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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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贝当委托给他的撰稿工作，指出此后“流逝的12个年头”促使他认为，这个写作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但戴高乐提醒说，这部著作是“在贝当的推动下写成的”，所以建议“说明这个情况，例如以前言的方式来加以说明”，并将其起草的前言稿附在信后。贝当对此表示坚决拒绝，甚至提及戴高乐为了写书而度过的“办公室的时光”，威胁说“现在和将来”都要“出版此书”。对此，戴高乐在一封详尽的信里进行了反驳。复信明确指出，在全书的600页中，有480页是在他离开贝当办公室以后起草的；其余的120页，他也作了深刻的修改；此外，他宁可“彻底放弃”贝当所作并留有痕迹的“修改、批评和建议”——“诚然，这无损于著作”。戴高乐复信的结论，不仅显示了他同贝当之间现已存在的全部距离，而且显示了他对此后作为作家兼军官的身份出现的关注。　　　　
　　　　“此外，”戴高乐写道，“元帅先生——这里且不谈11年前使您停止同我合作的原因——您肯定不会忘却，就我本人而言，此事的情况在这11年里发生了变化。当年，我37岁；而今，我48岁。从精神上说，我受到了伤害——甚至是受到您的伤害，元帅先生——失去了幻想，丧失了雄心。从思想观点和风格方面来说，我过去是无人理睬，现在开始不再这样了。简言之，现在，我既缺少可塑性，也缺少‘隐姓埋名’，尽管这两样东西对于我把自己在文史方面所能具备的才华记到他人账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戴高乐在1938年通过他为“装甲兵团”所作的宣传运动，就已经有名气了，至少在某些社会阶层中是出了名的，但他也知道贝当不支持自己。而今，戴高乐在谈到自己的怀念、保留意见和距离时，并不克制自己。不管怎样，贝当在复信中建议在1938年8月28日星期日约见戴高乐，并要求戴高乐在几天内把《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的清样交给他。此次会见达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协议：戴高乐承诺在前言中说明，他撰写此书归功于贝当元帅的指示。但他拒绝把清样留给贝当，因为他感到，这会引起新的不快和发生不适时宜的事情。不管怎样，一周后，贝当把他代拟的一份“题词方案”寄给了戴高乐：“我谨向贝当元帅先生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承蒙他在1925年至1927年期间，以其忠告帮助我准备此书的第二章至第五章（《旧制度》、《革命》、《拿破仑》和《从一个灾难到另一个灾难》）。”戴高乐修改了这个题词方案，把它改成自己的风格：“致贝当元帅先生，承蒙他想要撰写此书，以其忠告来指导前五章的写作，并且多亏他，最后两章成为我们胜利的历史。”不过，这种更有文学性和更加奉承的修改，足以挑起贝当——也许他在亲信的影响下——进行激烈的反驳。贝当威胁说，如果不恢复他起草的题词，那他就要去找普隆出版社。戴高乐答复说，贝当的题词只是作为通知寄给他的；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题词“会遭到不赞成”；但是，可以在将来的印刷书中用贝当题词来加以替代。这样就结束了这次小小的争吵——如果不久后，命运不挑动贝当和戴高乐斗来斗去的话，那么这次争吵对任何其他人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详细地研究了由戴高乐撰写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这本书的不同版本——此书是戴高乐当年在贝当办公室里供职时起草的，后来又加上贝当本人或者其主要助手洛尔上校所加的批注。他们确实查明，没有记下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他们甚至看到，戴高乐和贝当两人在思想和观点方面的分岐达到了何等程度。首先是米歇尔·鲁瓦耶，其次是让·拉库迪尔，致力于这种方法上的比较。⒂人们将注意到，关于大革命时期将领问题的段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戴高乐写道：“政治上的狂热把这些将领变成了玩物”，剥夺了他们的“威信”，“经常”剥夺他们的“生命”，“有时”剥夺他们的“荣誉”。贝当想把“生命”放在句子的最后，但戴高乐摒弃贝当的建议，指出：“威信、生命、荣誉，这样排列是一种渐进。”他还强调荣誉这个最后的词。让－米歇尔·鲁瓦耶暗示说，是否必须认为，对于戴高乐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失去荣誉，对于贝当来说，则是失去生命呢？……不管怎样，《法兰西和它的军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远甚于从前的《剑刃》和《建立职业军》。戴高乐象处于同样情况的其他作者一样，起草了一篇《请予刊登》的文字：　　　　
　　　　“此书是一部传记。其主题是苦难的、战斗的和胜利的法兰西。但是，因为我们只爱那种使我们激动人心的东西，所以《法兰西和它的军队》适合于突出那种在一个民族的命运中激动人心的东西——而民族是同军队一道，经历其盛衰的……必须在人民身上去寻求其光荣和痛苦的原因，就象必须从一个人身上去寻找其荣誉或眼泪的秘密一样……由于在祖国的上空重新出现了重大威胁，但愿此书能为祖国尽绵薄之力……”　　　　
　　　　此书出售了第一次印刷的4000册，然后出售了第二次印刷的3700册中的2000册。总的来说，新闻界是持积极态度的。贝当则没有罢休，他的怨恨还在加剧，竟然对私立政治科学学校校长、未来的大使罗歇·塞杜此前提出的、邀请戴高乐就国防问题举行一系列讲座的建议，答复说：“我熟悉戴高乐上校。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和缺乏教养的人。我曾对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给予过广泛的指导。但他不同我磋商就撰写此书，而且只是通过邮购给我寄来一本……后来，是我主持了您考虑举办的、由我参谋部的军官参加的讲座……但是，我将在暑假后复课一开始，就亲自上讲座开幕第一课。”事实上，许多人参加了讲座，听贝当讲大战问题——据塞杜所述，贝当既不提“霞飞的名字”，也不提“福熙的名字”。自然，人们为贝当鼓掌，但是，讲座的听众没有得到与塞杜同样的印象。大学生塞尔日·马费尔——后来是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感到，贝当是无限地低于他的名声的，或者说，他已经完蛋了。1940年，马费尔参加抵抗运动时对贝当的讲座还记忆犹新。　　　　
