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作者:茅于轼-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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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18日
行政规定与消费者权利
1994年7月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公安部发的通知“不准强制安装汽车防盗等非法定安全装置”。通知指出，强制安装是一种乱收费行为，对一些新的防盗手段的采用，只能通过宣传，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使用，不得强制推广。对这条通知我举双手赞成。
这条通知立刻引起我对汽车前排安装安全带的回忆。大约在1994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命令，大小汽车前排座位强制加装安全带，而且安全带必须到指定厂家去安装。那么安全带和“防盗及其他安全装置”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这里有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学问题，即消费者有无选择权利。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规定强制加装安全带是说明消费者无权选择，只有屈从的份儿。那么关于防盗等安全装置则说明消费者有权利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消费者有权作出判断，接受或拒绝某种商品的购买或享受某种服务。如果安全带确实有助于安全，驾车人会自动购置，用不着用法律强制，相反，如果驾车人特别谨慎小心，有把握不会出事故，或权衡安全带造成的麻烦和不舒服不足以抵消其可能的安全性改进，他会拒绝购置。但另一派人认为驾车人可能对安全带的重要作用估计不够，可能作出错误判断，因此通过法律强制一下对驾车人并无害处，由于这两派人各有各的理由，在美国各州的法律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州法律规定必须安装并佩带，否则要罚款；有的州则没有这种规定。要知道，并不是一切有利于安全的规定都是合理的。例如在超级公路上行车限速应是每小时60里还是55里，在美国一直是引起争论的问题。为了弄清正确答案，花了几百万美元做试验和调研。单从安全看，无疑55里比60里更安全，但车速慢降低了效率，总体上未必有利。加装安全带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加装和使用安全带都有其成本，有的不能用钱表示（例如不舒适感，麻烦，费时间），但终究也是一种代价。拿北京的情况看，规定颁布半年多以来几乎没有认真执行过，现在已基本流于形式，出租汽车司机多半只把带子放在胸前，并不真的系牢。在北京驾车和美国不同，北京的车子多半在市内跑，速度快不起来。在美国，汽车的行驶大多是在城市间，速度也高，此时万一出事安全带可以起较大的作用。北京市内几十万辆车，为了加装安全带至少花掉了上亿元直接成本。现在看来这一亿元是花了冤枉钱。公安部后来发的通知似乎已经总结了安全带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值得钦佩。但原先必须系安全带的规定是否应该明令废止？我认为明令废止比这含糊其辞要好，一方面这样可以保持安全带和其他安全装置的规定上的一致性，尤其重要的是可以保证规定的严肃性。我国当前推行法制的主要问题不是法律不健全，而是执法不严。如果法律可以任意执行或不执行，法律再多，除了观赏又有何用？
1994年7月28日
纳什获奖有感：从斯密到纳什
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在对策论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豪尔绍尼以及波恩大学的泽尔滕。他们三人中，纳什在国内的知名度最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和我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中就有张欣博士写的一篇专门介绍对策论的文章，其中对上述三位经济学家的贡献都作了介绍，但较多的篇幅介绍了纳什的工作。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对制度研究有杰出贡献的科斯，诺斯等人，而1994年又奖给了研究对策的人，实际上制度就是在对策中形成的，所以诺贝尔奖的这一趋势性变化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然受到中国改革和东欧剧变的影响，当然也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受着贫困的煎熬，他们的经济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有的至今执迷不悟（当然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虽然知道有病，却开不出处方。何况制度转变最成功的中国也远没有解决全部问题，我们能否不经太大的震荡就建成一个有健全制度的社会，至今还充满着未知数。
其实，真正深刻地思考过经济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离得开制度问题。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他提出了与一般人的见解大相径庭的结论：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以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只是将斯密的结论更精确化，更严密化。到本世纪中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可以说微观经济学的大厦已经建成。从表面上看，它只是证明了在竞争条件下达到的全面均衡可以使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好。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意义却要深远得多。斯密只是说，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而微观经济学的制度含意却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它强调仅当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才能形成均衡价格，而且只有追求自利的人才会按照价格信号去配置资源。换言之，人必须自利才有社会整体的最大福利。说到这里，惊奇又化成了平淡。社会原是由个人构成的，如果人人放弃了自利，社会中谁还能得利呢？确实，近二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物质享受的空前增长，不正是每个人追求自利的力量所推动和促成的吗？
