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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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尔登战役期间，德国方面曾拍摄过一张照片，它相当好地反映了戴高乐及其战友在3月2日傍晚时分的情形。在这张照片上，德国士兵同法国战俘混杂在一起，他们身穿粗呢衣服，脸上露出疲劳，甚至他们——他们是士兵——身上那些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当地人和农民的特点是那样象得出奇。有两名法国士兵负了伤，一人是手臂受伤，另一人无疑是大腿受伤。人们看到，后者的裤子掉了钮扣，他被两名德国士兵架着，将手臂搭在德国兵肩上……他们将去战俘营结束战争。
戴高乐也是这样。对戴高乐来说，这是刚刚开始的另一种冒险，也是他这一代的各国数十万人所经历的冒险。但他是把这种冒险当为一种难于忍受的考验来加以经历的。当法兰西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系于战场——戴高乐应当在战场上——时，他却被迫变得无所作为，他感到这种无为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不公。
“我的多么亲爱的、娇小的妈妈，”戴高乐在9月6日给母亲写道。“您知道，为了这种可恨的被俘，我的心里流了多少血啊！但是，我个人的情况是不要紧的。”
在9月17日的另一封信里，戴高乐把他的被俘命运看作是“对一名法国军官的、最坏的命运”。
戴高乐在其战俘通信中，述说了这种痛苦。他始终感到痛苦，以致很久以后，他对一位朋友吐露真情说，这是他一生最严峻的考验。眼下，他从中只得出唯一的解决办法：越狱。
《戴高乐传》 第一部分第二章 战争的考验（5）
戴高乐曾五次试图越狱。④他从美因茨军营医院被先后送到奥斯纳布吕克集中营和内斯集中营。由于在多瑙河上乘船越狱的计划破产——该计划甚至在尝试之前就已遭到破产——戴高乐被送到了立陶宛的斯祖齐纳“惩罚”营。他在那里遇见了塔尔迪于中校和罗埃德雷中尉。8月，他在塔尔迪于的帮助和罗埃德雷的陪同下，进行了第一次越狱尝试。但他们挖的地道被发现了，三人被送到德国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第9要塞。那里集中了大约150名法国、英国和俄国军官，他们都是已经越狱或者将要越狱的人。后来，英军中尉A·J·埃文斯在一本书名叫《越狱者俱乐部》并能引起人的联想回忆录里，叙述了他们的越狱传奇。在那里，戴高乐也遇见了未来的红军元帅米卡伊夫·图哈切夫斯基、新闻记者雷米·鲁尔、他未来的出版者贝尔热－勒夫罗、将要在1940年成为“自由法兰西”最重要人物之一的司令卡特鲁、飞行员罗朗·加罗斯等。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越狱。他同迪克雷上尉一道，收集了为其越狱尝试所需的东西——它们大多藏在家里寄来的邮包里。戴高乐被送到军营医院，喝了他母亲为了治愈他冻疮而寄来的苦味酸。然后，他收买了一名德国男护士，让男护士把民用制服出让给迪克雷，然后利用一次在男护士的表面监视下转往治疗中心的机会，躲进了一间小屋。小屋里有一位法国电工，也是战俘，为戴高乐他们准备了其他的民用制服和食品。他们朝瑞士边境走了七天，最后在11月5日星期日，走到了普法芬霍芬镇。当镇上的居民在灯火通明的中心广场进行庆祝活动时，当这些疲惫不堪的越狱者的外表——他们好几天都没有刮胡子了——引起大家注意时，他们稍不谨慎地从镇子中间穿过去。这样就足于使他们遭到发现和逮捕。于是，由于此次经验，戴高乐在一段时间内不再重新越狱。
1917年6月，戴高乐要求转移别处，所以被送到弗兰科尼的罗森贝格要塞，这个要塞两面是墙，两面是沟，特别是它耸立在峭壁顶上，所以必须从峭壁上下来，但又无法量出峭壁的高度。因此，戴高乐同他的三位新同谋者——普吕沃斯特、特里斯塔尼和安戈一道，制作了一根30米长的绳梯。德·蒙泰迪上尉同他们会合。10月15日晚，他们在非常危险的条件下，分两个阶段滑下来，因为他们在峭壁上难于找到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能使他们先落脚，然后再往下面抛绳子。戴高乐笨手笨脚，抓不住光滑的绳子，要靠别人帮忙。经过十天的行军，戴高乐和特里斯塔尼想要到一个鸽棚里休息，但他们动作的声音引起了隔壁邻居的注意，又被抓住了。这时，甚至就在普吕沃斯特和安戈也被抓获之前，戴高乐他们就已决定立即尝试一次新的越狱行动。他们锯断宿舍的栏杆，重新穿上平民服装，甚至贴上胡子和戴上眼镜，然后混在军营的德国职员中间，急匆匆地赶往车站，去乘埃克斯－拉沙佩尔的火车。于是，戴高乐他们乘车来到荷兰边境附近。但火车只是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才开，他们在候车室里显得有些可疑。所以，在他们最后可以登车时，遭到了逮捕。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
