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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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人民武装委员会，都对民兵、自卫队的整训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如太行区确定：干部整训时间一般是20天至1个月，民兵一般整训7天至半个月，自卫队一般整训5～7天；整训内容，政治上主要是进行时事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军事上民兵以训练射击、投弹、地雷（石雷）爆炸和利用地形地物在敌火力下运动等为主。中共华中局根据中央关于新四军准备将工作中心由江北移至长江以南、新四军主力一部将调往江南的指示，对民兵建设提出了高标准和要求。1944年底1945年初，华中新四军主力与县区武装，已达30万人。华中局提出：“今后主要任务，应强调整训及发展民兵”，“发展整顿民兵，充实提高地方兵团，要做到主力机动抗敌，可以就地坚持的目的”。遵照各级党组织的指示，民兵、自卫队普遍进行了整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武热潮。经过整训，民兵、自卫队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显著提高。当大反攻来临之际，广大民兵响应党的号召，掀起参军热潮，使主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形成浩浩荡荡的反攻大军。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六节 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一、解放区经济的发展
1943年底，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渡过了极端困难时期，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阶段。大力发展经济，为迎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物质条件的准备，成为各解放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各解放区军民在加紧进行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解放区的同时，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解放区经济。
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齐动员，大力进行生产运动，使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首先是扩大了耕种面积，粮食、棉花产量不断增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边区部队1944年耕种面积达99。1万亩，产粮9万余石，占部队和机关每年所需粮食的1/3。
1944年，中直机关粮食生产总量达6400石，自给率达到65。6％，边直机关粮食生产总额达2880石，机关经费自给达到51％。陕甘宁边区人民开荒128万余亩；耕种面积迅速扩大，1944年已增至1415。7万余亩。由于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边区粮食产量已完全自给，并有部分余粮出口，棉花也基本满足边区的需要。边区的畜牧业到1945年，牛、驴已繁殖到45。3万余头，羊195。4万余只，边区出现了六畜兴旺的景象。由于经济发展，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很多中农变为富裕中农。工业方面亦有大的发展，截止1945年9月，公营大小工厂达120余家，职工1。2万余人，已能炼铁、炼油、制药、修理机械。公营企业的工人实际工资，较战前提高58％到84％。私营企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工厂：作坊多达1400余家，仅纺织工厂就有50家，共有职工4500余人。工业产品仅土布即达15万匹，可自给1/2，纸烟、毛巾、袜子、肥皂等已做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厂也发展到有1000余职工的10余个厂，为部队生产大量弹药及部分军械和无线电通信器材。
晋察冀边区军民在1944～1945年连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1944年扩大耕地面积43万余亩，旱地改水浇地11万余亩，仅此两项即增产粮食25万余石。此外，在精耕细作方面，也使粮食产量普遍提高，据北岳区42个先进村的统计，1944年粮食产量比1943年增产43％。边区政府于1945年提出了“争取工业品逐渐自给自足”的大生产口号，各地普遍掀起了开展手工业、副业、兴办生产合作社的热潮。边区部队、机关和学校，也积极投入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边区部队共开垦荒地3。8万余亩，挖井开渠变旱地为水浇地、700余亩，连同租种和伙种的耕地共6。1万余亩，共收粮食2000余万公斤，收菜蔬平均每人60公斤以上。同时，建立了11种作坊，组织了42种手工业生产。部队、机关、学校还帮助群众生产，平均每人助民劳动10天。在游击区，部队实行劳武结合，在战斗的间隙进行生产，如活动在山阴、代县、崞县一带的第2军分区第4区队，利用战斗间隙开荒1345亩，连同和群众伙种的耕地，共收获小米69万余公斤。并开设了油坊、磨坊、卷烟厂、毡帽厂及小型军工厂等。
经过两年的大生产运动，晋察冀边区保障了军需民用的供给，为抗日战争的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冀鲁豫解放区，1944年太行区部队和群众即开荒33万亩，仅此一项，就增产细粮1200余万公斤。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先进经验和科学方法，使农业产量一般提高15～30％。水利事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太行区1944年就修成14条水渠，增加水浇地1。3万余亩，仅涉县王堡、黎城大寺和上遥3条大渠，每年就使灌溉区增产49万公斤细粮。大生产运动带来大丰收，1944年夏秋两季，太行区共收获粮食6。15亿公斤，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丰收年。棉花产量也创抗战以来最高记录，据太行区24个县的统计，种棉9。1万余亩，产棉花75万公斤。农业生产大发展促进了副业生产的大发展。工业方面，至1945年，已有制造枪弹、火药、手榴弹、地雷等军工工业和纺织、造纸、卷烟、采矿、染料、熬盐、文具、肥皂等日用工业，边区日用必需品均可自给。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部队、机关带头参加生产，实现生产自给。继1943年秋季垦荒运动后，1944年春，各部队又继续开展了垦荒运动，太行军区部队每人平均垦荒超过3亩，太岳军区部队平均每人达2。8亩，冀南军区部队，平均每人也在2亩以上。副业万面，除普遍饲养猪、羊外，不少单位开办了油、粉、豆腐等作坊，有条件的单位还开展了手工业生产，建立了纺纱、织毛衣、编草帽、缝纽，做鞋等小组和造纸、制革及铁、木、瓷、瓦等工场，有些部队还参加了短途运输，节省了民力，减少了政府开支，也增加了部队的收益。部队生产取得了突出成绩，如太行军区机关部队自己生产了2至3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计算起来，减轻了人民10万石公粮的负担。太岳部队也减少群众负担约30％。党政民机关生产也获得了好成绩。
