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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朝鲜战争 作者:王树增-第21章

小说: 朝鲜战争 作者:王树增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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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威克岛会见的前几天,麦克阿瑟看到的是一份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赞赏的结论性报告:
  虽然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有可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干涉,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中国大概不可能在一九五○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进行秘密支援。
  虽然这份报告中使用了情报文件绝对应该禁止的“可能”、“大概”这类词汇,但类似报告无疑会对麦克阿瑟产生严重的判断误导。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为杜鲁门的威克岛会见准备的分析材料中有这样的结论:
  尽管周恩来讲过那样的话,中国军队在向满洲运动,宣传上措辞激烈以及发生边境侵犯事件,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确打算全面干涉朝鲜……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害怕与美国交战的后果。他们的国内计划规模如此之大,以致该政权的整个计划和经济将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而受到危害。
  当然,美国情报局内部并不是人人都这么乐观。他们确实收到过有相当可信度的情报。比如,一个在中国大陆解放后潜伏下来的原国民党军官,在他向美国提供的情报中,不但把中国军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详尽部署在地图上标出,还明确地指出:中国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这个原国民党军官有不少同事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服役,这使他得以知道哪支部队现在位于哪里。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收到过中国领导层九月在北京的会议上关于参战问题“激烈辩论”的情报。但这份情报却被中央情报局判定为C-3级。美国情报部门根据情报的来源和可靠性将情报分为A、B、C、D不同的等级,每一个等级内又有四个级别,表示情报的准确程度。那么,C-3级别的情报基本上就等于一张废纸了。
  美国方面对中国参战问题判断的失误,有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是基本的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美国人“世界无敌”的感觉。敢于和美军打仗,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中国人敢于和美军打仗,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一件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
  到了十月,就朝鲜战争的局势看,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经超过三十三万人,如果加上美国在远东的空军和海军,兵力可达四十万人以上。这确实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他们的对手是已经溃散的只剩区区三万人的北朝鲜人民军。单从这一点上看,麦克阿瑟认为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似乎不是没有道理。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威克岛会谈在上午九时十二分结束了,会谈的全部时间一共是九十六分钟。麦克阿瑟不想在这个让他厌恶的小岛上多停一秒钟,他表示不能与总统“共进午餐”了——“我需要尽快赶回去。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在午餐前离开。”杜鲁门表示遗憾,但没有表示反对。他们临分手的时候,出乎记者们预料的是,杜鲁门拿出特意从美国带来的一枚“优异服务勋章”,亲自授给了麦克阿瑟。这种勋章麦克阿瑟已经有五枚了。
  在目送总统的“独立”号升空之后,麦克阿瑟迫不及待地登上他的“盟军最高司令”号,飞机急匆匆地起飞了。
  威克岛会面,杜鲁门在暂短的时间内收到了他想要的政治效果,即,他对朝鲜问题的慎重形象和由麦克阿瑟传达给他的“很快就要结束战争”的令美国人民高兴的好消息。在从威克岛回来后的外交政策演说中,杜鲁门用这样的语言称赞了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我朝鲜战斗的情况。他描述了在他指挥下的联合国部队的光辉成就。和大韩民国的部队一起,他们打退了侵略的浪潮。越来越多的战斗人员正从全世界的自由国家里赶来,我坚信这些部队不久将恢复全朝鲜的和平。
  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自然对我们的陆海空和陆战队员的卓越成就感到自豪。他们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新的一页。我们所有的人为他们感到骄傲。
  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军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个适合的人选来完成这个使命真是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位非常伟大的战士。
  仅仅六个月之后,当杜鲁门撤掉麦克阿瑟的职务,同时大骂麦克阿瑟是个“混蛋”的时候,美国有人曾用“非常伟大的战士”这句话来提醒杜鲁门,并问他对于撤掉麦克阿瑟的职务有什么遗憾,杜鲁门说:“我唯一感到后悔的是没有在几个月前解除他的职务!”
