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外交十记-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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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同时外交部立即将此事通知我国驻苏使馆。黄华外长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离京时还有这样一篇公开的谈话。
这一次，黄华外长见到了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外长。中方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在消除障碍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先做一两件事。而苏方虽然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却只强调双方应先做出努力，促进经贸、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来往。看来，苏联新领导将继续勃列日涅夫开始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势头，但还未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
随后两年内，我先后陪同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副总理赴苏联参加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中方利用高层接触机会再次做出努力；在谈话中，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予以评价和支持，推动苏方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拿出实际行动。
在正式的各轮磋商中，中苏双方就像聋子对话，完全对不上。虽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首先是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双方关系没有更紧张下去。
总之，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起来。那时，有人形容两国关系是一个使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说的是两国关系只剩下这些联系，虽保持外交关系，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车，但来往很少。有时，从苏联回国，整个航班和列车车厢里都是空空荡荡的，看不见几个人。随着中苏政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两国的经贸增加了，在其他方面交往也增多了，开始交换留学生，组团互访。
这中间，1984年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应姚依林副总理的邀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具有特别意义，这是6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以来苏联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20世纪50年代，阿尔希波夫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对华友好，在两国关系恶化年代，也从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中方给了阿尔希波夫很高的礼遇，邓小平予以接见，陈云、彭真和薄一波等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都会见了他。故友重逢，相见甚欢，情景十分感人。
记得陈云同志为准备同阿尔希波夫会见，请姚依林、陈楚和我去他住处汇报，谈得十分高兴。当晚，他手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条幅，派人送给我，以陆游的名句，表达他对中苏关系发展的感受和对两国关系前景的期望。
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我全程陪同他参观了燕山石化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长江大桥和深圳特区等地。我不时提起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还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在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坚持改革开放，取得惊人发展的历史。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飞速的发展，印象极为深刻，不时由衷地赞叹，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社会现状的失望和不满。
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使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复。
1985年7月，我陪同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姚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中苏贸易额则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双方对两国的高层交往和贸易的大幅增长表示满意，我方同时敦促苏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拿出行动，指出障碍不消除，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突破
如何从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僵局里面走出来呢？中方坚持消除“三大障碍”，这是两国关系根本改善的基础，而苏联的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均避重就轻，企图绕过“三大障碍”，通过发展经贸合作，增加相互往来，实现所谓两国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也无意在克服“三大障碍”问题上向前迈步。
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小平同志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5年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苏方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
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历次讲话相比，这次讲话显示苏方的立场有了重要变化。
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这次没有重弹“不设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从不威胁中国”等老调，不再回避从阿富汗、蒙古和边境地区撤军问题，有所松动。在越柬问题上，语气也比较平和，说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
由于历史原因，中苏两国边界在黑龙江（阿穆尔河）一段，在清朝时，只是简单地以江为界，没有严格划定。苏联一直站在当年沙俄蛮横的立场上，声称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线。这样一来，江中的岛屿自然就划归了苏联，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了苏联的内河。我方当然不会答应。中国主张，按国际法准则及国际实践，应当以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国界。1969年，中苏两国的珍宝岛流血冲突，盖源于此。戈尔巴乔夫的表态不能说不是一个积极的姿态。
同时，作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第一次公开肯定了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表示理解和尊重。他还提出了扩大和加深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设想。
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相应对策，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了审慎欢迎的态度，但在“三大障碍”问题上不松口，继续保持压力，同时做出积极姿态，接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提法，同意恢复边界谈判。
为此，8月13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做了如下表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海参崴讲话中对中国和就中苏关系所表述的意见，我们予以认真的评价和重视。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国方面关于消除“三大障碍”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主张，而戈尔巴乔夫这篇讲话与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没有提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也是去年邓小平同志通过齐奥塞斯库传话的核心。中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中苏东段边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中方表示欢迎。据此，中方认为，在适当时候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是适宜的。
1986年9月2日，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了中苏关系，强调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并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去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们在9月7日正式对外发表了这一谈话，把中方的立场公布于世，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做出了公开的答复。
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走向正常化
为了推动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基础上向前迈步，我们一连做了几件事情：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委主席塔雷津访华；恢复了中苏边界谈判；在其后举行的第十二轮的中苏政治磋商中重点就越柬问题谈判。
塔雷津是在1986年9月访华的。访问期间，双方探讨了苏联向我们提供政府贷款，在广西合作建设铝厂、扩建本溪钢铁生产、修建新疆铁路；还探讨了合资办厂、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扩大边境贸易、增加供应传统货物等一系列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问题。塔雷津还探询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的进一步态度。中国领导人则表示，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有些值得欢迎的方面，但明确指出他在中国最为关切的越柬问题上没有新意，敦促苏方在这一事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尽早做出政治决断。
根据中方关于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中苏外长1986年9月在纽约会见时达成协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我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苏方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此前中苏于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先后举行过两次边界谈判。第一次谈判中，双方交换了地图，就东段边界走向口头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没签署任何正式协议，会谈等于没有取得结果。当年l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边界会谈未再恢复。第二次边界谈判持续了九年，双方在讨论维持边界现状协定草案时一直围绕争议地区问题激烈较量。l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第二次边界谈判中断。如今，第三次边界谈判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公开宣布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作为苏中东段边界，接受了中方的立场，使谈判有了基础，得以在比较好的气氛中进行。
我主持了1987年2月和8月的两轮会谈，此后的会谈是由田曾佩副外长主持的。在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前，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原则协议。至于复杂的西段边界，双方就划界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成立专家工作组具体讨论西段边界走向问题和成立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