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百年对语-欧美文学与中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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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17年文学推崇俄苏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理由，但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的艺术成就却被大多数人所忽略了。

　　我们无意苛求古人，也深深理解他们的选择。但当我们走出历史，静心独坐时，常会有难以弥补的缺憾悄入心头。我们常把文学看得太高，赋予了它过多的使命，岂知它原来也是凡夫俗子。欧美文学固然被本国民众格外看重，成功的作家常被当作民族精神的代表，但没有谁曾期望这些作家振臂一呼，救民于水火。或许，这一点，倒真值得我们好好向欧美人学习，抛弃那不堪忍受的文以载道观念带来的重负。

　　百年的中西文学交流史，是部充满艰辛、屈辱、挑战和亢奋的历史。很难说这是场平等意义上的交流。在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下，交流呈现出西方输出远大于接受的态势，中国的理论、创作的批评各界总是被动地跟着西方走，还没有产生独立发展的力量。但是，随着民族自立的经济发展，这种态势正逐渐扭转，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交流。这场交流也不是单纯的文学影响与接受，而往往与政治、哲学甚至经济、军事搅和在一起。政治风云和军事局面，常常改变着国人对欧美文学的选择。回首往事，我们常有不堪重负的心悸与失落。我们并不理解传统的精髓，却一味抛弃；我们也不了解西方的优劣，却一味接受。结果，中国文学的质量一直很难令人满意，充斥文坛的是大量的幼稚之作。这与我国应有的文学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我们不仅要有辉煌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再拥有灿烂的今天，这样未来才会明媚如春。诚然，“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鲁迅语）然后，还得送出去，自豪而主动地展示自己的文明成果。可以同样说，没有送去的，人不能算作新人，没有送去的，文艺不能算作新文艺。我们期待着这另一种“新”的文艺早日茁壮成长。

　　目前国内研究欧美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文章、专著甚多，但大多限于某一时段，或某一层面，真正对这百年沧桑作条分缕析的还不多，更不说站在宠观高度从各个角度审视这段历史了。这本小册子作的是一种尝度，但是，要想在这样小的一本册子里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无疑有点蚍蜉撼树的味道，更不说笔者力不从心了，颇有疏漏和谬误。不揣浅陋地写下这么一本，无非是想探访一下新文学发展轨迹，表达自己的某种渴望。

　　欧美文学与晚清文学

　　中国翻译欧美文学的确切时间，目前尚不知道，但其历史不会很短。据周作人《茶话·明译＜伊索寓言＞》（1925）—文记载，早在1625年就有《伊索寓言》的片断译出，书名叫《况义》。1840年，这本书又译作《意拾蒙引》在广东出版。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在宣扬基督教教义时，夹杂着西方文学的一鳞半爪。诗歌、小说、散文等体裁的文学作品翻译零星出现在国人眼前。这时的翻译正处于萌芽状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正使国人惊叹于欧美文学成就的翻译，应从林纾大量译介西方文学名著开始。1899年，林纾以冷红生为笔名，翻译法国小说家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译名《巴黎茶花女遗事》，小说经郴纾生动文笔介绍进来之后，一时有外国《红楼梦》之称，风行大江南北。严复1904年赠诗林纾时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可见其影响之大。此后，严复，梁启超等人不断在理论上倡导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而林纾等译家卓有成效的工作，更使欧美文学翻译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中西文学的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进化和平等观念的传入

　　欧美文学在这个时期的风行，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帝国主义列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屡屡入侵，尤其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震动极大。一向以天朝自居的堂堂大国，竟然败于倭夷日本，一时间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都深感中国国运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他们惊叹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此前，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派掀起的以不学习西人军事技术洋务运动，已被证明是肤浅的，并不能真正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以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为首的维新派，提倡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把西方立宪制作为他们的政治理想，开始了又一向西方学习的高潮。其间，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大量输入，严复等人的译介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

　　严复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颇有研究。同洋务派不同的是，他对西方的强大不作皮毛之解，认为必须从文化和政治方面去探讨其强大的深层原因。回国后，严复大声疾呼，力主改革政治，提倡民主，推进科学，同时，他大量译介西方学术著作，对西方的人文精神进行深刻分析，对传统封建思想作严厉抨击，给国人很大震撼。