但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今天在每一个社会里都可以看到因私欲膨胀，造成对他人利益或整体利益的侵犯。尤其在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追求自利的合理界限正在消失，造成了全社会的道德蜕化。当然，杀人越货，偷盗诈骗，直接损害他人的身体财产，是市场经济（以及一切人类有组织的社会中）所反对的，这是每个正常人都可以判断的。然而除此以外，是否也会发生并不对任何人直接构成威胁，却因追求自利而造成整体的危害呢？对策论的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但可能，而且还经常发生。著名的囚犯难题（参见拙著《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囚犯难题和市场规则”）就是一例。在囚犯难题情况下，各人追求自利形成的最终局面，是一个纳什均衡，它是对所有的人均不利的一个结局。因为它是一个均衡解，一旦陷入其中，要摆脱这个困境远非易事。因而对策论又深入到研究重复对策和多阶段对策，这些概念涉及到制度演变的基本规律。当然，了解规律未必就能避免危机，因为事物的发展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类能够摆布自然，让自然界为人类所利用。可是人类却无法纠正自己所造成的悲剧，波黑战争，卢旺达残杀不都是例子吗？从斯密到纳什，由于杰出人物的深逢思想，我们对制度形成及对策规律有了深刻得多的理解。但要靠它来挽救人类，恐怕还是非常遥远的事。
1994年10月21日
人类进化与经济学
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书，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恩格斯认为进化论是19世纪三大自然科学发现之一。
进化论的主要贡献是弄清楚了整个生物圈是如何演化的，特别是人类自己是如何发生的。进化论的解释力还在于它不仅了解了生命物质的演化法则，而且提示了整个宇宙也在不断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变化。进化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
然而很少有人应用进化论的概念来推测一下，人类正在朝什么方向进化。有一些科学幻想小说，描写人类将变得头脑发达，四肢萎缩。这固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他并未说明当前的进化法则是什么，它又如何导致了这种变化。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前，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主要是淘汰了体力弱的，反应迟钝的，追逐异性失败的个体。但人类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以后，淘汰规则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后代繁殖占优势的是哪些个体？是体力强弱在起作用？显然不是。是智力高低在起作用？也未必。是好人吃亏坏人占了优势？有人这样说，也有人反对。现在世界各国的共同规律似乎是精英分子后代的比例在减少，劳苦大众的后代在增多。但这种规律是长期的还是一时的，没有人能知道。也许有人会嘲笑说，人类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经过几万年未必能看出分晓，现在费这种神委实是多余。可是要知道，进化的过程虽然缓慢。它却是不声不响地在进行的。一天也不会停顿的。如果我们对此茫然无知，等到结果出来之后，事情已经发生，追悔已经来不及。不少人谈先人类的未来，认为人类已经有了上百万年历史，大概再存在几百万年，甚至上亿年也是可能的。确实，从太阳的寿命来看，再过一亿年地球吸收太阳热量的情况不会有很大变化。可是人类进化的后果要紧追得多，因为几十万年甚至几万年之后，它就会让人们感觉到。
人类进化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现在的经济学能生存几万年之久吗？当然我们决无将现在的经济学传诸万世的奢望。但有些前景却是相当有把握可以推测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如果我们假定稀缺性将待续存在，换言之，人类较质欲望永无止境，那么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下去。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要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但更主要的，是要有一种社会的制度安排能保证科学技术朝这个方向演化。今天伪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稀缺性问题而发生的。不论经济学的内容会如何演化，它的基本任务在可以想锡的未来却不会改变，这就是经济学将与人类进化相联系的依据。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前也存在稀缺性，人们靠了体力、敏捷和勇敢竞服稀缺姓；可是人类找了市场制度以后，靠的是市场规则来克服稀缺牲。所以，人类进化的规律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一根本性的改变的影响。
1994年11月20日
美丽的非洲大陆之行
非洲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块神秘的大陆。它的面积是中国的3．2倍，人口是中国的40％，地广人稀是非洲的特点。由于它交通不便，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内部纷争，反复发生的干旱，国际市场上非洲出口货的价格猛跌，将非洲的经济推入了灾难，它几乎被国际大家庭所遗忘。我由于工作关系近七年来曾去过非洲十多次，那里的人民有不少是我的朋友。1995年初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我的朋友卡仑兹教授夫妇就死在那场灾害之中。那里发生的每件大事都牵动我的心，1994年底我再一次应邀去肯尼亚出差，而且工作地点在首都内罗毕以西150公里的乡下，使我有机会走得更近地去观察非洲大地和人民。
出访的头一件事是选择航程，肯尼亚在北京之西南，最近的路线应是从北京出发之后朝西南方向走，例如经过印度或中东诸国。但是经由这些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