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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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04页。
如果说，《拥护粪便现实主义》是杨逵以文艺批评为武器，来参与论战，驳斥西川满之流的险恶用心和荒谬理论；《插秧比赛》则是意犹未尽的杨逵采用极短篇的创作方式，用文学快笔为西川满、滨田隼雄之类人物画像，让其以文学奉公者自居的心态和嘴脸昭然若揭。
1943年发生的这场“粪便现实主义”论争，并不单纯起源于西川满、滨田隼雄因“台湾文学赏”而引发的个人恩怨，也非叶石涛“不由自主地”“心血来潮地”为西川满阵营鼓吹辩护的偶然举动；从他们对台湾文坛“粪便现实主义”的发难与攻讦，到论战结束时西川满即在《文艺台湾》上推出陈火泉的《道》，为“皇民文学”树立样板，可见西川满之流争夺话语霸权，让文学服膺“皇民化运动”的御用动机与心态。正因如此，原来不在暴风圈内的杨逵、吴新荣、邱永汉等人才会挺身而出，不顾一切地与西川满之流展开激烈论辩，反对西川满打压台湾文学、收编台湾作家的阴谋。这场“粪便现实主义”论战不同寻常的意义，正如曾健民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这场论争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流派之间的论争，而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一部分的皇民文学势力对不妥协于体制的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攻击；而大部分的台湾作家也并未妥协，奋起驳斥，高声喊出拥护台湾的现实主义，予以反击。曾健民：《评介“狗屎现实主义”》，《噤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0页。
第五章 文艺批评：杨逵的理论战场
四、文学论争之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重建
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在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发生了一场关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讨论。在“二二八事件”之后的高压氛围中出现的这种文学现象，无异于一种奇迹，它特别体现了台湾新文学重建的顽强生命力。
《新生报》“桥”副刊创办于1947年8月1日，由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文学青年歌雷（史习枚）担任主编。1947年11月，“桥”副刊不顾当时七家报纸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多位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入狱的危险，勇敢致力于劫后重生的台湾文学重建运动。其宗旨在于：为“二二八事件”之后严重的省籍矛盾，提供一个省内外作家沟通的桥梁。这次讨论收获了前后约二十七人的四十余篇文章。从大陆作家歌雷、骆驼英（罗铁鹰）、扬风、雷石榆、钱歌川、孙达人（孙志煜）、何无感（张光直）、陈大禹、萧荻，到台湾作家杨逵、欧阳明（赖明弘）、濑南人（林曙光）、黄得时、吴浊流、吴瀛涛、吴坤煌、陈百感（邱永汉）、吴阿文（周青）、籁亮（赖义传）等人，他们都以重建台湾新文学的热望和行动共同见证了两岸作家团结合作的生动例证。1949年4月6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出动军警镇压台大与师大的学生运动，造成震惊一时的“四六惨案”。这期间，《新生报》“桥”副刊被官方查禁，主编歌雷，作家杨逵、孙达人、张光直被捕入狱，骆驼英、雷石榆、朱实等人纷纷逃亡大陆，历时一年多的关于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戛然而止，一段被政治力量挫杀的文学历史从此尘封。
《新生报》“桥”副刊的讨论，涉及到台湾文学的历史定位、台湾与祖国的辩证关系，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现阶段台湾文学的路线方向、创作方法问题，台湾文艺工作者的合作问题等等。在这场文学讨论中，杨逵起到了指导和团结文艺工作者的作用。
杨逵对于台湾文学的重建，一向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持之以恒的实践行动。早在1946年5月的《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上，他就发表了《文学重建的前提》和《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两篇文章。杨逵的文章敏锐地意识到台湾文学停顿的现实与症结，并深入发掘其根源，提出批评和对策。针对文艺界包而不办的坏风气，杨逵提出推行民主主义的文学举措；针对殖民地台湾造成的语言混乱问题，杨逵提出应成立强而有力的过渡期翻译机构；针对作家缺少发表园地的问题，杨逵倡导“创造以大众的支持为基础、公正不偏的舞台”；针对缺少文化交流的问题，杨逵认为弥补这条鸿沟，需要从作家交流、刊物和作品交换等方面具体做起；针对文艺界缺少团结的问题，杨逵呼吁成立自主、民主的团体，同时和全国性的组织“文联”汇合。杨逵对当时文坛现状的尖锐批评和热切期盼，是“希望藉此能扮演新文学建设的基础角色。”杨逵：《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原载《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第3期，1946年5月2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3页。
二二八事件之后，经历了社会风雨和个人情感经历的巨大起伏，杨逵对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信念更加痛切和强烈。在《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发起的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中，杨逵作为主要倡导者，始终走在文坛前面。1948年3月28日，“桥”副刊以《桥的路》为题，举办副刊作者第一次茶会，杨逵在会上发了言，次日又发表《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一文。4月3日，“桥”副刊以“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为题，召开副刊作者第二次茶会，这个议题，与杨逵3月29日的文章内容完全吻合。杨逵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发出了消除省内外隔阂、共同再建属于中国新文学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呼吁。杨逵的发言直接推进和带动了“桥”副刊的讨论，引发了文艺界的回声。当年的“银铃会”成员林亨泰，曾经谈到自己参加讨论的缘起：“因杨逵的呼吁而投稿。杨逵向歌雷呼吁为本省作者提供发表空间，请人翻译本省作者的文稿。”有关林亨泰的访谈，见许诗萱：《战后初期（1945。8—1949。12）台湾文学的重建——以〈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为主要研究对象》，（台湾）中兴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9月，第244页。另一位讨论参与者孙达人，在回忆“桥”副刊讨论时，也特别提到杨逵的影响力：“由于《桥》的媒介，杨逵首先参与，也由于杨逵的转介为省外文学爱好的人们打开了了解过去台湾文学活动的窗户。”孙达人：《〈桥〉和它的同伴们》，《噤哑的论争》（人间思想创作丛刊），（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
