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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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起，派遣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对中国华北和东北，进行了为期1个半月的“视察”，6月令其就华北状况向日军中央部作了报告。
5月下旬，派遣陆军省的军务科长柴山上校、外务省的东亚局长森岛守仁、海军方面代表藤井茂少校3人，到中国华北地区，向现地日军传达陆海军中央部的方针。同时，又派遣参谋部第7科科长永津比重上校，偕同柴山上校在华北现地“视察”，征求当地指挥官的意见。5月下旬，还派遣参谋部3科部员公平匡武少校和井本熊男上尉，以“旅行”为名，先后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等地“视察”和了解情况。井本于6月中旬回东京汇报，公平少校又去华中方面探听情况，6月底返东京作了报告。
6月中旬，日军参谋部派遣军事科高级科员冈本清福中校，到中国现地了解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并处理配备参谋人员问题。在短短的3个多月中，日本竟频繁地派出6批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侦察，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
日军为了检验和完善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训练部队以适应新作战计划的要求，提高其战斗准备程度，在日本国内和中国现地，进行了反复的指挥官演习和部队战术演习。1936年末，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领将官10名左右，在日本京都、名古屋进行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图上军事演习。这个高层次的演习想定，是首先全面进攻中国，夺取其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在有利的态势下，再向苏联进攻。这是日本将侵华战争扩大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现役和退役上将，参观了这次演习，以统一战略思想。亲自参加演习的将官，随后都担任了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各兵团的司令官。＇〔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10页。＇
1937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今井清中将，率领参谋部及有关方面的幕僚，赴中国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上年末日军高级指挥官图上军事演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参谋业务的演习，用以提高指挥机构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效能。
1936年9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通过卑鄙的手段，非法侵占丰台后，在丰台附近地区开始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他们明火执仗地以中国军驻地为目标，指挥部队演练攻击。有时，日军演习的散兵线，竟冲入中国军队防守的步哨警戒线内百余米。有时，日军的演习部队，竟无理要求通过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和卢沟桥。企图以武力威胁，逼退中国守军。日军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1次，增加到每3～5日1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演习，增加到昼夜演习；演习用弹，由空包弹射击演习增加到实弹射击演习。
与此同时，在华北各地的日军，均在现地进行军事演习。驻塘沽日军30余人，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竟悍然在中国驻军第29军防守的东大沽阵地登陆，并且不听劝阻，开枪射击，酿成“大沽冲突事件”。在北平市内的日本驻军，更野蛮地擅自在东单牌楼和长安街邻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演习巷战。日军在民房顶上以沙袋筑垒、架设机枪，坦克由街道隆隆而过，俨然成了城市的“占领者”。
1936年10月26日至11月4日，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进行综合演练。在1937年上半年，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的军事演习，更是进入紧张的阶段，连、营级的战术演习，不分昼夜连续进行，实弹射击经常不断，已进入全面战争升级的待命阶段。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中，就此寥寥提到几笔：“我们部队的以下行动可能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兹举数例如下：
（ 1）驻丰台部队的中期（5月至6月为连及营教练演习期间，特别是连教练的完成期为5、6月）的连教练，不分昼夜地进行。
（2）（驻屯）军司令部随时对驻丰台部队进行检阅。5月下旬，军的大部幕僚齐集于一文字山（即大枣园山），检阅该部队。
（3）团长去丰台部队按教育计划检阅了连教练；以后辅助官又经常去该地一带检查。
（4）旅长、团长去该地附近视察了演习情况。
（5）本年6月至7月上旬，步兵学校教官千田上校为普及新步兵操典草案，曾在卢沟桥城北面实施演习。北平及丰台部队的干部多数参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44页。＇
中国驻屯军不分昼夜地紧张演练，旅、团各级指挥官反复督促检阅，力求完成预定的扩大侵华的准备，以便东京一声令下，能立即挑起事端，进而按照规定的侵略计划，发动全面战争。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二编 小结
自1933年1月至1937年7月6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继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又向华北扩张，制造华北事变，进而加速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准备的阶段；也是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由分裂到团结、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国抗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内外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社会处在激烈动荡和变化之中，它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日本不断变换侵略中国的策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为了实现先取满蒙再占全中国的既定目标，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东北、进攻上海、炮制伪满洲国之后，又武装进攻热河和长城以南，打开了入侵华北的大门。尔后改变策略，将武装“鲸吞”变成和平“蚕食”，企图以军事为后盾，通过政治压眼，不战而取华北。日本这时之所以要对华北采用“蚕食”策略，主要是因为：日本自身力量的不足；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1936年，随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正式确立和战争准备的逐步就绪，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和非洲动武，再加上西方列强继续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促使日本又由和平“蚕食”华北转向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一举灭亡全中国。这一演变过程表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手段是为其根本政策服务的，尽管策略手段不断变化，但其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这个“宗旨”是不会改变的。
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人心，必然破产。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使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历史的潮流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执政的国民党违背历史潮流和民族意志，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用兵，全力“围剿”红军，破坏局部抗战，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对外步步退让，造成东北沦陷，淞沪、长城等抗战夭折，并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塘沽、秦土与何梅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加深了民族危机。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公愤。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抗日救亡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内抗日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和国民党中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国民党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提出到推行到破产告诉人们：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民族意志不可违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所以破产，就在于违背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这一历史潮流。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利益，因而深得人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族意志，多次发表决议、宣言和内部指示，积极引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力支持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抗战行动，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并坚持不懈地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奋斗，因而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爱国侨胞，以及世界进步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最后终于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抛弃了“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8页。＇ 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初步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中华民族从此由分裂走上了团结抗战的道路。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予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于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坚持与胜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后记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得到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的指导。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出版社及本院有关部门，给予了支持帮助。彭明、王淇、张注洪、王桧林、丁守和、王振德、吕永和、马仲廉、何理、莫阳、沈宗洪、傅吉庆、吴春秋、谢钢等同志，参加了中卷史稿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还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3年3月
主编：王道平
副主编：罗焕章 支绍曾
编写人员：高培 王明亮 柳茂坤 王天成 韦显文 支绍曾 罗焕章 耿成宽 贺新城 徐勇 彭玉龙 周小宁
大事记编制 高培
出版说明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编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14年斗争的抗日战争史，总结和借鉴抗日战争的经验，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富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编写任务，是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精神，由有关单位于1982年4月29日召开的“关于落实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号提案”的会议上确定的，具体由军事科学院负责。该项目是“七五”社科研究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先后列入《全军一九九○年前军事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和《全军军事科研“八五”计划的重点课题》。还被列入《1991年—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在编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