　　严复翻译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天演论》，这是赫胥黎为阐发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写的一本专著。在译著的《自序》中，严复指出，译此书的目的在于“自强保种”，即后人所说的救亡图存。每译一篇，严复都在书后作文，用书中理论，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启发民众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例如，严复从达尔文证明“物竞天择”的理论时联系到人类社会，指出在生存竞争中，不思进取者必然处于不利的生存环境。大自然奉献给人类的实在有限。进取者富裕强盛，懈怠者贫困衰亡。因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在人类各民族间的发展也是适用的。

　　严复的学说，对晚清的思想界有深刻影响。一时间，谈论《天演论》成为时尚。达尔文、斯宾塞的名字，传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遍见各处文章。而最根本的是，一种以进化论为指导的历史观建立起来，保守落后的今不如昔历史观受到批判。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文学史观的变化，诗文的正统地位受到冲击。粱启超的《小说丛话》、刘师培的《论文杂论》都指出，宋元以来白话文学的兴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推动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因此，口语与书面文字的合一是必然的趋势，这一天终久会到来。这实际上是后来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声。

　　如果说《天演论》注重的是科学精神，而卢梭的《民约论》则注重民主精神的宣扬。粱启超、刘师培等曾著文大力介绍，译成中文后同样风靡神州。这本书以“天赋人权”为核心，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这与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动摇了它们的统治地位，对封建制度提出了挑战。由此，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也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曾被视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成了满清的忠顺奴隶，被视为叛逆恶魔的洪秀全成了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代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与此相关，对文学作品人物的评价也有质的变化。《水浒传》历来被视为诲盗之作，但现在，它是对“暴君酷吏之专制”听反抗，是“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评价　《红楼梦》，也不再称其为诲淫之作，而是因为“男女婚姻之不自由”，作者所控诉的是“为鬼为域于青天白日之间”的封建伦理纲常之“酷毒”。同时，从人性论出发，指出《红楼梦》是一出人生悲剧，它反映了在封建道德压制之下，健康的人性得不到发展，两相冲突，最后人性毁灭（均见粱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12号，1904年）。这样，从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家庭制度与婚姻制度的角度，来评价这两部奇书，无疑能更深刻的揭示作品主题和形象有真实含义，也是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的近代文学评论的一大突破。

　　总之，晚清时期，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渴望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心态弥漫于整个国家，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日益深入民心。对传统文化人们多了分怀疑，开始具有自觉的批判意识。这为欧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它标志着带有近代意识的资产阶级文学创作、理论成熟的时期即将到来。这种意识的核心是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同时又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强烈的使命感、积极的批判性，成为这种意识的另一个层面。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晚清时期的中国文学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景象。思想界的革命已经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方面，受欧美文学影响较大的有两次，即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诗界革命由粱启超、谭嗣同等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内提出，并试作“新诗”。不过，此时所谓的“新”，不只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谭嗣同、夏曾佑等人的诗作，不时引用格致术语、新旧约圣经和西洋历史典故，取材狭隘，用语生涩，并无多大影响。但它反映了人们对新文化，新思想的现实要求，体现出宝贵的试探精神，也还是很有意义的。正如谭嗣同的绝笔诗所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已看出这种满纸堆积新名词的缺点。戊戌变法失败后，粱启超流亡到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并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者说“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主张，耍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是对近代以来进步的诗歌潮流的一个概括和要求。

　　体现了梁启超这一诗论理论的是黄遵宪的诗作。黄遵宪攻击旧文人尊古贱今的文学史观，宣布他们沿习剽窃古人作品的罪状，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他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题材，贯注了新的思想，新的气象，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来未有的广阔的领域，如《今别离》四首，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现象。他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如

　　《逐客篇》、《度辽将军歌》、《哀旅顺》、《台湾行》等，都是民族危机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主题，情绪都是前所未有的，有“史诗”之称，成为诗界革命的一杆大旗。

　　小说界革命是晚清文坛的又一次文学改良运动。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人们的小说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乃“街谈巷语，道听涂　（途）说者之所造也。”君子是不会去写的。在诸子十家中，小说家排于末流，并无可观者，轻蔑之意十分明显。到了明清，梁启超看到了小说的社会作用。他把小说的发展提高到革新政治、开启民智的层次上论棕，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