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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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系统参照着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省部体制模式建置；
3、吸收了延安时代民主参议制的内容，以及抗战后多党多派的政治协商建立了〃统一战线〃及民主党派参政机制；
4、在人大与政协的民意及民众代表制度上，参考了近代西方的两院体制。
事实上，文革前的政治体制，虽然还不能说已充分体现了近代民主政治的民主精神和理念，但也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单一的专制性体制。
记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历史上的政治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寡头政体（即专制政体），二、民主政体（多数人决策），三、贵族政体（精英决策）。您认为文革前的体制是否与此有关？
何新：应当认为是精英（即高级干部）决策的权威体制。孟德斯鸠是近代西方政治理论之父。严复在19世纪末曾翻译了他著的《法意》。《法意》在60年代有一个新译本，就是《论法的精神》。幸运的是，70年代我流浪北京时从商务印书馆搞出来的那批书里面，就有这本书。
孟德斯鸠将国家主权划分为三大权力：（1）立法权；（2）行政权；（3）司法（护法）权。
这是一种古典式三权划分，其理论来源是古希腊，但这种划分是不全面的。
实际上，国家权力还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4）统治集团成员的任免权、继承权。（5）军事权；（6）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的制订和解释权。
孟德斯鸠法制思想的核心原则，我认为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多数作出决定的主权原则，即所谓〃民主〃。二是必须用权力去限制权力，以此防止对权力的滥用。
11、文革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记者：那么您如何分析文革时代的权力结构？您认为这种权力结构与文革前有何变化？文革中的政治制度属于什么类型，它又是怎样形成的？
何新：你向我提出的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记者：那么我换一个方式。您认为孟德斯鸠式的这种主权划分适用于中国吗？
何新：毛泽东在1954年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极为重要的名言，这段话在《毛主席语录》中列为第一段。它的涵义包括两点：
（1）党是最高决策机构
（2）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
因此，在文革前的国家体制中，决策核心是党的政治局，形式上的最高立法机构是人大。咨询机构是政协。行政权的最高机构是国务院，统帅着各省、部、委（国务院总理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与决策，然而党的纪律约束着他不能独立行政）。
最高司法权是高法高检。但实际上，司法及检查权也是从属于党的领导的。
文革前的宪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拥有立法权，即最高决策权。但是，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最高决策机构。真正的最高决策核心并不在人大，而在党，在党的政治局，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会。
当时政治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对马列主义的忠诚性，是决定官员任免及权力配置的决定性基础。
在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时期，党的政治局确定了
毛泽东个人在重大军事、政治、人事决策上具有一票否决的最终决策权。这是导向文化革命时期否定政治局集体领导，导向毛泽东个人决策的权力根源。
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党领导的一条红线贯穿下来。毛泽东称之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领导立法、领导行政、领导司法。还通过中央军委领导军队。在这种体制下，由于党领导一切，因此国家主席（名义上的军队总司令）也好，委员长也好，总理也好，作为共产党员都要服从党。其职能都不是独立的。
一旦党的最高领袖作出决定，例如发动文革，他们就没有合法反对的可能性，必须服从。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周恩来是总理，陶铸是中央文革顾问，还有众多开国元老，革命元勋虽然对文革不满，但却在代表党所确立的新的权威核心中央文革小组面前，在面临其打击下，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就是由于这种体制剥夺了他们提出异议，特别是实施否定意志的合法性。
他们作为党员必须服从党。必须服从党的主席，及他委任的中央文革。作为个人，他们在体制（组织）面前是微小的。任何反抗，都是〃反党行为〃，从一发动就丧失了政治上的合法性。
记者：那么，党内民主呢？当时是否存在吗？
何新：在文革前，1962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曾经作过一个重要讲话，主旨就是讲党内民主问题，讲党的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讲话的原则是高度民主的，可以认为是中共〃八大〃所确定的民主原则的继续。
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似乎对这个讲话并不满意。证据是，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曾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重新整理这个讲话（这也是意味深长的），准备作为中央文件向下发。但上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当时扣住未发。
实际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1957…1958年曾遭到破坏。特别是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两位中央副主席），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并将其罢官后，党内民主已复到限制。在1966年以后，中央政治局逐渐由多数决定的党内民主制，变成毛泽东一言定乾坤的个人专制。所以文革可以认为是一场〃政变〃。文革实际上是政变。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回忆文章中曾说，这是刘少奇在被捕前对王光美讲的最后看法。
