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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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台湾乡镇家庭，夫妻俩靠着一间面向街道的小小店铺谋生，后面的一间房子则住着大小全家人。在大目降的观音庙附近，所有的店铺几乎都是这种同一格局的传统建筑。火花迸溅的铁匠行，手艺古老的锡匠铺，让人恐惧又神秘的棺材店，永远散发着刨花气味的木匠铺，五花八门的杂货店，还有类似茶室、常有特殊女人出入的妓院，都沿着长长的街道排列开来，再加上街口香火缭绕的妈祖宫，人来人往虔诚朝拜的观音庙，给乡间街镇带来世俗生活的方便和喧闹，也给小孩子们留下许多好奇的、色彩斑斓的民间印象。杨家的锡匠铺每天一早就打开店门，开始擂擂打打地做活，邻居的铁匠行、木匠铺也忙碌起来，叮叮当当地响声一片。生活虽然单调，却也很有乐趣。杨逵，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渐渐成长，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童年记忆。
小时候的杨逵，是一个体弱多病、内心孤独而又喜欢幻想的孩子。他一生反对暴力，就与这种童年时代的性格和经验有关系。作为一个沉默寡言、性情温和的孩子，杨逵的童年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反抗或叛逆的举动，惟一的一次，是因为不满于观音庙的庙祝封闭庙前广场不让小孩子玩耍，杨逵便和小伙伴儿一同把癞蛤蟆放在了庙祝的床底下。有时也参加台湾孩童与日本孩童之间的纷争，童稚的心灵模模糊糊地感受到殖民地孩子与异国孩子之间的不平等。童年杨逵尽管缺少强烈的反叛性，但经常跟随做锡匠的父亲到不同生活水准的家庭里揽活做工的经历，使他在广为接触生活层面的同时，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尝试着独立的思考。在杨逵的性格里，多少有几分承继了父亲喜好议论时事的性格，这为后来塑造他坚强的批判精神和思考社会的独立个性，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童年杨逵最深刻的记忆，一是日本警察的霸道，以及由此引起的反抗意识；二是日据时期缺医少药引发的可怕后果。当年日本人侵占台湾时，大家都“走番仔”躲起来。这种“走番”，曾闹过许多有趣的笑话。以当地的生活风俗，台人离家之前，要把家中打扫一遍，就连便桶，也要洗刷得一干二净。其时，日本军官北白川宫曾一度率部驻扎大目降，地点就在杨逵家对面的庙旁，区长钟天德的住宅。那年，杨逵的父母新婚不久，按风俗将便桶漆成红色，洗刷干净。日本军人不知其作何用处，就拿它当作饭桶。多年过去，每每茶余饭后，这件事常常成为家中笑谈。它使台人因受日本殖民者欺压的悲惨心情，多少有了一种宣泄的快慰。杨逵小的时候，还听到母亲骂日本军人的警察为“臭狗”。凡是从日据时期过来的人，都会知道“臭狗”、“四脚仔”这类称呼，正是日本殖民者的代名词。杨逵念书时，家乡一带，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花はせんだん，田舍は警察官”，即“最野香的花是苦楝，最野蛮的人是乡下的警察官”。上述种种，在杨逵幼小的心灵里，渐渐滋生出一种朦朦胧胧的民族意识。
当时困扰一般民众的，除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压迫以外，应当算是疾病了。极端低劣的卫生水准，使岛上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都患过疟疾。杨逵的父母前后生育过七个孩子，每当疟疾来袭的时候，贫穷的他们只能像普通家庭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的生命被病魔夺走。有的孩子患了肺病，无力就医，也只能简单地用一些土药方，最终还是不幸夭折。因为疾病的缘故，杨逵的姐姐、弟弟和两个妹妹先后死亡。弟妹相继去世时，杨逵只有四五岁，还不懂事，只记得那天从外面玩耍回来，看到家中停放着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着小囝仔的尸体，这给杨逵留下了非常恐惧的印象。不仅如此，杨逵自己也深受其害。他从小经常生病，身体非常瘦弱，在同龄的孩子里，就成了突出的弱小者，以至于十岁才入大目降街的公学校读一年级，还被同学们戏称为“鸦片仙”。孩提时代的杨逵，也喜欢到庙口与童伴们玩“闯军”、“拔过河”之类的游戏，可孱弱的身体常使他力气不逮，玩得没趣了就自己走开。遇到那种擂台式的比武游戏，杨逵只能做一个旁观者。每每这个时候，他就有了一种孤独的寂寞感。
为了排除生活中的孤寂感，杨逵常常沉浸在那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他开始关注周围的生活，从中受到民间文化的濡染。当然，穷家寒舍里成长的孩子，常常体会到的是一种贫穷的经验。杨逵小时候家境贫穷，家里靠制作锡器维持生活。他们把旧的煤油桶收集回家，通过火烧来熔解衔接筒子的锡料，再利用这些锡料来做烛台、香炉、酒瓶等容器。小时候的杨逵，有一次没有经过父亲同意，就去烧那些煤油桶，结果轰的一声，油桶炸了开来，在他手上留下一块伤疤。杨逵自己觉得，这种好奇心，还有想去体验工作的过程，反映出了他的性格，也使他日后对工人的生活有了一种特别的关心。但更多的时候，杨逵的好奇心，是被那些周围的生活所吸引。父亲制作锡器后丢弃的锡片屑，在杨逵眼里往往有着生动的意义，他把这些亮闪闪的锡片剪成各种形状的小物品，借以消遣自己寂寞的童年。