1944年，太行区党政民机关共种地1万余亩，其中新开荒地7000余亩，生产细粮10。5万余公斤，蔬菜75万公斤。每人平均自给2个月的粮食，蔬菜全年自给。
山东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明显效益，1944年，农业生产方面，扩大耕地面积34。6万余亩，打井1。3万余眼，疏通河流600公里，开渠20条，总长31。5公里，植棉15。4万余亩。山东军区部队贯彻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针，仅胶东、鲁中军区部队1944年即开荒1。1万余亩，渤海军区部队达到人种1。5亩地。鲁南军区部队自给半个月的粮食，由于发展了生产，部队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经费全年可自给50％以上。山东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不仅保障了供给，而且储备了大量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为全面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绥解放区，1944年全边区共开荒75万余亩（其中机关、部队开荒19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产棉715万公斤。全边区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1945年，全边区所生产的标准布，即达30万匹，已解决了全体军民3/4的穿衣问题。军工生产仅手榴弹的产量，即比1943年增长5倍。
华中各解放区党和政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全体军民广泛开展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并把发展生产作为根据地建设工作的中心，作为准备大反攻物质力量的主要环节。在生产运动中，各解放区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大量开垦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如苏中解放区于1944年由苏中行政公署颁布了《苏中区垦荒条例》，大大调动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1944年，东台县即垦荒2。51万亩，增产粮食1。5万余担。备解放区军民还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华中解放区在1944年共修建和改建较大水利工程30余处；又据苏北、淮北、淮南、皖中几个地区不完全统计，1944年兴修水利的灌溉面积就达120余万亩。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华中解放区的粮食达到了完全自给自足。华中新四军各部队，遵循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指示，进一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部队根据所处环境和斗争任务的不同，制定了以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的自给半自给为指标的生产计划。生产项目多种多样，有开荒种粮、种菜，饲养家畜、家禽，种植青麻、烟草，开办作坊、工厂等。生产方法也因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差异，少数单位（如第2、第4师）采取办农场的办法，多数单位是发动指战员利用早、晚时间，在群众无力耕种的闲散土地上种粮、种菜。在夏收、秋收季节，各部队在接敌区积极行动，扫击日伪的抢粮活动，并组织力量帮助农民抢收庄稼。各解放区政府和军队还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办起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卷烟厂、毛巾厂、化工厂、炼油厂、皮鞋厂等，这些工厂的产品主要是解决军需和民用，部分产品出口外销。新四军有小型军工厂50余个，能生产迫击炮弹及各类枪弹，手榴弹已达到全部自给。仅苏中军区各厂即月产枪弹4万发，手榴弹1。3万个，小炮弹1200发，地雷4600个。
各解放区军民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解放区文化的繁荣
全国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抱着抗日救亡的愿望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前线和农村参加工作和斗争，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统区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也相继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的到来，给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增强了力量，创作了许多密切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这对于他们接近工农兵，扭转长期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倾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42年5月2日到5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数次到会讲话。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论述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分析了普及与提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继承与借鉴等问题，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整风运动。经过文艺整风，解放区文艺界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