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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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后，考尔向上爬得很快，他首先得到的是政治上的重用，并辅之以军事上的任命。一九四六年底，他被任命为负责陆军印度化（到那时为止，在陆军中英国军官自然还占压倒多数）的委员会的秘书；接着又被派到华盛顿担任武官，其后又充任了驻联合国的印度代表团的军事顾问。一九四八年，他回到印度。这时，他希望能让他指挥一营步兵，参加克什米尔战争，但又没有成功，结果是让他领导克什米尔民兵。后来，他同当时的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谢赫·阿卜杜拉闹翻了。尼赫鲁把考尔调开并予提升，让他指挥一旅步兵——这次他终于调回陆军。如果考尔要在部队中继续得到提拔，这一着是必不可少的。此后，政治和军事上的任命交替进行；不久，他被派参加在朝鲜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着，被提升为少将，并指挥第四步兵师。在传统上，担任一个师的指挥工作，是被提升为少将以上军阶的必要条件，因而这是考尔生涯中又一个关键性步骤。
到了这时，考尔也被克里希纳·梅农所看中。同样地，考尔在许多方面使得这位国防部长对他产生好感：首先，可能是由于尼赫鲁对他的明显的、尽人皆知的宠信，在尼赫鲁的提携下，考尔在十年间从一名低级联络军官一跃而为一个精锐师的指挥官；其次，是由于对考尔不满的那批高级军官当时也同梅农不合；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考尔的行政工作的干劲。最后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喧赫一时的“阿马尔（Amar）工程计划”上，这就是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考尔指挥第四师时，指令该师为官兵家属修筑约一千五百所住房的工程计划。当时陆军总部是反对动用作战步兵师参予这种修建或非战斗性工程的，而这个计划却得到克里希纳·梅农的批准。不管怎么说，当时官兵很需要住房，而工程又要在六个月左右时间内完成——当时曾授予考尔为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特别权力和独立性。不论这项工程的功过如何，很清楚的是考尔也利用了它来进行自我吹嘘。工程开始时，梅农参加了奠基典礼；当这个住房区完工时，尼赫鲁和内阁的半数成员以及一些政界人物和三军首脑都亲临剪彩。考尔还专为这个场面编写了一首爱国的小调，并要全师官兵练唱。他后来写道：“当尼赫鲁听到这首激荡人心的歌词＇由两万名官兵齐唱＇的时候，他感动得不得了。”
一九五九年五月，考尔又一次被提升，这次是违反蒂迈雅将军的意愿，被提升为中将并担任陆军总部中的一项要职。当时，军需局长——这是一项主要的参谋官职，由中将衔军官担任——出缺，为考尔的晋升提供了机会。还有两名少将，普·辛·贾尼（P。S。Gyani）和库马拉曼加拉姆（P。P。Kumaramangalam），资历都高于考尔，这是考尔晋升的障碍。蒂迈雅推荐贾尼担任军需局长。贾尼虽然过去工作成绩优异，但未指挥过步兵师，而根据陆军的晋升惯例，这二点却是提升中将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条，梅农驳回了蒂迈雅的荐举。这样，就只剩下库马拉曼加拉姆挡住了考尔的前程，而要取代他则会招致人们的反感。库马拉曼加拉姆不但过去工作成绩优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过金十字勋章（D。S。O。） ＇ 投笔从戎注：金十字英勇勋章（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1886年由维多利亚女王设立，用以表彰战时功勋卓著、特别是作战行动中表现勇敢的军官。获颁者在名字中追加D。S。O。后缀。库马拉曼加拉姆于1942年5月在北非战场获得了这枚勋章。 ＇ ，而且还出身于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家庭。 ＇ 注：他的父亲是苏布哈拉扬（Subharayan）博士，是马德拉斯邦的国大党领袖，他在印度独立后出任大使。博士有三个儿子：老大担任印度文官职务；他是老二；老三莫汗·库马拉曼加拉姆（Mohan Kumaramangalam）是一名共产党员。博士常讲：通过他的三个儿子，不管印度政局可能如何发展，他统统都保了险。 ＇ 解决的办法是创造另一个需要晋级的空缺。结果就这样办了，库马拉曼加拉姆担任了军务局长。道路已经扫清，蒂迈雅再也不能够——除非他想因这件事引起一场争执——阻挡考尔提升为军需局长；虽然他对这件事十分反感——不仅由于军需局长是个关键性的职位，还因为担任军需局长的人会成为“陆军选拔委员会” ＇ 注：选拔委员会由陆军参谋长、各军区司令（即西部军区司令，东部军区司令等等）及陆军总部的各主要参谋官员组成。 ＇ 的当然成员，从而能够对于其他军官的提拔问题施加相当的影响。
