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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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爸笔舴侄幼ぬ旖蚣捌涓浇渲械�2团第3营分驻唐山、滦县、山海关等地；步兵旅旅部率第1团（欠第2营）驻北平，其中第1团第3营驻丰台镇。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该军共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1个特务旅和1个保安队，总兵力约10万人。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全军的部署是：
第143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1、第2旅，独立第29、第40旅，以及独立骑兵第13旅，驻张家口和宣化等地区；第37师冯治安部辖第109、第110、第111旅和独立第25旅驻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9师郑大章部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分驻于南苑、北苑和黄寺；第38师张自忠部辖第112、第113、第114旅和独立第26旅，驻天津及北宁铁路平津沿线；第132师赵登禹部辖第1、第2旅和独立第27、第28旅，作为二线部队分驻于河北任丘、河间一带。
日军在威胁利诱中国第29军失败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技。为此，日军从1937年5月起，频繁地在宛平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中国驻屯军旅长、团长均先后到卢沟桥附近，对丰台日军演习进行指导。7月6日，驻丰台日军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去演习，中国驻军不许，双方坚持10余小时，至晚日军始返回丰台。
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第29军加强了抗战的准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到第29军宣传抗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宋哲元军长曾于5月召集部下商讨抗日对策，采纳了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的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和情报工作等项建议，以及“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该军还于五六月间组织了多次防御演习。与此同时，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抽调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219团（团长吉星文）接防宛平与长辛店地区。
该团接防后，即以加强的第3营（步兵连4，轻迫击炮、重迫击炮、重机枪连各1，共1400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1、第2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该团官兵“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战意志高昂。
二、日本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
人们预料中的卢沟桥事变终于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事先未通知中国当局，即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久郎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中国冀察当局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但日方仍坚持要派兵入城，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
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先派人员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正当双方交涉的时候，中国驻屯旅已令丰台日军第3营营长一木清直立即率该营奔赴卢沟桥。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日兵现已归队”，却又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复遭到中方拒绝。7月8日晨5时，日军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顷刻间“东门外枪声大作，继之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我方均未还击，少顷炮火更烈，我方为正当防卫计，始行抵抗。”＇《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73。＇
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并提出“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7月8日，日军三次进攻宛平驻军，并攻占了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地区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随后，又调整部署，将第3营集结于大瓦窑地区，并调第1营于大枣山附近侍机，同时令第2营向卢沟桥开进，准备9日攻击宛平城。当晚，日方松井与中方秦德纯进行交涉，9日晨2时达成三项口头胁议：
（1）双方停止射击；
（2）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宁河西岸；
（3）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
但是，日方意在缓兵，并不打算执行停火撤军协议。在9、10两日内，日军4次背约弃信，两次进攻宛平守军，并复占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10日夜，第29军展开反击，经过十余次争夺，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域，等待国内援军的到来。
日军挑起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246页。＇
11日上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166页。＇
随后，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分别上奏天皇，均得到批准。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29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国内舆论。
是日，参谋部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中的田代皖一郎。7月12日，香月抵天津后，立即下令“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29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战役部署。
7月15日，日军参谋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18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94页。＇ 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第29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7～18页。＇ 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三、中国方面对事变的态度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8页。＇
当日，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29军抗战，“愿为后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9页。＇
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勉励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支援前线，鼓舞了第29军广大官兵守土抗战，奋勇杀敌的信心。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指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
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5页。＇
2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让步与妥协了！”并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版，第297页。＇
这个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蒋介石曾多次致电宋哲元，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密令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及高桂滋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7年7月12日。＇
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蒋介石致宋哲元的手令》，1937年7月9日。＇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和平的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驻华使节，希望居中调停。然而得到的却是象美国通告各国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谈话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并且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
“（1）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20日。＇
对蒋介石的上述谈话，毛泽东曾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