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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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很多学者都指出广东需要认真考虑自身的文化建设，广东人也在为把广东建设成文化大省而努力，《广东九章》作为广东文化的生动书写正是这条建设之路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步。
李凤亮：广东的自信与自省
李凤亮
（暨南大学中文系）
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引来描述今日南粤，问“广东人失去自信力了吗？”，大体也是可以的。为何要这样说呢？这十年来，我参加了广东大大小小几十场研讨会，很多研讨最后都会归结到一个问题：有无岭南文化；如果有，价值何在？这个“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反思背后的心理背景。换句话说，这种文化焦虑感反映出广东人的文化自信心有所不足。而在我看来，广东人这种文化自信的弱化，主要尚不是因为自身有什么薄弱，而是来自一种中原文化的歧视与挤压。除了古来即有的蛮荒、瘴疠印象，近三十年来，广东（连带香港）更常被指责为“文化沙漠”。文化有趣味之别，而无高低之分，因此我向来对“文化沙漠”这样的字眼十分反感。细细分析这种“中原文化中心论”，不难发现它的核心，正是儒家“重义轻利”的念头——一个人富了，他必定“不仁”；一个地方富裕了，肯定与文化“绝缘”。这种想法看来可笑，但时至今日，却还很有市场。广东的“文化人”（包括不少外地来广东的“新客家”）这些年来一直在纠正人们的这种误解。当我在新年之际拿到黄树森先生主编的《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时，我觉得这种纠正误解的努力跃升到了一个很坚实的平台。
广东人其实不乏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当下生活务实的认知与倾情的投入之中的，这种认知与投入，我称之为“现实伦理”。广东人日子过得好（当然也还有穷乡僻壤），这本身没什么错。假如一个人因为日子过得清贫便说自己有文化，像孔乙己那样说自己“君子固穷”，那我认为不是变态，便是虚伪。广东人的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双手打拼来的。在广东文化的“三元结构”中，广府人的“马死落地行”、潮汕人的“爱拼才会赢”，都是地道的南粤精神的写照，映照出岭南人的“雄强”；而客家人的“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虽不是广东本土的，却也打上了深深的岭南印记。广东人的自信，还建立在一种开放的心态上。走过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人，会一致感到最不排外的可能就是广州。虽然广东话叫人头疼，但广东人其实不难相处；虽然工作在广东时有压力，但生活中处处又流淌着轻松；广东老板有时宁愿聘用“有料”的外乡人，也不用自己的亲戚，这也反映出一种基于“现实伦理”之上的开放心态。务实、雄强、博大，这确是广东人的性格，也造就了广东人有史以来的许多慷慨悲歌。从《广东九章》一书的章节名称，你就能猜想广东人的丰富故事——“奇崛的生态圈”、“文化的基因谱”、“潮流的风向标”、“耀眼的星光道”、“浩荡的正气歌”……其中文人墨客、达官智者们对广东文化的言说，构成了一幅有意味的“杂谈图”。有意思的是，这些经典大家，有许多不是广东人，他们对广东的言说、命名与定位，弥补了广东人自身“命名能力”的欠缺。唉，这就是广东人，会生孩子，却不善于取名字。这也或许正是人们说广东人缺少文化的因由之一呢。
跟时下各地出版的本地文化志不同，《广东九章》一书的编者在饱含着对广东文化的感情之余，很大程度上恪守着一种中立的、学理的立场。这种立场体现在书中，即是一种“文化的自省”。此书的第一章，命名为“潜伏的争议结”，收录了苏曼殊、鲁迅、胡适、陈寅恪、余秋雨、龙应台等人对广东的“另类解读”，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鲁迅的《中山大学开学致语》。当潘光旦对广东人“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发有为”时，鲁迅却担心“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广东人的“奋发有为”，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近代史人物身上，在掘“第一桶金”的改革开放弄潮儿身上；但鲁迅的担心不只在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即便在当下，也还有振聋发聩之义。小富即安的自足、习于坐地经商的狭隘、偏好眼前与当下的短视、重视短平快的弊病、忽视深度模式的隐忧，这些不正是鲁迅所焦虑的“懒人享福”！不过这些也正在改变，有一个例子为证：过去广东人读书，读到大学就可以了，保送研究生也不去，赶快找工揾食要紧；现在不一样了，广东人也爱读书，还爱把子孙送出洋去留学。这里面的忧虑意识，不也是广东文化自省的一种表现么？