考尔这时已成为在军官中起很大分裂作用的人物。在多数的军官食堂中，只要一提“你是亲考派，还是反考派？”的问题，大家就心照不宣。考尔又喜欢夸耀他和尼赫鲁的接近。一位高级军官曾悻然地说过：“考尔常常吹嘘这一点，他公开地吹嘘这一点。我们也常看到他总是去看望总理，他老是晚上去，晚上是总理感到最轻松的时候。”从官场的角度来看，这种接近既是考尔权势的证明，也是他的权势的来源。另一位稍低一些的高级军官回忆道：“陆军中没有一个人不非常害怕总理”；他接着讲到这位总理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历史上很少有人象他那样被赋予可以任意支配的全权。如果有谁讲话他能听得进去并且取得他的信任，那个人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作为一个正走运的红人，考尔不可避免地会吸引追随者——他的批评者把这些人叫做“考尔的崽子们”。 ＇ 译者注：“考尔的崽子们”（Kaul…boys）在英语中与“Call…boys”谐音，后者有“侍从”的含义。 ＇ 由于考尔是个从无实战经验的军人，因此人们对于受到公开宠爱的人的怨恨在他身上就表现得更加强烈。长期以来，他的同级军官虽然看不起他，但对他还有些亲切感，这时亲切感也消失了。
驳回蒂迈雅的荐举而提升考尔为中将这件事，对蒂迈雅来说，已经可以构成足够的理由来同梅农摊牌。蒂迈雅从多方面来讲是个杰出的军人，在陆军中受到很大的尊重和爱戴，然而他不愿意进行这类的斗争；后来又发生很多事情才迫使他采取行动。而他一旦行动起来又很任性，简直是草率从事，使得人家感觉他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无能的。三军的首脑们原来对梅农都已感到厌恶。这位部长经常当着他们的下属斥责他们，嘲笑他们；他对他们态度骄横，往往为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不分白天黑夜召集他们来开会，有时到临开会时又宣布取消会议。尤其严重的是，他们感到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建议，往往被他以主观的和文不对题的理由驳回；因此，据说他们已商定准备共同往见总理，申诉对梅农的不满。但这时，就是在八月三十一日，蒂迈雅却如他后来对朋友们所讲的那样，由于一时的冲动也由于他已“忍无可忍”，写下了辞呈并递交给总理。
陆军参谋长的辞职，使尼赫鲁处于很大的困境。当时，反对党议员和报界已经在攻击克里希纳·梅农对三军专横无理以及干预军人提升等问题。几天以前，又发生了朗久事件，政府，特别是梅农，都受到了批评，说他们忽视了边境的防务。梅农的政敌会抓住蒂迈雅辞职的事件，来证明他不适宜担任国防部长。很显然，这种压力将迫使尼赫鲁不得不让梅农退出内阁——要说起来，梅农的政敌在国大党中的数量比在反对党中还要多。梅农无论在私人方面和在政治方面同尼赫鲁都很接近。尼赫鲁很了解，对国防部长的许多攻击实际上是对他这个总理的间接的攻击。让梅农下台，就意味着屈从于这些批评，不但如此，还将意味着使内阁中国大党的更加正统和保守的分子占据优势。
尼赫鲁以他惯有的政治手腕，处理了这个尴尬的局面。他把蒂迈雅请到自己的私邸，劝说蒂迈雅撤回辞呈。蒂迈雅本来是一时的冲动，这时也表示服贴。据蒂迈雅后来告诉同僚们说，尼赫鲁当时向他保证将亲自调查蒂迈雅所提出的不满，并将对梅农进行干预以消除军方不满的原因。蒂迈雅在同一天中递交了辞呈，又撤回了辞呈；但消息还是透露了出去，第二天早晨各报都以通栏标题报道了辞职的消息。这样，长时间来在政界流传关于梅农和军队领导人间冲突的谣言，一下子戏剧性地证实了。尼赫鲁原想避免的一场风暴刮了起来；但由于蒂迈雅已在事实上撤回了辞呈，这就加强了尼赫鲁处理这个问题的地位。尼赫鲁把整个事件说成是一场小小的风波，并且把责任全部推到蒂迈雅身上。尼赫鲁对国会说，蒂迈雅的辞职是“十分不明智的”，是“不该那么干的”，——简直是“十分反常的”。他说，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谋长之间的纠葛，归根结蒂是由于二人“在性情上”有所差异，是琐碎无聊，微不足道的。他还利用了印度政客对军人的潜在的不信任情绪，示意说在这个事件中应该维护文官的权威，并对克里希纳·梅农领导国防部的才能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当一个反对党议员问起，总理难道不该对象蒂迈雅这样一位出色的军人说一两句好话的时候，尼赫鲁不得不对这一位“很英勇的军官”表示敬意，但还是坚持说，“我不能对他的辞呈表示祝贺”。
尼赫鲁就这样扭转了局面，利用这次流产了的辞职机会，对梅农给予赞扬，又使蒂迈雅受到一次公开的、不体面的斥责。经过这次事件，梅农更加趾高气扬，考尔地位也显著地加强了。蒂迈雅由于自行退却和接受了屈辱，在陆军中的威信受到了损害。尼赫鲁不但勾销了他将亲自调查陆军同梅农之间的纠葛的诺言，而且还公开地谴责蒂迈雅。如果蒂迈雅获悉这种情况后，再一次提出辞职并坚持到底，那末，可能以后几年的印度的历史将大大改观。事实上，蒂迈雅事件使尼赫鲁在军事问题方面更多地依靠梅农和梅农支持的一批军人。这次事件对于印度军人的教训是：从本行的角度对于文官处理军事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是得不偿失的。
尼赫鲁对考尔的依赖，以及考尔如何超越正规的陆军惯例而为之效劳，可以从蒂迈雅事件发生后不久另一事情中得到很好的证明。一次，总理问到他朗久地面的情况，他当即自告奋勇，要亲往视察。这次旅行用了将近三周的时间。由于他连朗久都没有见到就折了回来，因而难于相信，这位中将兼军需局长所亲自完成的使命，换一个更低级的军官就不能完成。但尼赫鲁总算得到了一份目击者的情况报告，考尔也从而证明自己的确是个能够在本职之内或者超出本职不顾艰险和不怕吃苦的人。对他最严格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往返于接近朗久一地的这次旅行，对于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人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