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作者:[法]贡斯当阎克文刘满贵译-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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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臣也是议会成员，那么一旦犯了过失，他们更容易受到抨击。无需控告他们，只需质问他们就够了。同样，如果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为自己辩护也更为容易，因为他们随时都能解释他们的行为动机。
如果我们在无需把权力联合起来的情况下，也能把个人联合起来，那我们就能组成一个和谐一致的政府，而不是组成两个武装起来的兵营。
另一个结果是，一个无能的或不被信任的大臣不可能保住他的权力。在英国，如果大臣发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实际上就等于丢掉了他的位子。
8．论立法创制权
我相信，关于立法创制权的宪法规定，其含义一直受到普遍的误解。《钦定宪章》几乎否定了曾经授予两院的全部立法创制权。后来又出现了多少有点非法的进展：代表们自称有权公开提出议案，而大臣们则宣称他们才应当拥有这一特权。当某个议案得到接受时，笨拙而繁琐的规则又在阻碍它的进展。总而言之，在1814年宪法中，创制权只是一种不充分的手段，而且与宪法的本意相反，它总是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被某些更为严苛的宪法解释排挤掉。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宪法法案》中，两院的创制权同英国国会被授予的创制权之间只有一个区别：国家元首不必行使否决权：它被代之以沉默。然而，当舆论要求采纳人心所向的措施时，一个代议制政府能够仅以长久的沉默来作出反应吗？难道这就是一个接受舆论监督的政府的特征吗？因此，创制权实际上正在全面归还给国民的代表，因为每当他们认为方便的时候，他们就会重新提出议案，这是他们曾经拥有、却被《钦定宪章》第21条剥夺了的权力。
我对立法创制权的看法丝毫未变：在我看来——一年前我就这样看——它是国民代表的权力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不能不把它给予大臣们。它确实是他们表达政府意愿的特权，正如它是代表们表达人民意志的特权一样。但是，必然要发生的是，政府几乎永远不会去使用这种特权。占有两院席位、跻身于代表行列的大臣们，将会以这种身份根据国家的形势和需要提出议案。政府会感到，对于自己的尊严来说，等待要比抢先行动更得体。只要它提出立法动议，实际上是在听候两院的裁决。而等待两院的动议，它则会成为两院的裁决者。
在初始阶段，我们应当让我们的宪法机制有机会通过惯例和习俗得以确立和简化。在预测这些惯例和习俗方面常会面临重重困难；因缺乏经验而导致的悬而不决一旦引起不满，它们就能被制造出来。我们应当坚信现行宪法会尽到作用。不能让它毁于轻率的修改，我们应当看一下已有的事物是否真的没有给我们带来同样的好处。宪法在接受实践检验之前，其形式不过是一纸空文。只有实践能够显示它们的作用，确定它们的意义。我们不止一次地借口重建而拆毁建筑。从今以后，我们应当利用那种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知识，遵循中庸之道，调动聪明才智，在那位最慷慨、最强大的同盟——时间——的帮助下，循序渐进地满足我们所有的局部需要。
9 论大臣的责任
关于大臣的责任问题，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既完全适用又十分全面，它也许是惟一一部做到这一点的宪法。
大臣们能在三个不同的方面受到控告，并应受到起诉：（1）由于滥用或误用他们的合法权力；（2）由于他们的非法行为损害了与特定个人并无直接关系的公共利益；（3）由于侵犯个人的自由、安全与财产。
我在三个月前出版的一部著作＇2＇中谈到，由于最后这项罪行与大臣们被合法授予的权力无关，因此他们在这个方面应与普通公民同等对待，交由普通法庭判决。
毫无疑问，一个大臣由于一时冲动而夺去一位妇女的生命，或者盛怒之下杀死了一个男人，就不应把他作为大臣，采取任何特殊的方式予以起诉，而应作为普通法的一名触犯者，接受他的罪行所适用的普通法的惩罚，而且要采取普通法规定的方式。
被法律宣告有罪的任何案件，与绑架案或谋杀案毫无二致。大臣犯有非法侵犯公民自由或财产的罪行，这并非他的大臣职务的错误，因为他的权力没有给他非法侵犯任何个人自由或财产的丝毫权利。他是所有其他罪犯的同类，必须像其他罪犯一样受到起诉和惩办。
必须指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侵犯个人自由。如果我愿意，我可以雇上四个人在街角等着我的仇人，把他拖进某个隐秘的藏身之处，使他成为我的囚犯而不为人知。大臣未经法律授权而杀死公民，犯下的是同样的罪行。他的大臣职务与他的这种行为毫不相干，而且绝对改变不了这种行为的性质。另外，他的大臣职务也没有授予他无视法律并违反正规程序逮捕公民的权利，如果他犯下这种罪行，那就和谋杀、绑架或者任何其他个人犯罪没有什么两样。
毫无疑问，大臣的合法权力为他实施非法行为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手段。但是，他的权力的这种用途不过是一种附加的罪行，就像某个人伪造对大臣的任命，以便把他的意志强加于后者的助手一样。这样的人事实上是在模仿一种职责，行使他并不拥有的权力。同样，决定采取非法行动的大臣也是在装成得到授权的样子，其实他从来没有被授予这个权力。因此，就所有那些使平民个人成为牺牲品的罪行而言，他们必须能够采取合法行动反对那些大臣。