在某种意义上，刘少奇讲得是对的。因为文化革命确实是违反宪法程序、也违反中共党章的一次以群众运动（大民主）形式，全面改变国家民选合法领导层的准暴力政变。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步树立的。但实际上，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才赋予毛泽东最后决定权，才使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袖的地位。这种地位，与政治局的多数决定（即集体领导）原则，是有矛盾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睿智独断，主要也必须依靠他的个人天才，他个人的雄才伟略，包括他的知人善任。
中共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特别是三年解放战争的惊人胜利。
但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天才和政治天才，但并非一位经济天才。（据说毛泽东很讨厌货币。）在建国以后，在国家工业化问题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毛泽东与政治局多数意见发生过多次矛盾，他都以个人权威压制了政治局中的多数意见。
彭德怀庐山会议后曾反思说：
〃毛主席对中国历史、对马列主义最成熟、最精通，过去离了他还真不行。我们吃亏就在此，后来也认为只有他才行，他说了就算数。这样的事也怨不得哪一个，历史形成的。〃彭德怀语，见其侄女的回忆录。
记者：在中共八大上，曾经提出批评个人崇拜问题。
何新：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局借助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所形成的国际共运民主化的新形势，在中共党内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问题，并在党章中删除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在会后不久，毛泽东在经济速度问题上，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所代表的政治局多数发生了一次尖锐分歧。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是右倾保守思想的党内代表，〃离右派只有50米〃。在压制了〃反冒进〃派反映的党内不同意见后，毛泽东即亲自发动大跃进，亲自站在领导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但是大跃进全线失败，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引起党内不满。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当时在庐山上差一点就形成多数人支持或同情彭德怀的局面。
毛泽东在批彭后，向党内的批评压力下主动让步，退出经济领导的第一线，还政于政治局集体领导，并且自己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1960…1965年的5年间，中共党内民主和批评的空气有所高涨（这正是导致〃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社会批评性舆论出笼的背景）。
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并举起在国际上反修批苏的旗帜，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开始修正中共八大路线。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已经公开批评了八大对社会形势的判断是错的。
但是，毛泽东对八大路线的这种修正，在政治局，在高级干部中遇到抵制和阻力。因此，1963年开始，毛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目的都是从思想和政治上解决对党的领导权问题，同时抑制不赞同其路线的党内（多数）不同政见。
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1967年发生的二月逆流，实际是政治局多数聚集在周恩来周围，对直接贯彻毛意图，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一次直接抗争。
但事态发展的结果，是根据毛的意见，废黜了政治局，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会取代了政治局办公会的地位。
这实际又是一场政变。
〃九大〃通过政治结构的改组，确认了文化革命这场高层政变的合法性，将文革派成员吸纳入政治局，并彻底废黜了刘少奇。
从此以后，毛泽东个人在党内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予取予夺，朕言即法。党内的民主，直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12、钓鱼政策
记者：在文化革命中，以你当时的身份，你思考这类重大问题是令人感到很奇怪的。
何新：那也是不奇怪的。因为事实上，当时恰恰是毛泽东要人们，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思考这些问题。
只是奇怪的是，他既号召大家思考，却又要求人们只能作出一种答案，就是当时报刊社论中提出的那些论点。而不允许有别一种声音，别一种意见。结果，象我这种真的认真思考问题的人几乎都当了反革命分子。
记者：这是不是统一或管制人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呢？
何新：的确是。在阶段性的意义上，这种管制思想的政策对于统一人们的思
想，是会具有一时效果的。毛泽东在军事上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先退一步，后发制人。
王震副主席生前曾和我谈过一件事。他说1946年毛泽东派他率359旅南征前，找他谈话。告诉他如果遇敌，不要先攻击，而要退兵，退一百里不够，要退避三舍，退它三百里。不退够，不要打。实际上，在政治斗争中他也经常运用这一原则，例如在庐山会议上对付彭德怀，在文革中对付刘少奇。
但是，在处理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他也运用这一原则先号召人们出来讲真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出各种不同意见。但这种动员实际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