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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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派公开宣称：

　　我们的经济学并不是研究人类普遍利益的个人经济学（这是针对斯密理论的），而是首先关注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作为单位的〃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经济学。李斯特《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07页。这个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

　　李斯特（1789…1846）与亚当·斯密几乎处于同时代。他为了德国发展民族工业的利益而强烈反对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我认为他这样做非常有道理。　

　　李斯特指出，如果按照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办，落后的德国当时就不应当发展民族工业，而只应当发挥自然禀赋为英国提供森林（木材）、煤炭和粗加工品。李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密的这种主张不是一种理论，而是英国的一种世界政策或〃战略〃，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德国一类国家永远处在工业落后的初级产品供给国地位上。

　　李斯特说：〃斯密的理论认为，哪里的货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至于本国工业由于外贸输入而一败涂地，在它看来是无关重要的。〃他指出，英国长期对法国实施纺织出口补贴制度，〃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内以及低价格获得生活所需的纺织品，但法国的纺织业却因此一败涂地。几百万纺织业者沦入失业乞讨生涯。〃《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29页。

　　而我想指出，最近美国与法国、与欧共体正为农产品贸易和补贴问题打得不可开交。事实上，美国出口农产品得到国家补贴，价格比欧共体自己的农产品便宜得多，为什么法国农民不干呢？对这个问题，在斯密的理论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但是李斯特的理论，对此却有很好的解答。

　　李斯特指出，斯密的贸易理论可以说蕴涵着让工业发达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而摧毁、征服不发达国的一种计谋（战略），可以看作近代史上的一种〃特洛伊木马〃。我最近看到关于匈牙利民族工业在新古典经济政策的引导下，被廉价西方进口货大规模摧毁的一些新闻报道。这不禁使我回想起了李斯特的以上看法。　

　　李斯特的著作中还强烈地指出了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培育和壮大本国的产业生产力和出口竞争力，而不应当是破坏本国的生产力。

　　我个人认为，当我国即将参加关贸总协定时，我们特别有必要认真回顾和思考一下李斯特的理论和告诫。

　　说到底，在加入这个组织后，中国的市场将对外国产业扩大开放程序，而世界市场也将向中国开放。这其间必然有得有失。得失如何？得多少失多少？细心谋算谋算没有坏处。　

　　但是，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太天真，切不要相信那种骗人的新古典理论，真的认为只要听任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国家不作任何干预，世界市场就会让中国人获得最大的利益。

　　中国人必须权衡得失，必须精打细算，必须运用高明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和战术，既谋求世界市场对我开放的最大利益，又保护住维系中国民族经济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

　　9、熊彼特论斯密崇拜及其自由主义理论

　　记者：亚当·斯密是反对重商主义的。他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和开放市场，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控制主义、市场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他要求在世界市场中扫清贸易壁垒。在近年中国的改革中，有人提出〃回到亚当·斯密〃，倡导〃看不见的手〃，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何新：我认为，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早期经济政策中具有逍重的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所以才有人举起斯密的旗帜来反对它。

　　张五常一类术士于80年代末在中国经济学界制造了一个斯密崇拜的小浪潮。但是，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对于经济学史的无知。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指出，亚当·斯密实际是一个相当缺乏才华的平庸人物。斯密在理论上非常缺乏创新和原创的能力。他只是前人理论的〃综合者〃而不是任何新观点的原创者。

　　熊彼特指出，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斯密首创的，而是重农主义和魁奈提出的。〃19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实际上当然都可以追溯到魁奈那里。〃包括所谓〃经济人〃的理论：

　　〃《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

　　一些人把斯密的著作吹捧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这些人心里想到的，当然主要是斯密所鼓吹的各项政策，如自由贸易、自由放任、殖民政策等等。即使斯密所鼓吹的政策与本书的论题有关，也不会因此而得出与上面不同的结论。〃

　　〃《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的伟大是在于，当时正是需要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斯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例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他实际上不喜欢普通常识以外的任何东西。斯密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考验了读者的忍耐力，但他却没有考验读者的推理能力。他干得出色，不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而且也因为他未能做的事情。而亚当·斯密的运气很好，他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他鼓吹的是现成的东西，所作的分析也是为这些东西服务的。〃

　　〃大约五十年中，直到约翰·穆勒的《原理》（1848年）问世为止，普通经济学家的思想大都是由斯密提供的。在英国，李嘉图的《原理》（1817年）对斯密是一严重挑战。但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大多数经济学家还跟不上李嘉图的步伐，斯密仍享有支配地位。于是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没有哪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记者：熊彼特认为斯密的自由主义原理实际上都是来源于重农主义？