家境虽然贫穷，小孩子们却总能从中找到几许孩提时代的快乐。大目降街上有一棵大榕树，巨大的树冠像一把绿伞，可为几十个人遮住骄阳。在炎热的夏天，它是大目降的孩子们嬉闹玩耍的天地，也是附近田里的农人们和过路行人顶好的休息场所。孩子们常常在树上捕蝉捉鸟，在树下荡秋千，翻筋斗，玩捉迷藏。子孙满堂的鹤年伯伯，整天坐在树下拉胡琴；开竹器行的竹头叔，则一早就把他的竹器在树下摊开，一边干活儿一边哼小调。他们都藏有满肚子的故事，经常津津有味地讲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则组织了小小“马戏团”，也表演节目给大人们看。杨逵在这种场合，倒也算得上一个相当活跃的角色。
当然，更令杨逵陶醉的，是到镇上妈祖宫去听一位老先生“讲古”。听《三国志》、《水浒传》这些精彩的历史故事，杨逵如痴如醉，无形中引发了他的文学乐趣。那些梁山好汉、造反英雄的形象，也对他的斗争精神发生了潜在的影响。还有布袋戏、歌仔戏，带着乡土台湾的民间趣味与戏剧精神，经常让杨逵沉浸其中，流连忘返。透过《济公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类戏，剧中那些英雄、神仙将他带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幻想世界里。农闲时节，乡下常有车鼓锣、采茶歌、驶犁歌等民间游艺；偶尔有马戏团到来，更是童年杨逵兴奋不已的“节日”。
杨逵的双亲虽是文盲，未能直接给孩子传授知识；但是他们开通明理，在贫穷的境遇中苦苦支撑，坚持让三个儿子都上学，这在当时的大目降街是很少见的。好学的杨逵藉由民间渠道所获得的知识启蒙和文化传统教育，不仅将他的幻想气质与最初的文学兴趣结合在一起，也使他的童年时代与府城台南一带的文化底蕴和民间风情，有了密切的联系。
真正让杨逵为之钟情的，还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光。1915年，杨逵进入大目降公学校读书。体弱多病的杨逵，虽然每天要忍受朝会时诵念日本天皇诏书的难堪，耳边经常回响着教师斥责台湾子弟“小清国奴”的骂声，而且亲眼目睹了台湾公学校与日本小学校之间的巨大差别，他还是非常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杨逵一直到小学毕业，都基本上保持了班级第一的成绩，在家乡一带被称为少年才子。杨逵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林允是大目降本地人，他对好学的桑梓子弟喜爱有加，常常给予杨逵更多的指导和鼓励。杨逵真正对文学发生兴趣，是在小学六年级。当时的级任老师沼川定雄，是杨逵生命史上第一个可纪念的日本人。年轻的沼川定雄刚刚从学校毕业，怀抱一腔热情来台湾从事教育，对杨逵这个瘦小勤奋的学生十分疼惜。他主动邀请杨逵到家里，免费讲授将来上中学时要读的英语、代数、几何，还提供了许多文学名著，这令爱读书的杨逵流连忘返，眼界大开，由此进入了文学的启蒙期。
然而，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大的孩子，是不可能一味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去幻想和描画人生理想的。现实风雨的严厉抽打，让小小年纪的他们和家乡父老一起体味到殖民地人民的痛苦。杨逵十岁那年，在家乡台南一带发生的噍吧哖事件，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创伤。
1915年5月，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背景下，台南人余清芳秘密结社，以“斋教”作掩护，发动了噍吧哖起义，后人也成为称西来庵起义。这是台湾武装抗日运动中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一次起义，它遭到了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当时，义军祭旗兴师，袭击日警派出所，焚烧敌人的军火粮食仓库，缴获多数枪械物资，一路声势浩大，附近农民志愿参加革命军者达到三千多人。是年8月6日，义军攻占通往台南的交通要冲噍吧哖庄（今玉井乡），遂修筑阵地于噍吧哖附近的虎头山。台湾总督急调重兵镇压，枪炮齐发。义军寡不敌众，死伤惨重，退居山中。日军乘胜追击，与警察合围搜山。义军或遭枪杀，或自杀，或被捕。日军又放火烧毁民房，百姓纷纷走避。8月22日，余清芳余部八个人在中央山脉被捕；1916年4月16日，躲入深山的义军首领江定，中了日本人的诱降之计，率部二百七十人归顺，却不料于5月18日被殖民当局全部抓捕。从台南监狱到临时法庭出庭时，余清芳等人皆以篓子罩头，宣判后即遭处决。
在日军的大屠杀中，被捕的义军将士有一千九百五十七人，而一次被判为死刑的竟多达八百六十六人！另外还有四百五十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时间，血流成河，哀鸿遍野。杨逵的家乡人苏有志，一位很有名望的大目降人，因为资助了义军而被一同处死，留下了有志竟未能成功的惨痛记忆。至今台湾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云：“王爷公无保庇；害死苏有志。”噍吧哖大屠杀是世界史上一件最残酷的案件，由于死刑人数创下世界审判史上的纪录，引起日本国内舆论界的责难，连台湾总督府法院的检察官上内恒三郎也不得不承认：“处死刑者超过千人，为世界裁判史上未曾有之大事件。”上内恒三郎：《台湾刑事司法政策论》，第29页，转引自汉人《台湾革命史》，第83页。
更有甚者，那些在噍吧哖之战中伤亡惨重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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