在被抓的时刻，戴高乐严厉而粗暴地对待德国宪兵，所以他受到战争委员会审讯，除了因最后两次越狱尝试而遭到的严格禁闭之外，还被判处了两周监禁。戴高乐被迫忍受了一种严厉的作息制度，此后只是在4月10日才结束监禁生活。对此，他本人是这样简述的：“窗户用护窗板关着，屋里没有亮光，实行特殊的饮食制度，没有任何可供阅读和写作的东西，每天只能在100平米的院子里散步半小时。”可是，由于一名越狱的法国军官在被抓获时打死，德国当局害怕被指控践踏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就关闭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并将那些越狱的累犯分到了好几个战俘营里。戴高乐先后被送到普林茨·卡尔要塞和巴伐利亚的伍尔伯格要塞。他隐约地看到了新的越狱可能性，便恢复了信心，并同他母亲通信，要求她邮寄一些便于改成平民衣服的、“美丽女园丁牌的上装和裤子”。6月，戴高乐进行了新的尝试。从表面上看，他是在一个德国士官的看守下被转到别地，实际上这个身穿敌军制服的梅耶中尉是戴高乐的同谋者。他们俩都穿着平民服装，在去纽伦堡的路上走了一半，然后将在纽伦堡乘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当他们遇上一支宪兵巡逻队时，他们不能出示自己的证件……
戴高乐在被押回伍尔伯格之后，就想立即越狱。7月7日，他钻进一个装满脏衣服的大筐——人们将要把这个大筐运到附近的韦森堡市。戴高乐穿着平民衣服，步行，最后到达纽伦堡。但是，当戴高乐登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时，他患了重感冒，并被一些突然检查他车厢包间的德国宪兵抓获，然后被送到了医院。戴高乐的战友费尔迪南·普莱西回收了他的“美丽的女园丁牌”的整套西装，但他放弃了参加由普莱西和其他三位战友准备的最后一次越狱尝试。按照戴高乐的看法，这最后一次尝试毫无成功的运气。
随着战争结束的临近，戴高乐决定作出最后一个挑战举动：通过“负责法国在德国利益”的西班牙大使，要求执行因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越狱而被判处的两周徒刑。于是，他被送到帕索军事监狱，“同德国囚犯——杀人犯、逃兵、小偷等混杂地关在一起”，并在马德堡的沙诺尔要塞结束他的监禁生活。最后，戴高乐在伍尔伯格获悉，德国提出了停战要求。11月底，戴高乐得到了释放，12月1日抵达瑞士边境，2日经过日内瓦，3日抵达里昂，在绕道巴黎之后，便到了拉里热里的家宅。戴高乐的父亲把儿女们聚集起来，首先是聚集了他的四个儿子。有一张照片向我们显示，这四个儿子都穿着军服，佩戴着战争十字勋章，而戴高乐不仅佩戴战争十字勋章，而且佩戴三次嘉奖的证章和荣誉军团十字勋章。
在这些战俘岁月里，戴高乐孜孜不倦地进行思考，反复思考他被俘的痛苦，以及他被历史进程抛弃、被拒绝参与历史进程和陷入不可容忍的无为状态这种绝望情绪。1917年12月19日，戴高乐是这样写信给他母亲的：
“此时此刻，有一种痛苦——它只有在我生命结束时才会结束，而且我想以后永远不再会遭受这样深的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地压迫着我。当人们从头到脚都是长来进行活动时，在我们正在经历时光时，我却是那样无可挽回地和彻底地无用；而且，我的无用是在现在所处的、人们可以设想的、对一个男子汉和士兵来说最残酷的境况下的无用！母亲，请原谅我向您表明这种弱点和向您抱怨。”
1918年9月1日，戴高乐还写道：
“我是一个活死人。有一天，我在某家报纸上读到用‘鬼魂’的形容词来形容返回法兰西的战俘，我觉得这个词用得正确而可悲……为了工作，必须有一个目标。可是，我还能有什么目标？我的生涯啊，您将会对我说些什么？然而，如果我不能重新参加战斗，直至战争结束时为止，那么我是否还留在军队里呢？……对于那些与我岁数相同、有某种雄心的军官来说，为了在军人生涯里有某种前途，就必须拥有首要的和必要的条件：曾经打过仗，以及随着战争形式的改变，学会了判断战争，形成对战争的判断，锤炼其性格和树立其权威。从军事观点来看，我现在不抱任何幻想，我也不过是一个鬼魂而已。”
《戴高乐传》 第一部分第二章 战争的考验（6）
最后，当一切即将结束时，戴高乐在11月1日对母亲写道：
“我同您一起，感到无比的欢乐……但事实上，对我来说，除了这种欢乐之外，还夹杂着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痛苦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即没有更好地参与战斗。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不管这一生是长是短——中，这种遗憾将永远不再离开我。”
消除内心痛苦的良药，戴高乐是从拼命做事——不知疲倦地进行研究、阅读、写作和思考中找到的。关于他被俘生活的文稿证明，他对诸多的历史事件怀有一种取之不竭的好奇心。人们有时把这看作是他对文学永恒爱好的突然重新出现。这样，他誊抄诗句，阅读左拉的《家常琐事》，保罗·布尔热的《世界主义》。他详细地介绍了德国军事作家伯恩哈迪的代表作。不管怎样，这篇报告通过冷静的概述，表现了戴高乐对伯恩哈迪赞扬各国领导人应当实行的暴力、战争和不道德、指挥战争无度一事的某种厌恶，仿佛他早已想到后来要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对“中央帝国”失败原因进行分析似的。不过，戴高乐是对当前这场战争进行了最长时间的思考的。这是他进行两次讲演的主题，其全部内容占了他去世后公开发表的《书信、文稿和记事》第一卷的84页。这里，戴高乐将他的目光放到战争的特点、在法国指挥战争、战时在政府和统帅部关系这些基本问题上。当戴高乐从他被囚禁过的因戈尔施塔特要塞深处，凝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揭开20世纪历史序幕的重大事件时，他已经成为一战问题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尽管这场冲突远未结束，尚未显示出坦克和飞机在其最后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作为一名26岁的上尉，戴高乐在比他年岁更大和军阶更高的许多军官面前发表意见。但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