无自信，不足以自立；无自省，不足以长久。《广东九章》一书为广东文化寻找了自信，也生发了自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确可当作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一部广东文化经典读物。我注意到，此书已被广东几所大学列为学生的乡土教育读本。事实上，它不仅能让读者“认识一个地方（广东），熟知一种人（广东人），品尝一种文化（广东文化）”，而且放眼开来，它也堪称当代中国与传统的一本“文化启示录”。
范若丁：晶体的广东文化形态
范若丁
我认为，广东文化形态呈晶体，是一个多面构造，正因为多面，所以才璀璨绚丽。
近日，由黄树森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一书（下称《九章》），通过粤籍和非粤籍的经典大家们留下的文章，为我们描绘了这块伏卧在南海之滨的宝石般的晶体。
《九章》博洽群籍，纵考今古，从一代帝王赵佗的《报文帝书》，到现代女作家三毛因在广州买了把老茶壶而喜不自胜写出的《广东来的老茶壶》；从苏曼殊批评“广东人有天然媚外性质”的《呜呼广东人》，到孙中山赞扬“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的《留别粤中父老昆弟书》；从钟敬文怨叹“为什么偏偏生长在这文化落后、蛮僚旧邦的岭南呢”的《荔枝》，到陈寅恪预言“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的《致陈垣信》，不管说好道坏，不论褒扬眨斥，不管是经典之论，抑或非议之论，批判之论，凡见性文字，悉数收入；并就其内容的侧重，将全书分为九章。海纳百川而大，大气磅礴，余韵悠扬，读后深感这是一部有气势有气度有气韵的好书。
无疑，编者希图这部书能为广东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历史审视与现实定位”提供参考，所以书中包罗各家之言，两千多年的广东文化史绵延其中。广东文化的发展同中原文化分不开，同海外文化也分不开。背依黄土地，面对蓝海洋，在南北文化之间，在黄蓝文化之间，广东人坚守、开拓与坚持着自己的精神诉求，创造了一种有鲜明特色的富有活力的文化。古代，岭南是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被中原人称之谓的“蛮荒之地”，但正是这些中原人，或因征伐或因战乱或因流徙的逐步南迁，逐步改变了“蛮荒之地”的面貌。这些南来的中原人，除戌边士卒外，大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士人及士族，也就是说他们带到岭南来的是中原较高层次的文明。地理之便，又使广东人最早走向海洋，最先吸取外国文化。人们说林则绪是站在广东第一个放眼世界的人，容闳是开创中国官费留学的人，只能是就近代而言，广东人早已成千累万地飘洋过海，并将国外的熏陶带回国内。广东文化是由多元素组成的，它的精义是开放、包容与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栉风沐雨，熔铁铄金，陶冶锤炼而成。但就广东人的性格、精神和价值观而言，也有排他和保守的一面。勿庸讳言，广东人中有先行革命，以身许国的孙中山、陆浩东，也有崇洋媚外者；有潘光旦看到的“奋发有为”者，也有鲁迅感觉到的“懒人享富”者，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足为奇。经典大家们各说各看的侧面，各谈各的感受，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可厚非，也正是广东文化晶体形态多个菱面的反射。
所以，我说广东文化形态是晶体的。它不是扁平体，因为它不是简单而原始的；它不是正方体，因为它不是平稳而厚重的；它不是圆柱体，因为它不是浑然而粗笨的，风云际会，它成了一块悬挂在天地间的宝石。
经典大家们给广东文化唱了许多赞歌，也唱了许多讽喻之歌；说了广东人许多好话，也说了不少不太入耳的话，值得深思。广东人与广东文化的务实精神值得肯定，但过多地偏重于实用和尊崇世俗，影响了文化精神的提升与竞进。小获辄止，小功即骄，是开放与守旧进行长期拉锯战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誓要统一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他原本最信任的军事助手陈炯明却要实行联省自治，甘愿偏安一隅，反对北伐。开放改革以来，广东一些人乘风气之先，探身商海，但小富即安，终不能在时代风云中独领风骚。整个社会也表现出一不种底气不足的浮躁，缺乏深沉与静气，难有大成。我想，我们的弱点我们应该承认，不巧辩，不护短，才利于励精图治，开创新业。
《九章》里不乏岐见的经典大家们对广东文化的根的理解却是相同的。广东文化的根在哪里？在黄河文化。不论广东文化受了多少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黄河文化的基因仍然因因相袭，代代相传。这个脉络在《九章》中是清晰的，在许多广东人的脑子里是明确的。从任嚣、赵佗、马援们带领的将士拓边，一直到南北朝、宋末、明末为避战乱的北人南迁，绵绵道路上的足迹，都牵动着黄河文化的血脉。上世纪90年代，一次我到潮州出差，与一位当地领导闲谈，我问潮州人是从哪里来的，他笑说：“是从你们家乡河南来的。”我不太相信，他又说“不仅广府人、客家人是从中原来的，我们潮州人也是从中原来的，而且来得还要早。潮州人是在东晋时期由中原南迁的。”为了证实他的话，他说到如今潮州人还保留为死者“过黄河”的风俗。头七要为死者举办“过黄河”的仪式，不到黄河心不死，“过了黄河”才是魂归故乡！这位当地领导的话，令我砰然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