  如今,威克岛会面已经成为朝鲜战争中一个历史性的玩笑。
  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展望美军士兵怎样在他们从没有见过的一条叫做鸭绿江的江边庆祝胜利的时候,几十万中国士兵连同他们的统帅在内,已经在鸭绿江的江边卷起厚厚的棉裤裤腿,准备涉过冰冷的江水向朝鲜开进了。
  打败美帝野心狼(1)
  2009…06…05
  一九五○年十月七日,彭德怀与毛泽东研究完志愿军出国后第一步的作战部署、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以及一旦出兵朝鲜新闻媒体的报道分寸等问题后,回到下榻的饭店。他交代秘书,把从西安带来的所有文件都上交给中央办公厅,然后去行政处领出发用的东西。
  秘书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把事办完,然后把孩子们接来。将军把为孩子们准备的糖果拿出来,然后把他们一一揽在怀里,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这是这位多年来南征北战的将军从没有过的温情时刻。幼小的孩子问将军:“明天你到哪里去?”将军回答:“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中国军队准备出兵朝鲜参战此时还是绝对机密。这天晚上见到彭德怀的一个孩子后来回忆说:“我们看见伯伯那两天一直很忙,情绪也不怎么稳定。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除询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外,他一再反复问我们谁要买衣服、日用品和学习书本等。他还特意让警卫员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几件衣服、鞋袜和日用品。那时我们年龄小,不懂得伯伯为什么这样慷慨地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留着用。后来才知道他是奉命去朝鲜指挥志愿军与美国军队作战。以后又听说朝鲜战场打得十分激烈,大批的美国飞机天天轰炸扫射,曾经两次把伯伯的住房炸得稀烂,伯伯两次险些遇难。回忆起当时伯伯对我们那种难以控制的感情,他在思想上是已充分作了牺牲准备的。”
  彭德怀不让秘书为孩子们安排房间,说是不能给饭店增添麻烦。于是,这天晚上,将军的一家老小六七个人一起睡在将军房内的地毯上。
  夜深的时候,秘书来报告,从西安带来的文件已经上交,片纸未留。
  彭德怀说:“把东西准备好,明晨出发。”
  秘书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记述道:“十月七日,根据彭总吩咐,晚上收拾行李,准备明晨出发。去向不明。”
  毛泽东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曾主张把志愿军指挥部设在中国边境一边,但彭德怀表示他要过境和金日成一起指挥作战。
  十月八日晨,北京细雨。
  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亲自把彭德怀送上了飞机。飞机在气象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向北。飞机上同行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彭德怀的作战参谋成普以及秘书人员。同时,这架飞机上还有个身份特殊的年轻人,他是彭德怀的俄文翻译。
  彭德怀到达沈阳,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并且接见了金日成派来的特使北朝鲜内务相朴一禹,以了解当前朝鲜战局的形势。
  十月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军以上干部会议在沈阳召开。这次重要的会议第一次明确中国军队将要出兵朝鲜作战。
  彭德怀在会议上说:
  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和金日成首相的要求,中央已经决定出兵援朝,这不是我们好战,完全是美帝国主义逼我们走这条路的。当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到达三八线时,周总理曾一再对美军发出警告,倘若越过三八线北犯,中国将出兵援朝。但美、英军和南朝鲜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无视我国政府的警告,已开始越过三八线北犯,现正逼近平壤。其目的是向中朝两国边境鸭绿江边进攻,企图完全占领北朝鲜。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援助,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是三天前才决定的。
  打败美帝野心狼(2)
  2009…06…05
  这次出兵援朝,我们要决心打赢,但也要有不怕打烂的精神准备,万一美国人打进我国来,那我们就打烂了再建。各军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树立必胜观念。要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者。各军要日夜加紧准备,在十天之内克服困难,连夜突击,努力完成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这次入朝与美军作战,和国内战争不一样。美国在朝鲜有一千多架各型飞机,这将严重影响我军行动。现在干部战士对美机的威胁和恐惧心理是有道理的,因我军装备太差,只有极少防空火器。因此,今天周总理已飞往莫斯科,和斯大林商谈空军掩护和武器装备问题。
  在即将与美军作战的时候,中国官兵的心理是复杂的。这在彭德怀和高岗联名向中央打的一封电报中就可以看出来。电报问中央一个问题:当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轰炸机和战斗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指挥?陆空联络信号如何确定?而当时,新中国军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空军。面对即将走上的战场,中国军队官兵的思想情绪大约分为三种类型。据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的估计,第一种是义愤填膺,要求上前线与美军作战,这部分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大多是解放军老兵,经过中国国内战争的考验,阶级基础好,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部队战斗力的中坚;第二种是叫打就打,不打也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部分人比第一部分的人少;第三种人则怕苦怕战,特别是害怕美军,害怕原子弹,认为到朝鲜去打仗是“多管闲事”,是“引火烧身”,这部分人大多数是新兵,或是原国民党军队的俘虏人员。于是,“该不该打”和“能不能打”成为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必须向官兵们解释清楚的问题。
  对于普通的解放军官兵来讲,最令他们关切的问题是: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获得土地之后,和平的日子能不能真正到来?“家”的概念是中国士兵生命中最牢固的根基。历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肆意侵略的事实是最好的教材。美帝国主义占领朝鲜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本土。对占中国军队成分绝大多数的翻身农民来讲,没有比在外国的统治下更为痛苦的生活了。准备参战的第十三兵团中,东北人居多,东北地区在日本统治时期百姓的悲惨生活曾在士兵们心头留下巨大的创伤,在创伤已经平复的时候,“再受二茬罪”成为不能够容忍的事。关于援助朝鲜的问题,官兵们接触到一个崭新的概念:国际主义义务。对于这个问题,官兵们最容易领会的方式是想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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