　　　　这时，戴高乐已经置身于有关法国军事政策问题的大辩论的中心了。从此，戴高乐的军人生涯——总之，直到30年代初为止，这种生涯是比较正常的和传统的——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戴高乐的人生永远打上了创伤很深的印记。人们看到，戴高乐婚后有了两个孩子：儿子菲利普和女儿伊丽莎白。这是一个团结的、总的来说幸福的家庭。家庭生活遵守传统的规则；不言而喻，言谈举止要讲礼节；宗教信仰不受怀疑。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戴高乐同妻子伊冯娜的信件更能见证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了，这些信件后来得到发表，信中直接了当地表达了他们俩的爱情、温情和信任。可是，1928年1月1日，安娜·戴高乐在特雷夫诞生。在勒维－索拉尔教授的监护下，安娜的诞生是难产，远甚于老大菲利浦和老二伊丽莎白。不久后，安娜似乎患有某种生理缺陷，只是几个月后人们才准确地觉察到这种缺陷。戴高乐夫妇的忧伤心情从伊冯娜1929年1月6日的信函中可见一斑：“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放弃一切的雄心、财产等等，假如这样做会改善小安娜的身体健康。”紫外线治疗并不能改变一切。安娜将仍然是一个精神上有缺陷的残疾人。不管怎样，大家商定，安娜将永远在家庭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娜将成为全家的中心。


《戴高乐传》　第二部分第三章　和平的考验（14）

　　　　因此，可以相信，对戴高乐来说，安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人生的中心。据说，安娜从未叫过“妈妈”，但她始终会叫“爸爸”。要想象一下当年的情景：戴高乐从贝鲁特的法军参谋部办公室回来，从巴黎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办公室回来，或者从梅兹——从1938年起，他在那里指挥一个坦克团，并定期返回科隆贝双教堂镇——的军营回来。晚上，戴高乐用很长的时间，在小安娜身边唱歌，或者给她唱儿歌，虽然安娜听不懂儿歌，但儿歌的声音却使她欣喜若狂。这就是戴高乐生活背后的情景。而此时的戴高乐正在进行重大的历史战役，正在这些战役把戴高乐造就成20世纪最有名的法国人。戴高乐不愿意让安娜远离自己，甚至在他1940年奔赴伦敦时也是这样。后来，安娜同她母亲、哥哥、姐姐以及照料她生活的博泰尔夫人一道，在伦敦同戴高乐会合。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48年2月6日为止。那天，戴高乐在安娜的墓前，说了这样一句概述其命运的话：“现在，她象其他人一样了。”毫无疑问，女儿的残疾对于戴高乐对人生和世界的感受，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此外，还要补上戴高乐的弟弟雅克这位最亲近他的人的不幸。1926年，年满34岁的雅克作为矿山工程师和三个孩子的父亲，患上了昏睡性脑炎。他逐渐地、不可治愈地瘫痪起来，直到痛苦得精疲力尽，只能长期卧床不起，仅仅靠神智在延续生命。戴高乐定期去探望雅克。后来，战争突然爆发。1942年，为了躲避德国警察对戴高乐家族所有成员的追捕，雅克被人背着，秘密地送到了瑞士，这多亏了“蛇头”网络——皮埃尔神父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帮助。雅克。戴高乐于1946年去世。据雅克的儿子贝尔纳所述，弟弟雅克的殉难比女儿安娜的残疾更使戴高乐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人们毕竟用温柔去关心安娜，使她获得了内心的欢乐。　　　　
　　　　人们可以估量，对戴高乐来说，日复一日地看到安娜的痛苦和残疾意味着什么。让·拉库迪尔收集了戴高乐的一位医生的证词。　　　　
　　　　“没有安娜，”戴高乐对这位医生私下说，“也许我不会做到我所做的一切。她使我懂得了那么多的事。她给了我那么多的勇气……”　　　　
　　　　作为戴高乐在1948年的副官，克洛德·居伊在1948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戴高乐对他提到了安娜临终前的状况，讲了这样一番非同寻常的隐情。⒃　　　　
　　　　“这是一名女囚。在这个小生命身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和非常讨人喜欢的地方。我始终认为，假如安娜不曾生病。。。。。象她那样，那她就会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她对我们是那样的亲热！尽管安娜因身体状况而被人遗忘，但她会扮演自己的角色，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当然，我清楚，曾经有过许多人比她更加有用，而且他们已经亡故了！然而，如果有上帝存在，那她就是一颗刚刚被上帝召唤过的、被解放了的灵魂。她将来是会有用的……她过去充当了我和她母亲之间的纽带，她将来会使我们继续在一起，在一个我和戴高乐夫人必须继续在一起的时刻，在国家的眼里，我听见……”　　　　
　　　　在后来写的一篇报告中，居伊还补充说：“我对他吐露的这番隐情话大吃一惊，以致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话。当晚，我问过我们谈话时在场的博纳瓦尔（戴高乐将军的另一名副官），他是否保留着与我同样的记忆。博纳瓦尔向我证实说，我听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