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百年对语-欧美文学与中国-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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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适应，王蒙小说的结构也有了明显变化。传统小说大多有完整的故事、有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王蒙借鉴了西方小说叙述角度的快速切换，结构上的时空交换等手法。以《高原的风》为例，小说通过主人公宋朝义在客观上走到人生顶点时的内心世界的展示，将他过去的经历、追求以及对现状的沉思全部奇妙地糅合在一起；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交错重叠、涵盖了几十年的历史内容和时代情绪，虽然这些手法来自西方的意识流，但又不尽其然，时空交错的更大意义是用来裁剪作品的情节，使之详略得当，例如《布礼》中钟亦诚在昏迷状态中回到50年代，《蝴蝶》中张思远由小白花想到海云，都达到了理想的艺术效果。

　　象征手法也得到熟练运用。《蝴蝶》中庄周梦蝶恍恍惚惚的意境作为象征，真实地刻画了张思远一度丢了魂——脱离人民，又找到魂——回到人民中间的思想和人生经历。《风筝飘带》中的风筝和飘带，不仅制约着作品的构成，而且赋予作品深邃的内蕴和丰富的想象力。　《杂色》是一篇表现人的精神状态和时代精神的绝唱。然而，它没有讲一个故事，没有完整的情节，作者就是通过在那表面似乎纷乱的整体上赋予象征而完成主题的。

　　寻根小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欧美文学的引发。改革文学反映的改革之艰难，新旧体制转轨之不易，促使作家们把目光投向制约历史前进的文化因素，于是出现了文学寻根现象。文化寻根论者虽然说是为了更好地从自己民族的土壤中找到适应新的审美意识的文化传统，但这种理论明显受到美国及拉美寻根思潮的影响。

　　1976年美国出现了黑人作家阿历克利·哈利写的一部书《根》，副题是《一个家庭的历史》，描写这个家族的祖先昆肯特从冈比亚被白人贩子掳到美国后，昆肯特年幼时的自由人生活以及他和他的子孙在美国黑人奴隶制下的苦难遭遇。在美国和拉丁美洲，有许多人来自非洲和其他地区，几个世代仍有寄人篱下之感，于是他们要寻找他们祖先的来历。1981年，美国又出版了一部《哈佛美国民族问题百科全书》，书中收集了一百多篇分述美国各个不同民族的学术论文，确认民族多元论和民族差异说是有道理的。因此，文坛里出现了南北作家之分，福克纳便被称为寻根文学最重要的实践者。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200年来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各阶层人物地位的沉浮、各种类型人物精神面貌的变化，都作了生动的描绘，小说规模庞大，人物众多，时代漫长。他反复描写了南方种植园主世家飘零子弟的精神苦闷，反映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苦闷的问题。比如，如何对待祖先传下来的有罪的历史负担，如何保持自己精神的纯洁，如何去寻找精神的出路等。他运用现代派意识流、象征、隐喻、时序颠倒、对立结构等手法，使作品象万花筒一般引人入胜，在作品主旨上明显表现出寻根的倾向。

　　拉丁美洲的文学成就也因与寻根密切相联引起了中国作家注意。早在20年代，拉美就出现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到60年代已是颇具规模。它们对本民族历史、传统文化溯本求源，又有对欧美文学的大胆吸收。其中原因颇为复杂。二战之后，拉美民族意识觉醒，加上拉美社会本身复杂的现实矛盾和社会结构，奇特的地理结构和杂混的文化，如印第安人的文化，拉美的神话，令后人重生寻根兴趣，在传统中发现了欧美文学中的现代因素。这自然令中国作家欣羡不已，他们寻找的正是在厚重的文化传统中发现现代精神。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同时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它通过描绘一个名叫马孔多的小镇的兴盛与衰亡，通过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经历，来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作品中梦幻与想象、神秘传统与潜意识杂糅相融，失望与希望、厌恶与欢欣共荣并存。题中的“孤独”，既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精神孤独，又有一个民族的与世隔绝和孤独历程，同时还象征着人类精神上的无助和荒谬感，全文是颇有象征意味的，意义含混而丰富。