年9 月，第6 页。杨逵在这次讨论中，发表了《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台湾文学”问答》、《桥的路——第一次作者茶会总报告》、《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第二次作者茶会总报告》、《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等一系列文章，多方面阐释自己的文学重建观点。
杨逵倡导并参加这次讨论的宗旨非常明确：即在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来鼓励和重建台湾新文学；而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则是中国新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曾这样表达了自己寄希望于讨论的拳拳之心：
因为这次关于“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的讨论是我提起的，所以这事情与经过我负有说明的责任……我以诚恳的心情告诉，为提起此一问题与参加这一次的讨论，我始终是纯洁的，为求台湾文学的充实与广泛的发展以外更没有什么作用与背景。我很坚信，为求一国的文学的充实与发展，地方文学与个别的文学（比如农民文学等）的充实与发展是不能忽视的。在中国领域里，鼓励个别文学的充实与发展，即是中国新文学的充实与广泛的发展，只有这努力，才得珍惜我们的固有光辉和心血。以上是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我的意见和信念。杨逵：《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原载《中华日报》“海风”副刊，1948年6月2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52—253页。
杨逵的台湾新文学重建观点具体有三：
首先，在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定位和评价方面，杨逵从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出发，从台湾新文学血与泪凝结的情感和经验出发，给予其热情的肯定。
杨逵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受到了当时遍布全世界的民族自决风潮以及中国的五四运动影响，“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我们是有着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那时候，文学确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的，它在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上，确有过一番成就，也有它不可磨灭的业绩。”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3月2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2页。“台湾文学的主流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在民族观点上都是表现着向心性的。”杨逵：《现实的我们需要一次嚷》，原载《中华日报》“海风”副刊，1948年6月2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51页。
其次，在台湾与中国、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上，杨逵立足于台湾本岛的历史与现实，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格局与趋向，辩证地阐释了两者之间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杨逵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
年6月25 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 年12 月版，第248页。“回顾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过去，我们可以发现的特殊性倒是语言上的问题，在思想上的‘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这一点，与国内却无二致”。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第二次作者茶会总报告》，原载《台湾新生报》“桥”百期扩大号及101期，1948年4月7日、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47页。台湾由于被异族殖民的特殊历史和生存环境，汉语创作被强行废弃，这又形成台湾文学的一种特殊性。想对台湾文化运动做贡献的人，“必需深刻的了解台湾历史，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感情，而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这就是需要‘台湾文学’这个名字的理由。”同③，第147页。关于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及其应有的努力方向，杨逵则具体提出了“反映现实性的真实感，打破伤感的低沉气氛，努力文艺深度的感动”之主张。
再次，针对当时台湾文坛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应对策略，杨逵提出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建设性意见。
台湾光复之后，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巨大转折，政治上的变动造成了台湾文学工作者普遍的恐惧与不安；使用中文的陌生和困难，也让作家的写作空间一度受到制约，文学的重建限于停顿状态。痛感于“台湾文艺界不哭不叫，陷入死样的静寂”，杨逵认为：“现实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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