北京捐银、过班、引见之后,兴冲冲地去江苏报到,岂料官运和命运对着干,没等抵苏便染病死了。夏祖彝闻讯后,马上请人向他母亲做说客,道是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就此发丧注销,岂非大损失?倒不如由夏祖彝冒名顶替,前往赴任,不仅全部损失可以追回,今后连宗彝留下的儿子亦有指望,同时又答应终身奉养婶母和侄儿。老太太把小算盘一打,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悄悄处理过儿子的丧事,让冒牌夏宗彝前赴江苏。倒是真夏宗彝留下的遗孀,痛伤丈夫之实亡而名存,竟忧郁而死。    
    游幕出身的假夏宗彝,做起县太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然则其婶母又何以在事隔五六年后又出尔反尔呢?毛病出在冒牌货的同学身上。这位假宗彝搞偷梁换柱的经过,同学是知道的。而其莅任之初,也确实心存忌惮,内而婶母,外而同学,不断给予接济。时间一长,官运亨通,一得意了便忘形。婶母要跟他到任上宋做老封君享福,他不肯迎养;孤侄向他要钱办婚事,他装聋作哑;同学再来向他告帮,他让人吃闭门羹。这下子同学火啦,便挑唆他婶母赶来吴县告状,接着又因一位亲家恰巧在江苏按司里做幕,更闹出了追告湖北、贿买御吏等种种风波。要证实夏老爷是真货还是假货,并不困难,只需往他原籍调几位族中老人来一认,当场见效。    
    这还有啥可辨呢?霎时间,大老爷还原成三小子,磕头认罪。好在这些年久任州县,钱攒了不少,匀出一部分来上下打点,结果从轻发落,以“居心刻薄不洽乡评”八字免官(引自徐珂《清稗类钞·爵秩类》)。    
    这是一则史实,暴露出了中国古代地方官员任用制度上的一些疏漏之处。我们不妨就事说制,把这方面的环节次第介绍一下。    
    先说官员受任的仪式,自商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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