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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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⒈认摹⒈劝踩纳缁嶂饕謇投喝Ｔ诰喝校瓿芍副暾呖梢缘玫侥持治镏式崩�1972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李先念审阅的《辽源发电厂坚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肯定并向全国推广了这种劳动竞赛的形式。
1970年以来，由于对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加上林彪集团的煽风点火，不顾条件大上军工项目，仅1969～1970年度就增加了370多项大中型军工项目，致使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导致1971年我国经济工作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
周恩来首先发现了这“三个突破”。在1971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大中型基建项目不能上得太多，不要超过1000项。“大跃进”搞高指标，结果影响了工业的发展。“三五”期间平均每年上800多个项目。订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在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三个突破”，提醒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这个文件针对基本建设中存在的战线长、浪费大、制度松弛、贪大求洋等问题提出如下意见：加强计划管理，所有的基本建设都要纳入计划，一律不许搞计划外工程；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全国基本建设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任意变更主要建设内容；加强施工管理，提高投资效果；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工程造价；积极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的试点；等等。1972年5月30日，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这一意见。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三对贺龙的迫害（5）
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三个突破”的问题到1973年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继续扩大。到1972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达到5610万人，比上年增加292万人；职工工资总额达到340亿元，比上年增加38亿元；粮食销量达到916。9亿斤，比上年多销46亿多斤。
周恩来对经济工作中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对国家计委的同志说：“要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统一计划，离开各级综合平衡，积极性就会变成盲目性，就会把事情搞乱。”
为了扭转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周恩来要求国家计委抓紧起草一个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便统一思想，下发各地执行。
国家计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
这时，正好是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指示将这一规定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
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着眼于解决影响经济建设全局性的问题，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的具体措施，讨论了197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2月26日，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
在听汇报的过程中，面对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周恩来心急如焚，发出了阵阵怒吼：
“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飞机厂把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事件之后，影响到1973年。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
“经济协作区怎么提法？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
“基本建设战线为什么长？一是中央各部的项目多了，一是地方项目也多了，原因就在这里。中央和地方，首先中央收缩一下。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中央先下一些，给地方留点余地。”
“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
“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
“确实没有‘王法’了”这句话，足以见出周恩来心中的悲愤。令周恩来大为震怒的还是货币发行的突破。有的地方寅吃卯粮，今年用明年的钱。而有关监管部门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竟然也不声不响。
“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
“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后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湖北货币大投放，去年第四季度预支今年的，安徽、江苏也投放。这样大胆地开支，过去是少有的哩！”
“全国职工总数突破5000万人，一下子达到5600多万人。你们要抓一下。民工好减，五小工业工人、临时工要动员回去，现在就要进行工作。”
针对当时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周恩来也提出严厉抨击：“按劳分配的问题，现在是四个一样嘛（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还有干难干易一个样。‘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不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这句话说得对！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虽然只是把导致国民经济工作出现混乱的账算在了林彪一伙头上，但实际上也是对中央文革一伙极左行为的批判。
前文说到，周恩来指示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这一规定共10条：（1）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各行其是；（2）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许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和增加建设内容；（3）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以及物价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擅自增加和改变；（4）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5）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款和利润，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6）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自治区或少数省属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7）整顿企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原则，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8）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少数重体力劳动还可以实行计件工资；（9）加强纪律性；（10）加强各级经济领导机构，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上，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讨论时，当时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有28个赞成，唯独只有上海反对。
上海是奉行张春桥的旨意。
张春桥说：“他们拿多数来压我们，我们要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张春桥出面还要求会议将文件收回。
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的吴庆彤回忆说：“周总理在1972年和1973年连续两年想搞纠正经济领域极左错误的文件，均遭到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1972年计划会议讨论的那个纪要，主要内容是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在江青、张春桥一伙反对时，周总理所以暂时退让，可能是因为毛主席一度病危（1972年1月中旬），尚未康复的缘故。1973年计划会议讨论的十条规定，主要内容已经扩大为解决经济建设全局中的问题。这次遭到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反对后，周总理退让是由于毛主席在不久前（1972年12月17日）明确表示不赞成周总理批林彪的极左，而支持江青、张春桥批林彪的极右。”
尽管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但1973年的全国计划会议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还是作出了大力加强农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国防和行政方面的开支、精简职工的决定，抑止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
同时，在具体工作上，周恩来继续大力纠“左”。
周恩来斥责外贸工作的极左思潮：“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会走向反面。绸子被面上印上拖拉机，谁愿意盖？”在外宾面前，周恩来对中国台湾利用外资搞出口加工区的做法表示赞赏，并坦言：这一点我们
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
对外贸易工作因为联系国外，更加容易招致极左思潮的攻击。
在极左思潮的肆虐下，外贸领域棍子遍地扫，帽子满天飞。在“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下，出口贸易被说成是“为帝修反服务”、“为国外资产阶级服务”。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干扰。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三减少极左思潮（1）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极左思潮对外贸工作的冲击和危害，周恩来费了不少心血。
仅仅是每年春秋两度的广州商品交易会，就让周恩来操了不少心。
1967年4月，春季广交会就要开幕了，但筹备工作仍是一片混乱。
4月12日凌晨，广东省军管会一份给周恩来并中央的特急电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电报说：广州春季交易会开幕的日期迫近，但目前红卫兵的行动给交易会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商住的宾馆，有些群众组织要求进陈列馆对展品进行审查，还有些造反派扬言要对广交会采取行动，要砸烂广交会这个为帝修反、封资修服务的“黑窝”。4月10日，中山大学的学生20多人闯入出口商品陈列馆，说陈毅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强行把正门陈毅同志题写的横额“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等字砸掉，还贴了造反声明，说不准任何人把砸烂的字补上，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为了保证交易会的如期顺利进行，希望中央就群众不要进馆审查、不要在陈列馆及外商住的地方张贴大字报、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不要开展“四大”等问题发一公开通知，提出若干要求。
周恩来阅电后，立即吩咐秘书按照广东省军管会的来电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4月15日开幕。为保证交易会的顺利进行，现对几个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外，不要另组织人去交易会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