　　受到前述因素的启发，中国作家也打出了自己的寻根旗号。阿城表示要“强化民族文化意识”，韩少功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也就是说，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而所谓的超越，则是以现代观念重铸民族精神，去揭去一些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乡土，因为“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桶，都可能有汉魏或唐宋的投影。”他们的作品，如《小鲍庄》、《爸爸》、《透明的红萝卜》等都是成功之作。作品中主人公均为小孩，思维混沌直朴，象征着原生态的先民及其代表的文化之根。例如，捞渣象征着仁义，丙崽象征着荒诞愚昧，黑孩象征着神秘。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把视野投向了过去的年代，但已淡化了政治背景，仅有一幅感伤的气息。黑孩倍受虐待，不知饥寒，对关心他的菊子十分冷淡。他不理睬小石匠对他的爱护和小铁匠对他的折磨，在二人打架时反倒帮小铁匠的忙，只因他看到了小石匠与菊子的野合，而菊子在他心中另有一种神圣。为了寻找萝卜鲜红透明的感觉，他破坏了一片农田。神秘、虚幻、感伤，便是莫言理解的文化底蕴和现代精神，在作品中两者完美地融为一体。

　　此后，一批富有文化意味的作品诞生了（并进而影响到下一阶段的新写实小说），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和层面对民族之根作出了自己的诠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讲述了发生在商州土地上动乱世事中各类人物的悲欢离合和生死命运，透露出秦汉文化所固有的粗犷质朴的历史氛围和现实基调。郑义的《远村》、《老井》从新旧两个角度对古老的三晋文化作了揭示。韩少功、叶蔚林、何立伟等更多写出了绚丽多姿的楚文化，以及它在农民心灵中的积淀。再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则着意表现吴越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市民、农民的文化意识。邓友梅的《烟壶》、刘心武的《钟鼓楼》、阿城的《棋王》，则凸现了燕赵文化背景与表现出古老民族审美意识的苏醒，开掘民族文化心理作为历史发展的见证。这些都同样体现出作者对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

　　欧美现代派文学与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所受影响比较特别，它是在1985年文化热退潮的背景下产生的。从表面上看，它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共时的直接影响，但事实上，它是中国文学前十年所受西方文学影响积淀的成果，既保持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一些长处，又对西方的哲学观念、文化人类学及表现手法进行了比较和挑剔。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面对现实和人生，注重生活画面的逼真性和细节的真实性，注重人物故事。但是，新写实小说抛弃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抛弃了对理想主义的礼拜。对故事细节的偏重，似乎与现代主义偏重形式构筑的倾向不合，但它吸收了欧美现代派文学中对生存状态关注的文化哲学思想。所以，新写实小说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衔接的初步点，仔细考察一下蕴藏在新写实小说中的文学影响与接受中的机制，或许更有利于猜测今后的中西文学交流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

　　新写实小说中受西方影响最明显的一点是对生存状态的关注。所谓生存状态，包括两个方面：个体生存状态与群体生存状态，有时还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生存形式。个体生存状态的反映，在刘恒笔下最为突出，而刘恒作品有两个中心：“食”与“性”。作为维持个体生活和繁衍的两种方式，它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展现。《狗日的粮食》在半是赞美半是怒骂的氛围中，显示了一出围绕“食”发生的个人悲剧。天宽婆被天宽用一袋白薯干买来。为了孩子能吃上一口饭。生命的一切全围绕着“食”而大悲大喜。对她而言，她的个人生存无疑具有某种哲学意味。同时，如果放在那个时代层面上考察，则又可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畸形特质，进而暗示出群体生存的悲剧。性，是刘恒作品的另一个中心。《伏羲伏羲》中天青和菊豆的变态性爱，以及由此滋生的自虐、恐惧、自残等心理，都是由“性”而生。杨金山为了传宗接代，不顾自己失去性功能，残酷折磨菊豆。天青和菊豆的性爱则处在压抑之中，他们敢于越过人伦和社会偏见的束缚，寻找着性爱的满足。在小说中“性”成了最高主宰。我们固然也可以从中看到社会、文化与人性的冲突，窥见群体生存的形式，但这两部作品事实上都强调的是人的本能对个体生存的决定作用。

　　这种现象，明显受到弗洛依德学说的影响。弗洛依德强调性的决定作用，认为个体的生存都与性息息相关，决定着个体的一举一动。因此，在我国文学中，出现了对性膜拜的文学。人物只受到性欲和潜意识摆布，离开了社会价值、伦理道德和人生观念的拘束。应该指出，刘恒的小说写的是十分深刻的，而且社会批判力极强。但是，我们也该注意到弗洛依德学说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