普通法庭就这种性质的控告进行判决的权利一直受到质疑。人们各持一端、争执不下，有的认为法庭慑于权贵的淫威而缩头缩脑，有的认为把所谓的国家机密交给这些法庭会有诸多不便。
最后这个问题产生于过时的观念。它是这样一种制度的残余：在这个制度下，人们认为国家安全有赖于专横措施。由于无法证明权力的专横干预具有正当性——因为它完全缺乏法律所需要的事实和证据——于是，保密被说成是必不可少的。当一名大臣下令非法逮捕和拘禁一位公民时，如果他的辩护土推说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是只有大臣本人才知道的秘密，即使不会危及公共安全也不能透露，那真是太容易了。在我看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公共安全会不保护个人。我相信，如果公民看到权力带来的是威胁而不是保护的话，公共安全才会格外遭受损害。我相信，专横权力才是公共安全的真正敌人；如果专横权力是包藏在朦胧气氛中，那只能加剧这种危险；公共安全只能存在于正义之中，正义只能存在于法律之中，而法律只能存在于明确的程序之中。我相信，任何公民的自由对整个社会机体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他采取任何制裁措施的理由，均应告知他的天良。我相信，这是所有政治制度的主要的、乃至神圣的目标；由于没有一部宪法能够在其他目标中找到它的完全合法性，因此到其他目标中去寻求可靠的力量和持久性是徒劳的。
当有人说法庭对罪犯过于宽大时，可以认为那是由于革命曾把它们推进了一种变动不居、俯仰由人和惊恐不安的状态。政府不明确自己的权利，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使自己成为党争的不幸产物和党争激起的仇恨情绪的可悲的继承人。这样的政府既不可能建立也不可能忍受独立的法庭。
我们的宪法规定，从现在开始任命的所有法官今后一律不得罢免，这就给他们提供了已被剥夺了太久的独立地位。他们将会发现，对大臣进行审判就像审判其他被告一样，不会遇到任何宪法障碍，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而且，从他们的安全感中将会同时产生公正、温和以及勇气。
这并不意味着在大臣们可能侵犯自由的时候，在公民们成了牺牲品却又不敢发出抱怨的时候，国民的代表们已经没有权利和义务做出反应。允许指控大臣危害国家安全或荣誉的同一规定，使我们的代表也有权在大臣们企图实行专横统治时对他们提出指控，因为专横统治与任何政府的安全和荣誉都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公民有权要求纠正使他成为牺牲品的侵权行为，我们不能否定他的这项权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他所信任的人们应当能够接手他的案情。这种双重保证既是合法的，也是必须的。
我们的宪法默认了这一点。有待解决的只是把它和大臣本身也应得到的保障合法地融为一体，因为大臣们比普通平民更容易受到攻击，不管他们的感情是否受到伤害，都应得到法律及其形式的公正而充分的保护。
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危害公共利益——这与平民个人没有直接关系——的非法行为，也完全不同于大臣们滥用被合法授予的权力。
许多非法行为只对普遍利益有害。显然，只有立法议会才能控告并起诉这种行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从对它们的起诉中获得好处，也没有权利那样做。
更为显而易见的是，大臣们是否滥用了授予他们的合法权力，也只能由人民代表去判定；同时，只有一个被授予特别权力的特别法庭，有权宣布滥用权力的严重程度。
此外，我们的宪法十分明智，它允许我们的代表可以就所有方面的问题提出控告，并且给予了应当宣布判决的迭庭以自由载量权。
从事一场非正义的或毫无意义的战争，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方式：莽莽撞撞、三心二意或粗枝大叶地进行指挥；谈判时要么毫不通融，要么弱不禁风；用披着各种名义的冒险行动、居心叵测的算计或者欺瞒诈骗去破坏信誉。如果这些危害国家的方式都要由法律—一载明或者详加说明的话，有关责任的法规将会变成一部历史和政治专著，即使如此，它的法律规定也只能适用于过去，大臣们很容易为规避未来的责任找到新的途径。
即使在普通法领域一丝不苟地忠实于对法律的字面解释的英国人，难道不是也没有把要由大臣们承担责任的罪行标示得一清二楚，而是仅仅含糊其辞地使用了一些既不能指明罪行的程度。也不能指明罪行的性质——诸如“重罪”或“轻罪”之类的字眼吗？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把大臣们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危险地位。当我们为普通公民要求最细致人微的保护和法律条文的保证时，大臣们却面临着一种由起诉人和法官行使的专横权力。而且，这种专横是不可避免的；它的缺陷必须由庄重的程序、法官的威严和适度的惩罚加以弥补。但是必须确立这样的原则：最好在理论上承认那些在实践中不可避免的事情。
一个大臣拥有的权力，可以使他无需背离任何成文法的规定就能犯下重大罪行，以致你都来不及事先准备好宪法手段去制止罪行并惩办和罢免罪犯（因为剥夺犯罪大臣的权力比惩罚他们更为重要），只有到宪法之外去寻求那些手段。不得不强词夺理或藐视程序的人们将会变得恶毒、狡诈而狂暴。如果他们看不到任何出路，他们就会另辟暖径，那将更加便捷，但也更加混乱、更加危险。现实中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