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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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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唔该”被您老人家如此惠顾的。不过,“唔该”归“唔”,劳驾还得照旧劳驾。只不过自己得了实惠以后,道一声“唔该晒”就好。
  显然,这里仍有某种商业气息在里面。因为所谓对方“唔该”(不该),其实是盖因自己“唔抵”(不值)。双方好像做了一笔不等价的买卖,当然要道谢。
  请求帮助和表示感谢的人既然自己认为“唔该”(不该)或“唔抵”(不值),被感谢的人当然也不能表示受之无愧,而必须说“湿碎”或“湿湿碎”。湿,也就是“湿柴”,碎,当然是“零碎”。湿柴烧不着,零碎不足道,一声“湿湿碎”,也就抵消了对方的歉意。这意思无非是说:我这一点点“小帮小忙”、“小思小惠”,实在“唔该”(不该)受此重谢。那意思,就好像只卖了一碗白粥却收了十块钱小费似的。这样一来,双方当然都很体面,也都很高兴。所以,广州人在要请别人帮忙或受惠于人时,总要说一声“唔该晒”,而对方也多半会说“湿湿碎啦!”
  这就颇有些像咱们“国语”中的“对不起”和“没关系”。所谓“对”,就是“面对”。既然是面对,那就要有“面子”。没有面子,就不能面对,也就会“错过”或“耽误”,这就是“错误”。所以,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误,误伤了别人的面子,就要说“对不起”。这意思是说,我原本也想“对”的,只是因为自己面子太小,想“对”而“对不起”。接受道歉的人当然不能公然承认对方的面子“对不起”自己的面子,便只好说“没关系”。也就是说,咱们根本就没有“面对”过,哪里存在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事情?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对话”了,自然还是“对得起”。这样一来,当然大家都有面子。
  上述说法的共同特点,是贬低自己抬高对方。这也是咱们的“国风”,礼义之邦,抑己扬人。不过,“对不起”是贬低自己的“人格”,“唔该晒”和“湿湿碎”则是贬低自己的“价格”。因为所谓“湿柴”,原本是指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发行的那种不值钱的“金圆券”,而“碎”则有“碎银子”之意。广州是“市”,当然说来说去,一不小心,就总会说到“钱”上去。
  看来,广州人和北方人一样,也是要念“面子经”的。只不过,北方人的“面子经”,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州人的“面子经”,则更多了一些“经济学”的内容。
  广州人的“面子”,有个洋名儿,叫“菲士”,亦即“face”(脸)。一个广州人,是不可以没有“菲士”的,就像不能没有脸一样。穿名牌衬衣着名牌皮鞋戴名牌眼镜,是为了“菲士”;把家里装修得像“星级宾馆”,年节时婚礼上散发馈赠的“利市”(红包)胀鼓鼓的,自然也是为了“菲士”。如果是未婚男女相睇(相亲),或带“小蜜”到咖啡厅“密斟”(密谈),当然更要讲究“菲士”:地点须是“五星级”,出入自然“打的”(有私家车则更好)。至于“家底”如何,则又另当别论。不管怎么说,唔可以没晒“菲士”的。
  什么人最有“菲士”?自然是“波士”。“波士”就是领导者、负责人、老板、头儿、上司。这些人,颐指气使,说一不二,自然是派头十足,“菲士”大大地有。更何况,广州人的头脑里,既有传统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又有商业社会中的经济意识,对于既有权又有钱的“波士”(老板),当然至少是会客气得很。
  说起来,“波士”这个词,倒也一语双关,妙不可言。“波”这个词,在广州话中多半指“球”,比如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但不包括网球、羽毛球、康乐球等)。所以,打球叫“打波”,看球叫“睇波”,而球艺特佳者便叫“波霸”。如此,则“波士”岂非就是“球人”?饶原生《粤港口头禅趣解》一书说,港人最早使用“波士”一说,可能是因为老板的大腹便便而对“波”(球)产生了联想。这当然只不过是有意的“趣解”。因为“波士”是“boss”的音译,意谓总经理、大老板、资本家,波则是“ball”的音译,不搭界的。
  不过,把老板(波士)看作“球场上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商场如战场,战场亦如球场,都是群雄逐鹿心竞力争必须一“搏”的地方。同时,也正如饶原生所说,是“观众们的眼睛聚焦所在”,所以亦无妨视彼“波”为此“波”。况且,视商场或官场如球场,比起视之如战场来,总多少要让人觉得轻松一点。
  也许,这又体现了广州文化的一个特点,强调意念作用,讲究心理调节。它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意头”。
  广州人的讲究“意头”,在外地人看来,几乎到了“神经病”的地步。公司开张、儿女婚嫁固然要“择吉”,便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也要讲“意头”。广州菜肴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数不胜数,“意头”也就讲究得无奇不有。比如,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这些菜在喜宴上特别受欢迎。至于猪舌谐音“赊”,猪肝谐音“干”(枯),丝瓜谐音“输”,苦瓜有个“苦”字,当然叫不得,于是改叫“猪利”、“猪润”、“胜瓜”、“凉瓜”。广州姑娘爱吃一种名叫“士多啤梨”的水果,外地人还以为是什么进口新品种。及至拿来一看,才恍然大悟:“不就是草莓 
!”广州人一听这话,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
  这就未免让人有动辄得咎之虞。事实上,外地人到广州,常常被告诫说话做事要注意“意头”。比方说,朋友结婚,断然不可送钟(终)、梨(离)之类,否则你花了钱还不落好。于是外地人只好苦笑:这算什么事吧!也有人说:投机心理嘛!还有人解嘲似的说:广州人反正“投资”、“投机”分不清。他们既然要“投资”,就免不了会要“投机”啦!
