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8-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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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语言的应运而生，不仅为统治者平添了组织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自然成了这一工具的垄断者。沼泽地区盛产芦苇，智慧的苏美尔人用削尖的苇管做刀笔，把一种楔形的文字刻在湿润的泥版上，泥版晒干后成为长久保存的文书，楔形文字（cuneiform）遂成为迄今为止人类使用的最古老的书面语文。1835年，法国人罗林森（Rawlinson，Henry
Creswicke，1810～1895）被任命为波斯库尔德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任职期间在今伊朗西部发现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那是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约前558～前486）建立的记功石刻，用古波斯文、新埃兰文、巴比伦文三种楔形文字镌刻在贝希斯敦（Behistun）岩崖上，同时铭文上方还刻有大流士和被他打败的九名反叛首领的浮雕。罗林森花费三年时间历尽艰难地从陡峭的岩崖上摹拓下长达两百行的波斯铭文，并成功地释读了其内容。他以波斯楔形文为钥匙，逆向破译了阿卡德和埃兰两种楔形文字，最终找到进入两河文明历史迷宫的路径。就在阿卡德人接受苏美尔文明之际，苏美尔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鲜明特征，其一是对宗教的虔诚，其二是经商的能力。而阿卡德语是用苏美尔文书写的，阿卡德神祇几乎就是苏美尔神，只不过取上一些闪米特语的名字作为外衣。在苏美尔—阿卡德视觉艺术风格中生动地表现了宗教的虔诚，而遗留下来的镌刻着楔形文字的成千上万的泥版书卷，则成为伟大的纪念碑，忠实记录了各类政事、民事与商业往来活动的过程。“帕特西”（Patesi；城邦之王）一身二任，既是一国之主，又是事神之祭司。萨尔贡及其嗣后之君主们，无不觊觎与天神的所谓亲缘，自视为神之骄子、传谕者、奉神谕安邦治国者。诸神成为最大的财产所有者，祭司们则成为大规模经商活动的先驱者，但这一切却又无不在王权掌控之中。新的社会秩序开始建立，私营商业活动已经初露端倪，立法、度量衡、税制、司法等方面也均有发展。
文化的力量是深厚的。苏美尔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史诗主题，已通过阿卡德语言精练成经典。由十二块泥版组成的长篇巨著《吉尔伽美什史诗》，堪称人类史诗之母。它以独特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乌鲁克英雄吉尔伽美什经历的战争和寻找不死仙草的故事。引人注目的是，史诗中记述了一场大洪水，那是神惩罚人类的举动。其中夹杂着方舟搁浅和放飞鸽子寻找陆地的情节，与《圣经》中创世纪的神话几乎完全一致。考古学家后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城遗址处发现了洪水的冲积层，证实了《圣经》中地球大洪水的传说起源于乌尔。阿卡德人建立起了一个领土辽阔的楔形文字帝国。哪里讲阿卡德语，这些诗篇就在哪里流传，而当时阿卡德语已成为包括古埃及帝国在内的地中海东部国家国际关系中的通用语言。此时，与苏美尔文明比肩而立的是法老埃及文明，他们在这一比邻地区把灿烂的文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在古埃及政府的档案馆中，书记官们就使用带有苏美尔特征的阿卡德语言在泥版上进行书写。在那个时代里，苏美尔—阿卡德语言文化的优势，堪与古埃及军事政治的优势相媲美。在此期间，这两大文明以其巨大的辐射力，向地中海、印度河，乃至于欧亚大陆腹地，播散着文明的火种。
二
在政治上统一这一地区的是巴比伦的君王汉穆拉比（Hammurabi，？～约前1750），他颁布的一部伟大法典，成为古代法律的经典之作。现存法国卢浮宫中那幢通高二点二五米的黑色玄武岩石碑上，镌刻着涉及到婚姻、遗产继承、商业交易、仆人或奴隶的地位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从中可以隐约感受到其对后世犹太经典《摩西五经》发生的影响。石碑上端还刻有太阳神沙马什授权杖与汉穆拉比的浮雕像。这部法典遂成为历史教科书常说常新的永久话题。在农耕生活方式强大历史动力的推动下，古巴比伦时代的科学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十进位制已被采用，六十进位法则用于计算周天的度数和计时，至今仍为全人类沿用。四则运算、一元二次方程、三百六十度圆周，已经使用。在天文学方面，已知区别恒星与行星，还对已知的星体命名。当时的历法为协调太阳年和月本位的阴阳合用年历法，已设置闰月。古巴比伦人在天象观测方面的知识积累，使后来的新巴比伦人能预测日月蚀和行星会冲现象，并进一步推算出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六时十五分四十一秒，比近代的计算只多了二十六分五十五秒。他们还把一小时分为六十分，一分分为六十秒，以七天为一个星期。他们观察出太阳在恒星背景下的视运动轨道——黄道，依黄道上各星座代表的地段划出太阳在一年十二个月所处的位置，即黄道十二宫。
作为独特的地貌景观，美索不达米亚旷野上至今散落着千百座被称作tell的土丘。在自然和历史的风化作用下，土丘不断地崩塌颓败，远近的人们不再知晓它们的来由和归宿。十七世纪以后，零星的欧洲旅行者怀抱探索《圣经》奥秘的冲动，开始把目光投注于这些土丘。1843年，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勒·鲍塔利用闲暇时光开始挖掘摩苏尔西北十英里郊外的土丘。一座奠基于巨大平台之上的宏伟王宫惊现于世。数具巨型人面狮身神兽、栩栩如生的浮雕石板、神秘的楔形文字铭文和其他古物，成为亚述帝国最强大的国王萨尔贡二世鼎盛时期的证据。从尼尼微等先后数个都城的遗址中，发现了难以计数的文物宝藏，它在使欧洲陷入惊叹的同时，也使在地下沉寂几千年的亚述帝国奇迹般地复活了。