　　何新：对，特别是法国最著名的重农主义者魁奈医生，实际是斯密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创者。熊彼特指出：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明确提出这种原理的人，那么我想魁奈的行为法则应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法则就是：以最小的牺牲，或者像他继续说明的，以最小的劳动、痛苦，以求得最大的满足。这一法则或原理的重要性，如果从理论形式或者也可以称为经济学的纯粹逻辑的角度来考虑，主要在于提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理论的基本问题是最大化的问题。魁奈用以提出这一原理的享乐主义的外衣，其重要性在于，从时间上来说，它使他在功利主义社会哲学史中占居显著地位；毫无疑问他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他还是另一学说的创始人中最重要的一个，这就是后来所谓完全竞争的最大化学说（请参阅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531页）。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让每一个人自由追求他一生的私利，那么全社会所有成员合在一起，其欲望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在整个十九世纪，这种学说被大部分非社会主义的知名理论家无条件地、或略经修改地加以传播，必须指出，这种学说的基础一开始就多么脆弱。严格地讲，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是十分正确的。不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某些假定也可以举出对它有利的证据。有一点我希望引起读者注意：那就是魁奈从来没有打算证明它。在他看来，它似乎不需要加以明确证明。他显然这样想：如果每一个人都力求实现最大的满足，则所有的人都自由而然地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这门科学中最优秀的头脑之一，竟能满足于这样一个显然没有前提的推理方式，这一点很发人深省：在经济科学中思想缺乏严密性和条理性，其危害性比政治上的偏见还要大。　

　　重农学派的口号〃个人利益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这不过相当于后来亚当·斯密所说我们之所以有面包，不是由于面包师的仁慈，而是由于他的自利之心。A、斯密小心谨慎，没有在这一点上过多地做文章。特别是他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可是魁奈断言了竞争社会中各种利益之间的普遍协调或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这一点出发，进一步断言阶级利益的普遍和谐，因而使他成为十九世纪调和主义（萨伊、凯里、巴师夏）的前驱。〃

　　魁奈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先驱。熊彼特说：

　　〃他的人口理论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比马尔萨斯先走了一步。〃

　　记者：你前面曾谈到斯密的理论涵有矛盾的因素，并且成为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先驱。

　　何新：熊彼特指出：

　　斯密明确支持了一种后来在十九世纪的经济学中特别是在英国很流行的理论倾向，并帮助它取得了胜利。这种理论把利润看作是资本家阶级的基本收入，因而认为利润（实质上）是由于在生产活动中使用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实物（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在内）而得到的收益，认为贷款利息只不过是这种收益的派生物。即便是企业家，或实业家也没有任何特殊职能，他们除〃监督与指挥〃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驱使勤劳的人干活〃从而侵吞其一部分〃劳动〃产品的资本家或雇主（第六章）。这种观点显然具有马克思主义意味，亚当·斯密持有剥削利润理论，虽然可以说他对这种理论作了提示。因为他也强调了风险因素，并谈到雇主垫付了〃全部物质材料和工资〃。

　　斯密从其成本价值理论出发，自然而然地虽然是错误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地租现象只能归因于对土地的〃垄断〃。这里也许最好指出道理何在，因为斯密蹩脚而前后矛盾的论述以及十九世纪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不必要地模糊了这种区分的含义。根据斯密的说法，生产性劳动者可以再生产出雇用他们的资本所具有的价值外加利润；而非生产性劳动者或是出卖劳务，或是所生产的东西不产生利润。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萌芽。用这种意义来解释，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也不无道理。

　　10、中国加入WTO是在钻圈套吗？

　　记者：中国已即将加入WTO，你如何看待此事？　

　　何新：对于立即加入WTO，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适时选择。但是，我也不认为进入它就是一场必然的灾难。最近见到国外一个评论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为商业、投资和思想越来越自由的流通敞开大门。不管是好是坏，它将重新塑亚洲的经济，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将重塑亚洲社会。对于领导这个人口超过世界1/5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如果突然开放最后被证明给经济带来的伤害实在太大，那么它还是一场重大的政治赌博。

　　对这些领导人来说，所得到的报偿是巨大的经济发展和在全球影响的扩大。

　　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位重要顾问克劳德·斯马亚说：