  对于广州人这种讲究“意头”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我倒是主张无妨宽容一点。好歹这种讲究并没有什么恶意。关键在于讲究者们自己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是真信那玩意,而且信到“执迷不悟”的程度,当然是“迷信”,既可笑,又不必。如果只是表达一种愿望,说说而已,就没有什么非纠正不可的。当然,其不宜提倡,也毋庸置疑,因为从人类学的角度讲,这无非是一种“巫术遗风”。都什么年头了,还信巫术。
  事实上,广州人也并不认为“意头”就是决定一切的。
  广州有这样的话:“唔好靠撞彩”,意思是要靠自己努力,不要靠碰运气。如果只想碰运气,那就会“望天打卦———没着落”。“迷信”的广州人,居然会说出这么一句嘲讽算命先生的歇后语,想想真是好笑,却也并非没有道理。旧时广州算命先生多,而广州的天气又多变。没准那算命先生刚刚夸下海口,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就会把他浇成个落汤鸡。于是乎,丢了饭碗的算命先生,便只好“望天打卦”,给老天爷算命。所以,当广州人问起某件事是否落实时,往往就会诙谐地说上一句:“望天打卦。”
  “望天打卦”靠不住,靠得住的便只有自己。
  所以,广州人极其看重一个“搏”字。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正是“广州精神”的一种体现。广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现这种拼搏精神的话,比如“照杀”、“擒青”、“搞掂”,甚至“搏晒老命”。“搏晒老命”当然是“拼了老命”,而“照杀”则是“下定决心”。比方说:“呢件事几大都照杀”,就是“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的意思。“下定决心”要用“照杀”这样“杀气腾腾”的词来表达,无非表示了一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心。有此决心,当然也就能把事情样样“搞掂”。为了“搞掂”,哪怕鲁莽(擒青)一点,或被人视为“擒青”,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是拼搏精神。
  有此精神,故广州人不怕“食头箸”,也就是“敢为天下先”。事实上,广州和整个广东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敢于“食头箸”的精神。许多内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广州人和广东人连想也不去想就做,等到内地人醒悟过来,也照着广东经验来做时,其差距已不可以道理计。这,便正是“市”优于“城”和“镇”的地方。因为“市”是以经济活动为命脉的,而任何一个所谓“经济人”都明白,商战有如艺术,最忌讳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胜利的桂冠永远只属于敢于“食头箸”的人。
  广州人敢于“食头箸”,也敢“炒鱿鱼”。
  炒鱿鱼,是粤港两地的流行语,现在已为国人所熟知。它的意思,就是“丢饭碗”。因为广州人炒鱿鱼多为炒鱿鱼卷而非炒鱿鱼丝。精巧的刀功加热油武火,鱿鱼片就会卷曲起来,颇似丢了饭碗卷铺盖走人之状。不过我们说广州人敢于“炒鱿鱼”,却不是指老板敢“解雇”,而是指员工敢“跳槽”———“炒”老板或单位的“鱿鱼”。正如“个体户”最早出现在广州,“炒鱿鱼”也最早是在广州成为风气。当许多内地人还恋恋不舍于“大锅饭”、“铁饭碗”,不愿告别“单位”,担心可能“下岗”时,广州人早就在“跳来跳去”。 
在今日之广州,至少有两件事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是“炒更”,即业余兼职;二是“跳槽”,即另谋高就。也许,除深圳这个经济特区外,广州“炒更”和“跳槽”的人是最多的,空间也是最大的。在广州,换了职业换了单位,比换了老婆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会在乎你跳来跳去,也没有人会指责你心无定性。对于生活在一个最大市场中的人来说,这和货物的出出进进、商品的花样翻新没什么两样,也和公司商店的关门开张一样正常。
  于是,我们在广州看到的,便不仅是“怪异”,更是“活力”。
  活,正是“市”的特征。因为所谓“市”,就是以商品的流通为存在依据的地方,讲究的就是一个“活”字。所谓“无商不活”,即此之谓。事实上,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造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也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成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请回想一下,在改革开放以前,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以前,有谁感受到广州的“生猛鲜活”,也就是感到怪异吧!
  问题是,这种活力究竟能维持多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为广州和广东感到担忧。
  已经有人指出,广州这个城市“总是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每次都来势凶猛,但往往都是虎头蛇尾”(萧森林《最说不清的城市:广州》)。比如康梁维新和国民革命都是。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浩浩荡荡一路乘胜前进,然而一打到上海,就没广州什么事。这当然与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有关———远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岂能号令全国?但与广州的城市性格也未尝无关。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而“生猛鲜活”者往往不能“深入持久”,就像短跑运动员并不适合跑马拉松一样。那么,这一回,再一次走在中国革命前列,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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