亚述（Assyria）地处两河流域北部，即今天的摩苏尔地区。亚述历史分早期亚述、中期亚述和亚述帝国（或称新亚述）三个时期。相当于南部苏美尔王朝早期的时候，北方的亚述人就已活动于底格里斯河中游，与苏美尔地区有了来往，并曾依附于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王朝。公元前1000年代前期，亚述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开始向外扩张，通过长达两百年的征战，建立了地跨西亚北非的帝国，首都尼尼微（Nineveh），成为铁器时代的第一个帝国。
公元前628年，迦勒底人（Chaldeans）的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前562）平息了长期战乱，重新统一了两河地区。一度依附于亚述的巴比伦尼亚宣告独立，建立新巴比伦王国，并与米底人结盟，于公元前612年攻陷亚述首都尼尼微，灭了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继承了亚述帝国的半壁江山，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其疆域延伸到了埃及，并于公元前六世纪夺取了耶路撒冷，把数万犹太人迁徙到了巴比伦，掠为人质或奴隶，史称“巴比伦之囚”。尼布甲尼撒二世重建了位于今巴格达以南幼发拉底河之滨的巴比伦城，使其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伟大都市。相传，尼布甲尼撒二世迎娶娇美的米底公主米梯斯为后。公主怀想家乡美景，愁容渐生。国王遂令工匠按照米底山区的景色，建造了层层叠叠的阶梯形花园，园中栽满了奇花异草，更有潺潺流水，中央还修起了一座高楼，从远处看好似悬挂在空中，被称为“空中花园”，又称“悬苑”。公元二世纪时，希腊学者在品评世界各地著名建筑和雕塑时，把“空中花园”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其实，为了摆脱幼发拉底河地下水的侵蚀，尼布甲尼撒二世将前人营造的城垣和宫殿悉数填平，在这个更高的地基上重建了巴比伦新城。王宫高居其上，所谓空中花园不过是在王宫建筑群中筑得更为高耸些罢了。据对遗址的实测，巴比伦城占地四十平方公里，由城壕、外城墙、内城墙三重环绕，外墙长十六公里，内墙长八公里，均以砖砌。当年犹太俘虏就被囚禁在内外墙之间，犹太史称为“受难时代”。巴比伦的城门多达一百个，上设三百多座塔楼。青铜大门都用诸神的名字命名。最为宏伟的伊什塔尔门是以巴比伦神话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女神命名的，她是光彩照人的性爱女神、宇宙的女王，但同时也是代表悲伤和战斗的女神。作为战争女神时，她的标志是狮子。这座城门耸立在通往神庙和王宫的仪仗大道上。城门以彩色釉面砖饰面，雕有龙（麒麟？）、狮子和公牛等野兽图像和各种图案，其残件于1901年被德国人掠走，复建于柏林博物馆，如今留在伊拉克遗址的，只是复制的赝品。
新巴比伦的历史之光一闪即逝，她在公元前538年落入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君主居鲁士二世（Kurush
II，约前600～前529）之手，居鲁士释放了被掳掠的犹太人，并重建了耶路撒冷城。此后两河流域一直为波斯所占有，这里的人民不得不长期挣扎于来自波斯高原的山地人的统治。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扫灭了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该地区被马其顿人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统治。此后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美丽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先后成为希腊塞琉西王国—讲波斯语的安息（Parthia）王国、罗马帝国—安息王国、东罗马帝国—波斯萨珊王国之间反复蹂躏争夺的对象，金戈铁马，刀光剑影成为这段历史中的日常风景。
三
公元七世纪，阿拉伯铁蹄又横扫欧亚大陆，结束了波斯萨珊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辉煌。美索不达米亚被阿拉伯军队和伊斯兰教从波斯萨珊王朝的统治下夺取，成为在大马士革建立统治的倭马亚王朝（Umayya，中国史称“白衣大食”）的一个行省。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Abbasids，750～1258，中国史称“黑衣大食”）崛起。762年，阿拔斯王朝奠都巴格达。帝国的疆域东起印度河，西临大西洋，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此时，阿拔斯帝国在帕米尔高原遭遇了大唐帝国。怛逻斯一战，唐军大败，两国遂以葱岭为界，各不相扰。数以万计的唐军被俘者中有一人名叫杜环，被掳至亚俱罗（据考证此即今伊拉克之库法），十二年才得以回国，著有《行经记》一书，详细记载了其时伊拉克的风土和伊斯兰教状况。
就在古巴比伦城深埋于沙石之下而被遗忘的时候，一座令人惊叹不已的新城在底格里斯河畔诞生，那就是《天方夜谭》中所描述的巴格达。被称为“和平之城”的巴格达，与一百多年前崛起的中国唐帝国都城长安一样，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城市。历史学家安德烈·米克尔说：“地球是按巴格达的时间转动的。”此时巴格达的艺术和科学十分繁荣，在音乐、星相学、天文学、地质学、医学、化学、数学等领域，学者们可以自由地从事研究工作，书店、图书馆里熙熙攘攘，著名的穆斯坦西里亚大学的创办时间比创办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索邦大学早二十五年。港口城市巴士拉也成为著名的不夜之城，支票和汇票在那里很盛行。在中国唐代外交家兼地理学家贾耽的《四夷路程》一书中，巴格达译称为“缚达”，是广州向西通海之道的最远的落脚点。及至宋、元，有关记载更多，译名也花样繁多，如《西使记》作“报达”，《元史·宪宗本纪》作“八哈塔”，《元史·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